茶馆
茶馆好比一扇窗户，我们可以通过茶馆，了解国家如何管控民众的娱乐生活、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之间的连续与断裂、公共生活的复苏与公共领域的扩展，以及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所展示的生命力等等。
在晚清至民国期间，大众文化一直与精英和国家之间开展对抗。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娱乐与大众文化的传统形式逐渐消失了，但是公共空间、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始终顽强地喘息生存，一旦有了机会，便又复苏和发展。
改革开放是公共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国家把重心放到了发展经济上，减少了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公共生活也逐渐复苏。新兴的商业文化对茶馆和茶馆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过，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也从未完全置身于社会和文化生活之外，仍然力图施加影响，也积极介入消费和经济文化。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找到了一种新的更微妙的方式去影响文化与娱乐。虽然人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前往公共空间，享受公共生活，与此同时，国家也一直积极参与到大众文化的创造之中。换言之，改变的只是国家的管理策略与方式，国家自始至终都维持着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巨大影响。这些变化，都可以从小小的茶馆里看到。
本文节选自王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
所谓“吃讲茶”，就是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发生纠纷的时候，请一个中间人到茶馆里进行调解。受到新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吃讲茶”这类传统活动其实是持批判态度的，例如，李劼人就对茶铺讲理提出了批评。因为在“吃讲茶”的过程中，有时可能会出现斗殴，甚至造成伤亡，连带着殃及茶铺。每当这种不幸发生，街首和保正就会出面处理，要求参与打斗的人赔偿茶铺损失。李劼人说，这些茶铺会抓住机会，把过去的破板凳、破茶碗都拿出来，要求赔偿，而且他还嘲讽说，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茶铺看到有人前来评理会感到很开心。李劼人的描述当然是很生动的，但是，档案和报刊资料都显示，茶铺老板其实非常害怕“吃讲茶”引发暴力冲突，因为这种事件不但会把顾客吓跑，还会导致茶铺无法营业，由此造成的财产损失其实是难以完全弥补的。所以，在使用文学资料的时候，必须持批判的态度。
事实上，“吃讲茶”这种民间调停活动是当时基层社会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之所以接受去茶馆讲理，是因为，茶馆向来都广纳四方客人，管他三教九流，一律热情接待。而在这样一个公共场所处理争端，实际上就暴露在了公众的密切关注之下，迫使判决者或调解者必须尽量保持“公平”，不然的话，民众的舆论会对调解人的声誉不利，这也就是“吃讲茶”为什么会成为社会调解的同义词。而这种活动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使得官方的“司法权”在基层被分化了，换言之，它是一种抗衡官方的民间力量。茶铺讲理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小问题，背后却隐藏着这样一个地方权力结构的大问题。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官方很早就开始试图对这种情况加以控制。自晚清改良以来，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时期，政府不断向茶馆提出要求，汇报诸如“土匪”“特务”这一类人员在茶馆的活动。面对这类要求，茶馆经常是敷衍对待。作为小本生意，茶馆是得罪不起地方豪强的。
对地方戏剧目的审查、取缔，其实早在晚清、民国时期就有了。比如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就要求审查茶馆里演出的脚本，只不过因为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不够强，这种检查常常流于形式，大多数茶馆都不会遵守这方面的规定。
在《茶馆》第二卷中，我把“打围鼓”作为重点案例进行了分析。在晚清、民国的成都，业余戏曲爱好者在茶馆中非常活跃，他们会定期到茶馆聚会，大家围坐打鼓唱戏，俗谓“打围鼓”，也叫“板凳戏”。这些参加者不用化装，也不需要行头，自己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这种免费表演经常会吸引一大群观众，一些参与者后来甚至成了专业演员，这种在茶馆里进行的非正式练习，为他们后来的卖艺生涯奠定了基础。
但是，到1949年以后，新政府认为这项活动是“旧社会袍哥会门中川戏玩友借茶馆场地清唱消遣的一种形式，实际等于帮会俱乐部的堂会”，等于给“打围鼓”判了死刑，很快它就“与袍哥活动同时绝迹”。1950年，成都曲改会筹备会成立时，由于围鼓没有得到政府承认，有一些“围鼓玩友”就以木偶戏、灯影戏演员的身份登记入会，也就是说，当时无人将表演“打围鼓”作为职业，它只是一种业余的娱乐活动。到了1953年9月，“打围鼓”又复苏了，政府对这种不合法的聚众活动十分关注。1954年1月，成都市文化局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参与者“成分极端复杂”，有曲艺艺人、小商店老板、手工工人、“自新人员”、流氓、娼妓、“旧日川戏玩友”、川戏教师、“反动军官家属”等。他们都“以演唱为副业，并非一贯职业艺人”。根据这个调查，“打围鼓”已经从过去的自娱自乐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他们每晚七八点钟开始“营业”，“大鼓大锣喧腾”，演唱“既不严肃，戏码也极芜乱”，以迎合“低级趣味，卖座赚钱”为目的，甚至演唱“诬蔑历史英雄”的戏目。随后，经过一系列的部署，成都市政府彻底取缔了“打围鼓”，这项活动只能在社会的角落和缝隙之中求得一线生机。
事实上，当时在更大的层面上，各种大众娱乐都面临着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是有计划、分步骤的。例如，针对曲艺艺人，首先会展开调查。而调查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宣传动员，采取小型座谈会、个别访问的形式，动员大多数艺人都来积极学习文化部的指示，同时，还要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第二部分是普查，全面了解艺人各方面的历史、政治和学习情况；到了第三部分，基于之前的动员和普查结果，会开展进一步的工作规划，审查过关的曲艺艺人会获得演出证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茶馆比较凋零。不过，一旦条件具备，茶馆就迅速复苏，重新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并且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继续服务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而麻将是茶馆——尤其是街角小茶馆——最为流行的活动。2000年10月，成都发生了中国第一起由打麻将引起的法律纠纷。其实事情很简单，就是某个小区的一位女士因为受不了居民活动室日夜不停的麻将声，将居委会告上了法庭。这起麻将官司的第一次法庭听证会可谓全国瞩目，此后却迅速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官司还没有判决，这位女士就“消失”了，随后更是搬离了那个小区。
通过这起事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改革开放以后城市文化几个方面的重要变化。跟上世纪50至70年代对社会文化强有力的直接管控相比，到了这个时期，管控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松动，人们的权利意识日益凸显，开始重视对私人空间的保护，相对应地，另外一些人则是努力保护他们的公共空间和娱乐活动。如何理解、处理以及平衡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尤其是个人之间、集体和邻里之间的多层次复杂关系，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居委会作为调节两者之间矛盾冲突的中间人，会显得吃力不讨好。居委会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最基层实施者，可是，国家对打麻将的态度是既不鼓励也不反对。这是因为，一方面，打麻将长期以来就被认为是某种“落后”“腐败”的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麻将不需要很多资源，是老年人的一种合理的娱乐选择。从经济角度而言，对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政府是通过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娱乐活动来进行更为宽松和大众化的社会管理，以此应对公共空间的大众娱乐需求。
成都退休大妈在茶馆打麻将，王笛2003年摄于成都一家茶馆
更进一步，从宏观层面来看，成都的政府、媒体和社会各界精英其实面临一种两难的处境。一方面，虽然很多人都很喜欢打麻将，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让整个城市因为麻将而被“标签化”，担心这样会损害城市形象，因此很少有专家学者愿意为这种生活方式辩护；另一方面，尽管有不少人反感打麻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这个最流行的娱乐活动。正因如此，这位女士站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甚至称赞她为“反麻勇士”，对“扰民麻将”大加鞭挞。早在晚清时期，民众娱乐活动就一直受到政府和精英的关注和批判，麻将也不例外，从来都是社会改良者和政府执意批判和锐意改革的对象。时至今日，茶馆和麻将不但没有消亡，反而越加欣欣向荣。从这个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如何和传统生活方式融为一体。现代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天翻地覆式的，其中当然有断裂，可是也有连续。打麻将的社会大环境从20世纪早期就开始变化了，可是身处今天的茶馆之中，放眼看去，这项游戏的核心属性——娱乐、赌博和社交——与过去相比，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我们生活在日常之中，生活在公共空间之中。今天讲到城市，就一定要讲到公共空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公平地进入和分享的地方，而且我们每天在那里进行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什么叫公共生活？我们一旦从家里进入到一个公共场所，那么我们考虑的就不是隐私，而是考虑社会的联结，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和大家一起在公共空间中进行公共的活动。
在公共空间，我们可以进行信息的交流，我们可以进行感情的联络，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9世纪20世纪初，当我们没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的时候，成都的茶馆承担了这样一个任务。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是非常简单的事，就是一张茶桌。2020年的冬天，由于疫情的防控，我已经有一年没从澳门回到成都了。我就把2019夏天在成都彭镇观音阁老茶馆拍的照片拿出来看，当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打牌的老大爷很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是我又对他没有任何记忆。
后来想起来，我在2015年秋天也到过观音阁茶铺，也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我就去把那些照片找出来，一张一张地找。结果就发现了这位老大爷。因为他的面部特征特别明显，2015年那些照片我是反复看过的，所以虽然我当时没有特别地注意到他，但是他的形象在我的头脑中间已经不自觉地留下了印记。
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拍这些照片所捕捉到的人物，完全是随机的，但居然相隔4年，同一个人出现在我的镜头中。我想这后面是不是有什么故事？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那时候是2020年的年底，我也回不去，我便联系在四川大学的朋友，帮我找了一个研究生完成这个任务。我把这些照片发给他，给他写了一个详细的指示，一步步怎么做。
这个研究生去了，就像我所想象的，老大爷还在这里，研究生知道了他的名字，姓甘，知道了他的背景。我在2021年的夏天终于回到了成都。我马上又去这家茶馆，我就是想去找甘大爷，他仍然在那里，后来又去过几次，都能见到他，他永远没有让我失望。他的牌友叫胡大爷，每一次去观音阁老茶馆，甘、胡两位大爷都在那里打牌。
显然，茶馆对于这些老人、对住在附近的居民，是多么地重要啊！茶馆就是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观察，我觉得八年的跨度，从2015年到2023年，对他们来说，时间就像凝固了一样。我认为，像茶馆里的日常生活，这种没有什么剧变的状态，这种对未来有预期的和平生活，才是日常，是值得特别珍视的。这难道不是我们普通人最宏大的叙事吗？
过去我们讲历史，就要讲轰轰烈烈，要讲改良，要讲革命。其实，对老百姓来说，没有大变化的日常才是最重要的。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面临剧变实际上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经常可能是灾难。所以我们不应该盼望那种剧烈的、波澜壮阔的时代，每天能够按照日常轨迹生活的时代，那是我们的福气。历史上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记载的时代，往往都是和平安定的好时代。那些人为打破这种和平，试图以“做大事”以无数生命作为代价，来青史留名者，无论有什么冠冕堂皇的名目，都只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转折，就是从实体的空间（physical space）到虚拟的空间（virtual space）的转化。在过去的社会，不管是茶馆也好，餐馆也好，酒馆也好，街头巷尾、桥头、公共广场、咖啡馆、酒吧等等，在这些地方人和人之间都可以进行面对面的双向交流。
但是，报纸和其他印刷品、广播、电视出现，我们坐在家里得到信息，是单向的，没有交流。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在虚拟空间里，我们则可以进行双向交流，虽然我们并没有面对面。网络虚拟空间，确确实实是改变了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的形式。
因为交流不需要面对面，进行互相之间的谈话甚至不一定需要认识，不需要知道彼此的面貌，不需要知道彼此的姓名，甚至我们都不需要知道彼此在哪个国家，彼此的性别年龄、政治观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然我们的交往是扩大了。在网络虚拟空间，可以通过文字、声音、画面进行交流，我们也可以面对面，可以完全在世界不同的角落进行沟通。当然这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到底我们的这种沟通是不是行之有效的？
因为我们没有面对面，我们也可能是可以完全无所顾忌地说编造的东西。这会不会成为无效的沟通？因为我们只是把网络作为发泄的渠道。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我们也可以特别地真诚，因为我们不认识，彼此没有利益关系，可以完全把心扉打开，把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讲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因为没有任何负担，不用担心讲得不正确。
网络这样的虚拟空间，实际上也确实重塑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模式。由于我们有了网络，我们可以独处。我们也不用每个时刻都希望与人交流。需要找朋友的时候，也可以立即在网上进行对话，甚至可以视频。那么实际上面对面的交流减少了，而且我们越来越少地进入实体的公共空间。我们可以待在家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参与公共活动，可以听讲座，可以参加会议，可以听音乐会。那么是不是还有必要到实体的公共空间去？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选择。
而且，独处变得比过去更惬意了。过去如果要单独待一段时间，会觉得相当困难。但是现在由于我们有了网络，有了手机，有了电脑，我们觉得可以非常容易地度过一天，甚至度过一个星期、一个月。所以这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网络能够满足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对知识的需求，我们对娱乐的需求，虚拟的网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那么，由此也产生一系列问题，网络连接了我们与世界吗？还是可能造成了隔绝？多年前，我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住在白金台东大的宿舍，一个有全套设备但是非常小的房间，我在那里住了7个月，写《茶馆》英文版的第一卷。我常一个星期都不出门，但坐在电脑前，仍然可以通过网络连接世界。那时我常想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这个古代的说法，网络使这成为可能。坐在那个小小的一个人的世界中，我可以知道外面大世界上发生的任何新闻。如果需要什么资料，马上就可以通过网络查到图书馆、档案馆，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与世界有任何隔绝。
我就在想，我可以一个星期不出门，到底我们是变得越来越封闭，还是越来越开放？我们到底是拥有了更多的思想交流的机会吗，还是实际上网络是把人与人之间隔开了？沟通变得更容易了吗，还是变得更困难了？我觉得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怎样处理实在的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关系。
到底未来我们怎么办？能不能回归实体空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人是社会的动物，虚拟的空间绝不能代替现实的空间，我们人需要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接触。但是怎样走出虚拟的空间？
现在确实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已经生活在虚拟的空间。他们长大在网络时代，手机就可以取代一切，他们甚至更愿意用手机进行交流，而不愿意进行直接的沟通。怎样让他们走出虚拟，进入现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城市规划者、管理者、设计者要思考的问题。
怎样能创造出有足够的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让我们走出房间、走出虚拟、回到真实的世界？必须要打造这样的为人们提供优质服务的公共空间，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在建设现代城市的时候，我们应该努力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让人们能走出家门，进入到公共空间，参与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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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王笛丨《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
本书是历史学家王笛关于中国城市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总结。该书一反作者过去实证和个案研究的风格，把历史研究的具体问题放到更抽象的层次上。宏观与微观、利用文学和图像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方法论、新文化史的取向、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以及新城市史研究的路径、城市文化与公共空间研究的基本概念、日常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关系等等，书里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本书显示了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史学素养，我们得以了解王笛那些脍炙人口的专题研究后面的深层思考，让我们看到那些理论是怎样转化为实证和经典的个案研究的。在结论部分，作者比较了柯布西耶、芒福德和雅各布斯对城市发展的三种不同理念，对我们今天认识中国城市皆有非常大的启发。第一编《书写城市的日常史诗》是专为此次修订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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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 |《消失的古城（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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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 |《历史的微声》
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就是对书的评论，展示了历史学家王笛近四十年读史观察，也可以说是他的阅读史，就此可以窥见他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思考。发现“历史的微声”，也就是去倾听民众的真实声音。
收入作者在中英文学术杂志以及大众媒体上发表的书评，其中在权威刊物《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亚洲研究季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发表的英文书评，皆是第一次翻译成中文出版。
作者绘制了十九幅人物插图，传达出海登·怀特、费正清、史景迁、孔飞力、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杰出学者的神韵和思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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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丨《那间街角的茶铺》
《那间街角的茶铺》，是历史学家、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王笛的新非虚构历史读物。作者以1900—1950年的成都茶铺为中心，运用田野调查、官方档案和小说诗歌等资料，以微观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深描的文学写作手法，生动展示了成都茶铺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以及在那个公共空间中呈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这本书也是继续践行“为民众写史”这个历史使命。写历史，需要有细节；有细节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似乎缺乏宏大的叙事，但是却为宏大叙事提供了支撑。那些似乎不经意的鸡零狗碎，却是回归历史现场的定海神针。——王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