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波兰语翻译家、学者林洪亮先生于2025年4月3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林洪亮先生长期从事波兰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著述和翻译共计七百余万字。专著有《密茨凯维奇》、《显克维奇》、《波兰戏剧筒史》、《东欧文学史》（主编和撰稿）等。译作有显克维奇《你往何处去》《十字军骑士》《火与剑》，密茨凯维奇《先人祭》（合译）、《塔杜施先生》（合译）、《密茨凯维奇诗选》，莱蒙特《农民》等。曾荣获波兰总统颁发的“共和国十字骑士勋章”，2019年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林洪亮先生与人文社渊源颇深，第一次文学翻译就是在人文社编辑前辈孙用先生的指导下尝试的。这份情谊维系了几十年，林洪亮先生的多部译作均在人文社出版，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波兰文学的窗口，让我们能够领略到波兰文学独特的魅力。值得一提的是，林老师近两年多次购买我社网格本、名著名译丛书、茅盾文学奖获奖丛书，捐赠给家乡江西南康图书馆和南康中学，心系当地读者。
人文社出版的部分林洪亮先生译作我们从林洪亮先生为人文社成立七十周年所作的文章中摘录了他与人文社结缘的一段，以此纪念这位著译等身、温和宽厚的翻译家。
因为你，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文 \ 林洪亮
1952年我读了人文社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受感动，才报考了中文系，走上了文学之路。后来我受国家的委派到波兰留学，学的是波兰语言文学。而波兰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便成了我一生关注、学习、研究和翻译的对象。195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密茨凯维奇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并把那一年定为“密茨凯维奇年”。世界各国都相继举行了纪念活动，我国也不例外，除了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外，人文社还推出了他的两部作品，都是由孙用老前辈翻译的。1956年初我从国内的报刊上看到人文社出版《塔杜施先生》和《密茨凯维支诗选》（当时的译名）的广告，便委托国内的同学代我去购买这两本书。《塔杜施先生》很快就给我寄来了，但《诗选》却一直未买到。到1957年初，同学告诉我，他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心急的我便冒昧地给译者孙用先生写了一封信，由于我不认识孙先生，也不知道他的通讯地址，便将信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个月后，我竟收到了孙用先生的回信，令我喜出望外。他在信中告知，由于某些原因，《诗选》还未出版。他还非常谦和地表示，愿和我这个小辈交往，从此我们便建立了经常的联系。
1957年暑假，我获准回国探亲，到北京后受邀前去拜访孙先生，那时他住在建国门内顶银胡同的一处平房里，初次见到孙先生倍感兴奋。孙先生身材修长，一副文雅书生气质，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向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在波兰学习的情况和我对密茨凯维奇的喜爱，以及我对孙先生的敬重。他也向我谈起了国内纪念密茨凯维奇逝世一百周年的盛况和密氏作品翻译出版的情况。他说，这次的《诗选》比1954年的那版短诗增加了一倍，还收有两部长诗。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是由景行翻译的，交稿稍晚了些，故没有在纪念大会之前出版。他说现在都排印好了，因纪念日期已过，便不急于出版了。告别时，孙先生还嘱我在回华沙之前再去他家一次。后来我在离开北京之前，遵约又去拜访了他一次。这次主要是谈密茨凯维奇的作品翻译，他说自己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和波兰原文比起来不知道差距有多大，他要我回到华沙后，把他译出的《致波兰母亲》和《在澄澈而渺茫的湖水上》按照波兰文原诗一字一句地直译出来，不加任何的改动和修饰，这样才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差距来。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孙先生对翻译的一丝不苟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另外，他还要我翻译密氏的一些短诗，趁《诗选》还没有出版，可以把我译的诗插进去，但要尽快寄给他。我听了后既高兴又惶恐不安，高兴的是我能得到孙老的提携、指导和帮助；不安的是自己才疏学浅，还是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唯恐有负孙先生的期望。孙老看出我的犹豫，便一再地鼓励我，让我欣然同意了。
回到华沙后，因为学习负担较重，我只能利用很少的时间来做这些工作。我首先把孙老要我翻译的那两首诗从波兰原文认认真真地按照他的意见翻译出来了。后来我也尽量挤出时间，完成了《希维德什》《青年和姑娘》《歌》和《犹豫》这四首三百多行的短诗，于年底前寄给了孙老，并向他表示，如译得太差，就不要勉强收入。不久之后便收到了孙老回信，他很谦逊地向我表示感谢，还告知我所译的诗已收入《诗选》，但因版面早已排好，不好改动，只好在译后记中标明这四首诗是我直接从波兰原文译出来的。《诗选》出版后，孙老便用航空邮件寄给了我，接到样书后，我急不可耐地找出自己译的诗先看。虽然改动处不多，但往往经孙老改动一两个字便增色不少，如《青年和姑娘》中，每一段第一节的第三句，原诗和我的译诗都是“又来了一个青年”，但孙老在前面加了一个“看”字，便使译文更加生动活泼，使全诗更富于立体感。他还要分给我稿酬，我再三坚拒，他也一再坚持，最后我只好请他寄给我的父母。从这件事的经过可以看出，孙老不仅愿意提携后辈，热心帮助后生，而且谦虚和善，大公无私，表现出了他那高尚的品德。
1960年我回国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离孙老住的无量大人胡同不远，我便常常拜访他，多次蒙他留饭，用他门口种的丝瓜和扁豆招待我，困难时期能吃到这些东西比什么都珍贵。在这期间，孙老先生向我提出，他特别想把《塔杜施先生》重译成韵文，要我先根据波兰原文译出初稿，然后由他和我一起，根据波兰文和英文进行修改、加工和润色，最后形成为一部忠实可信、优美可读的译作。由于我五年里四次下乡参加“整社”和“四清”等各种运动，后来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虽然我曾努力过，但也只是把半部《塔杜施先生》译出了草稿。我没有在孙老生前完成他的夙愿，心中一直十分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