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新文学史料》2024年第三期，原标题《轮椅上安静的梦想家——1995年藤井省三对史铁生的访谈录》，作者童江宁。因篇幅所限，有删减）
作家史铁生逝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了《史铁生作品全编》。该书共十卷，被认为是“迄今收入作品最全的史铁生文集”。其中第十卷收录了史铁生相关访谈与对话共计19篇，时间跨度为1985年至2006年。
近日，笔者在日本图书馆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在《SUBARU》①杂志发现了一篇1995年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对史铁生的日文访谈记录，失收于前述《史铁生作品全编》及北京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史铁生全集》。
作为日本五大文学杂志之一，《SUBARU》于1995年5月推出中国现代文学特辑。该特辑的“重头戏”是以“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连续访谈”为主题，发表了藤井省三分别对三位中国现代作家的访谈记录，其中包括史铁生以及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
1995年日本《SUBARU》杂志上的史铁生访谈查阅历年《SUBARU》杂志可知，藤井省三于1995年至1998年期间，担任“SUBARU海外文学事情”栏目专家，主要负责大中华区文学近况介绍。藤井省三时任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多年活跃在日本文化界，在各种媒体对中国文学、文化进行评析推介，推进了日本乃至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接受。②
藤井省三之所以选择采访莫言，且将他列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之一，自然与莫言的文学成就及其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程度密切相关。在此次采访之前，诸如《枯河》《红高粱》等莫言作品就已经在日本得以译介，并获得诸多好评。藤井省三本人亦为这一时期莫言作品的主要日译者。③藤井省三对莫言的首次访谈记录也于1992年4月刊登在日本杂志《海燕》上。④可以说，作为“助推莫言文学在日传播的第一人”，藤井省三与莫言相交甚笃。
藤井省三而在访谈之前，藤井省三与史铁生的交集鲜见。藤井省三在访谈中所说，他仅在东京大学讲授现代中国文学课程时，和同学们一道阅读、探讨过史铁生的作品。笔者通过电邮向藤井教授询问得知，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山口守⑤教授在中间扮演了“介绍人”的角色，他作为《插队的故事》及《车神》的译者，山口与史铁生深交多年。⑥据笔者目力所及，藤井省三或是第一位采访史铁生的外国人。⑦
当然，藤井省三之所以采访史铁生，根本的原因在于史铁生本身及其作品自成话题——“残疾人作家”“知青文学”等。不仅如此，自1987年日本德间书店出版《现代中国文学选集3史铁生卷》（收录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午餐半小时》《命若琴弦》《奶奶的星星》《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足球》）以后，小说《我之舞》《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老人》《毒药》（分别载于日本《季刊中国现代小说》第一卷第3、第11、第28、第30期）等日译本相继问世，《知青一代的作家——阿城、史铁生、曹冠龙》《史铁生的〈自言自语〉》《“试验”与“理想”——新时期的史铁生》等⑧史铁生相关学术论文频现，这些无不说明，史铁生在日本拥有着较高的受欢迎程度和较广泛的阅读群体。
在访谈录中，藤井省三主要就史铁生学生时期、插队时期及当时所阅读的书籍进行了提问；史铁生也谈到中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主要是经济收入）、中国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使命等问题，并对莫言作品有所评价。该访谈录也呈现出史铁生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发表前夕的真实状态，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笔者将该访谈录翻译成中文，在此发表，以期为研究作家史铁生提供史料。访谈译文如下：
轮椅上安静的梦想家
藤井省三（以下称“藤井”）：史铁生先生，您曾经在《我与地坛》（收录于《自言自语》）一文中写道，您几乎每天都会独自摇着轮椅去地坛公园。您最近还经常去那里吗？
史铁生（以下称“史”）：我仍然像往常一样散步。但实际上，四年前我搬到了现在这个房子，因此很少去地坛公园了。我现在的代步三轮车是电瓶的，长途出行会有电池耗尽的风险。
藤井：昨天，我拜访清华大学中文系时，翻译了大江健三郎作品的副教授王中忱先生带我参观了附属中学。在校园里与同学们打招呼时，他们都表现出少男少女特有的青涩与腼腆，但同时我感受到了他们的聪慧。这让我再次想起，清华附中历来是北京数一数二的名校，史铁生先生您曾经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您在清华附中时期，最爱阅读的书籍是什么呢？
史：我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附中。1969年，我还未升入高中就插队到陕西的一个小山村。那时我还很年轻，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作家什么的。也就更不用说考虑未来的道路了。可能只是随便读读身边有的书。那个时候能读到的书也不多。
您在在那一阶段有什么爱读的书吗？
史：插队期间，我确实多少读了点书。这是因为一块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一些自己家里的书。印象较深的大概是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哲学书更少，我记得读过黑格尔，但我没读懂。我记得还读过南斯拉夫的吉拉斯的《新阶级》。
《新阶级》是一本社会主义国家学者批判干部特权化的书籍，郑义也曾在他的作品中提到，他读过这本书。在俄罗斯以外的外国文学中，您还有什么爱看的书吗？
史：我读过的日本小说大概也就是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了。一些美国小说也以内部发行的形式流传。我记得有一本书叫作《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里面还有一篇标题为《爱情故事》的小说。⑨
一年前，在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山口守翻译了您的《遥远的大地》。⑩去年，我也在东京大学秋季学期的现代中国文学研讨班上，让一、二年级的同学阅读这本书。研讨班中大约有六名学生，其中包括学理科的孩子，还有棒球队投手什么的，尽管人数不多，但研讨班非常热闹。
关于《插队的故事》，译者山口在解说中提到：“这部小说将插队经历通过小说的形式重新构建，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部具有强烈自传性、散文式元素的小说……著者把‘归乡’这一行为描绘为对过去的朝圣，将特殊时期青春的‘光与影’和当下生活中的思考与感受，像壁毯一样编织在一起。”讨论这部作品的当天，研讨班氛围非常热烈。由于是第五节课，下课时暖气就会被关掉，我还记得后来我们把阵地转移到咖啡店继续讨论。同学们事先写好的两到三页的阅读报告，以及学期末代替考试提交的小论文，现在都已经退还给他们了，所以很遗憾现在无法向您介绍同学们的真实声音。
在这个研讨班中，我们先讨论了郑义的《老井》和莫言的《怀抱鲜花的女人》，因此同学们对中国农村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他们之所以对《插队的故事》感到震撼，可能是因为您观察农村的视角与郑义和莫言都有所不同，具有不一样的深度。
当然，对于现代日本的年轻人，他们都很难想象山村农民生活的种种艰辛。而您以一种温柔的视角，把这些农民视作亲密的他者。关于这一点，山口也提到：“关于‘我’与‘世界’、‘我’与‘他者’如何可能（或不可能）实现相互理解，农民和大地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教育。”关于这个问题，您本人怎么看呢？
史：好的，我应该怎么回答呢……我记得莫言曾经对我说，即便是从城市插队到农村的知青，也并没有真正理解农民。——什么？莫言把这句话写进了散文是吗？我没有读过莫言《超越故乡》这篇散文，⑪但我同样认为知青文学并不就是农民文学。
我插队到陕北农村时只有17岁。17岁，说起来是最富于理想的年纪。然而，我从未想象到延安北部的那个村庄会如此贫穷。村干部对村民的生活漠不关心，他们只关注上级下达的生产目标，经常虚报粮食产量。因此，总是多缴公粮（以粮食的形式向国家缴税），收取公粮的过程也非常严酷。这种官僚主义加上自然灾害，让村子遭受了双重打击。
当时的中国完全是阶级斗争一边倒，不允许任何人文主义或个人主义的思想，我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思考。在这种我难以想象的环境里，村民们依然坚强地努力地生活着。可能是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我学到了一种与我在北京作为一名中学生时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插队的故事》不是农民文学，而是下乡知青的文学。我观察农村的视角原本就与莫言存在差异。
史铁生在乡下插队那您如何评价莫言的作品呢？
史：虽然我没有读过太多他的作品，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无疑是《透明的红萝卜》（日译本收录于宝岛社版《怀抱鲜花的女人》）⑫，还有《红高粱》……实际上，莫言对城市的看法，我也有些不同意见。城市人看农村，反过来农民看城市，想要在这些各自形成的印象中寻求完全的客观性或真实，可能是不现实的。不同的视角和视觉，会使同一个农村、同一个城市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象。
莫言三年前发表的《酒国》，是以酒国市这样一个虚构的城市为舞台。对于这部作品，您有什么读后感吗？
史：我没有读过那部作品。最近我不怎么读小说。
那您现在主要阅读些什么呢？
史：哲学。虽说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张，但我最近对认知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偶然与必然这类主题很感兴趣。不过，我不太记得作者和书名……我最近完成的长篇小说也是出于这样的兴趣开始动笔创作的。通常认为，小说是基于记忆来写作的，但我不依赖记忆，而是尝试去描绘客观性中所包含的偏见。尽管是以北京这个城市为背景，但我还是试着打乱了时间和空间。因为我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主观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我们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是什么？我就是想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我的作品可能有点接近哲学。
请告诉我书名和刊载的杂志。
史：书名是《务虚笔记》，计划明年在上海的文学杂志《收获》上发表。
《务虚笔记》史铁生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史铁生先生，您个人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呢？
史：越往后面的作品，不满意的地方也就越少。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现实的理解也会加深吧……
您的短篇小说《命若琴弦》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行走在中国陕西山村里的盲人师徒，他们以弹三弦琴、说书为生。小说用平淡朴实的语言叙述了一种境界：即使是依附于虚无的希望，人们也只有真诚地活在每一个瞬间，这才是唯一的救赎。这种境界，可以理解为一种和解，或一种觉醒。1991年，陈凯歌导演根据这部作品拍摄了电影《边走边唱》，对这部电影，您有何感想？
史：似乎既有处理得很巧妙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失败之处在于方法。主题，尤其是哲学部分被过分强调，多少显得有些刻板。成功的地方也与此相关。中国现代文学有时候容易把人的宿命这一问题给淡忘掉，而这部作品对此进行了一个正面回应。我认为宿命本来应该是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好像过于执着于过去。作家的兴趣都集中在“我们从哪里来”的这样一个过去的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上，而“我们将去往何方”这一问题似乎却被忽略了。立足现在思考未来，这应该是文学的使命才对。
去年在日本，张海迪女士的小说《轮椅上的梦》（原著1991年出版。日译本由饭塚阳翻译，新潮社出版）也被翻译成日文。您读过这本书吗？
史：没有。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不怎么读小说（笑）。
中国有很多身体残疾的作家吗？
史：多少有一些，但有影响力的作家比较有限。
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政策使得一些企业获得成功，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增长，但同时也有许多国有企业陷入严重的经营危机。听说企业之类的福利预算被削减。在文艺界还听说，有老作家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而住不起院。下面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冒昧，请问史铁生先生，您是靠稿费生活吗？您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是多少？
史：我的情况可能是个特例。我从未正式领过工资。虽然作家协会为专职作家发工资，但在北京这样的专职作家也就十几人。他们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只保留名字，工资由作家协会代发。
1972年我生病后，开始了轮椅生活。直到1980年，我都是在民政部门的照顾下作为工伤残疾人士在工厂工作，每月收入15元。那时的15元，按照现在的标准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50元。后来每月可以领取60元生活费，我就辞掉了工厂的工作。现在这笔生活费变成了180元，另外作家协会还给予150元的补助。所以每月总共大约300元。在现今这个时代，这样的收入几乎只够吃饭，所以我主要还是依靠稿费来维持生计。
再次冒昧地问一下，您一年的稿费收入大约是多少？
史：嗯嗯，在中国，文学杂志的稿费最低大约是每千字40到50元，通俗小报大约是100到200元。我的新作如果发表在《收获》杂志上，那本杂志的稿费是每千字60到70元，所以一篇40万字的作品，大约可以得到3万元的稿费。如果这部作品作为单行本出版成书，版税在最好的情况下大约能有7万元左右吧。
有些作家半年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我写作较慢，完成这部新作用了三四年的时间。所以我的稿费收入并不多，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市场经济的推进导致了中国文学的边缘化，小说不再被广泛阅读，文学杂志的发行量普遍下降了好几倍。这是为什么呢？
史：我想，那是因为本来对文学感兴趣的读者就不是太多吧。中国有12亿人口，如果有一万人读我的作品，我觉得就应该感激涕零了（笑）。改革开放初期，报告文学作为报纸新闻的替代品吸引了很多读者，但现在这个角色已经被电视取代了。并且，很多作家开始编写电视剧，电视剧的稿费为每万字1万元，是文学杂志的十倍以上。⑬这样一来，中国长篇小说的质量就慢慢在下降。
在这种文学不太受欢迎的情况下，您认为作为一个文学家有什么样的使命呢？
史：关于文学的使命，可以列举很多项。例如，旨在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报告文学。但我对这种类型不太感兴趣。我更关心的是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人在逆境中的生存方式。我认为，在中国，一直以来很少有关注这类主题的文学作品，《红楼梦》那些是个例。
提到《红楼梦》，这部作品佛教思想色彩浓厚。史铁生先生，您对宗教感兴趣吗？
史：我忘了名字，但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是基督的追随者，而不是基督教徒。”我也有同感。我对佛教和基督教都挺感兴趣的，但我不信仰任何教义。
请告知一下您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史：因为我刚刚完成了多年来一直在写的长篇小说，所以我想暂时休息一下。在这段时间里，我想慢慢写一些平时思考的东西，尝试写一些散文。
1995年9月16日
于北京史铁生寓所
（访谈录的翻译介绍已获得陈希米老师、藤井省三教授的授权。在此致谢！）
参考文献
①日本五大文学杂志（《SUBARU》《新潮》《文学界》《群像》《文艺》）之一。《SUBARU》1970年由日本最大出版商之一的集英社创刊，是最后一本列入纯文学刊物行列中的杂志。参见羽喰凉子著、秦岚译：《书写·编辑·阅读文学共同体：〈SUBARU〉的追求》，《十月》2019年第3期。
②参见《藤井省三》，《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3期。
③至1997年，由藤井省三翻译的莫言作品共计12部，其中长篇1部、中篇3部、短篇8部，占到莫言全部作品的18%，并且基本囊括了莫言当时所有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参见张剑：《译介与出版的双重过滤和诠释——谈莫言文学作品在日本的传播》，《出版科学》，2017年第5期。
④参见李圣杰：《莫言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华中学术》，2018年第3期。
⑤山口守（1953—），日本长野县人，1976年大学毕业于东京都立大学中国文学科，20世纪70年代末在复旦大学留学时曾接受贾植芳指导。现为日本大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⑥参见孙若圣：《史铁生在日本的译介与读者评价——个体叙事与文学的越界》，《小说评论》，2022年第6期。
⑦日本栗山千香子对史铁生的访谈载于《作家》1997年第2期，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对史铁生的访谈载于《北京文学》2001年第12期。
⑧高島俊男：『下放世代の作家たち——阿城·史鉄生·曹冠龍』，『季刊中国：研究誌』，1985年第1期；加藤三由紀：『史鉄生「独り言」』，『ユリイカ』，1993年第5期；久米井敦子：『「実験」と「理想」——新時期における史鉄生』，『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報』，1995年第10期。
⑨《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根据伦敦特恩斯通出版公司（Turnstone Press Ltd. London）1972年版译出。《爱情故事》根据纽约新美国图书公司（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New York）1970年版译出。这两篇文章收录于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小说两篇》。
⑩该书日文书名为『遥かなる大地』（《遥远的大地》），由日本宝岛社1994年出版。该书收录了史铁生的两部作品，其中『遥かなる大地』译自《插队的故事》（原载《钟山》1986年第一期），『車椅子の神様』译自《车神》（原载1987年《三月风》杂志）。
⑪莫言曾在《超越故乡》中写道：“知青作家下到农村时，一般都是青年了，思维方式已经定型，所以他们尽管目睹了农村的愚昧落后，亲历了农村的物质贫困和劳动艰辛，但却无法理解农民的思维方式。”参见莫言：《月光如水，马身如漆》，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28页。
⑫该书日文书名为『花束を抱く女』，由日本宝岛社1992年出版，收录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怀抱鲜花的女人》《苍蝇·门牙》《莫言访谈录》。
⑬史铁生在与栗山千香子的访谈录中同样提到：“有时候我也写一点电影、电视剧，那些比写小说费力小，稿费也多。”参见史铁生：《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十卷.剧本 访谈·对话 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