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菲和大S终于离了，当初张兰那句“我们是皇族血统”，早就埋下祸根，王思聪毫不客气，下场就撕：就你兜里那两钢镚，还敢冒充富二代？娶个女明星就当你是上流社会？
富二代尚且如此，何况风口里的新贵。
EDG夺冠，粉丝花式庆祝，路人一头雾水，流量文化把一个个“奇伎淫巧”培育成吸金风口，但财富转化为社会地位还需要时间。
按照法国学者布迪厄的理论，每个人都逃不脱“四种资本”的支配。
首先是经济资本，这很容易理解，钱永远最重要。
过去“先富起来”的都是企业家，现在流量下沉，谁都可以站到镜头前，圈子小，受众少，都不怕，只要趣缘关系链稳定，照样创造顶流，更别说大众偶像了。
第二是社会资本，泛指你的人脉。
很多大佬在学生时代就善于经营，黑龙江“查寝学姐”的霸气，我们都领教过，从学校到职场，实际就是一个社会资源的修炼过程。
第三是文化资本，泛指你的知识和技能。
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可以托住下限，上限取决于其他因素了。
第四是象征资本，也叫符号资本，就是你可以给自己贴上何种标签。
这是打破人设的主要手段，老板讲情怀，商人做慈善，看得见、摸不着的光环，最容易扭转外界的刻板印象。
美国人拉尔夫·林顿干脆把社会地位简化为两种类型。
多数人是“自致地位”，也就是没有血统和家族背书，完全依赖个人奋斗，这与大环境密切相关，当年的万元户，现在的网红都是应时而起，拼的是个人能力、知识结构与时代需求的契合度。
“自致地位”的困境在于极难获得社会承认，当年的个体户经常被指为投机倒把，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网红更是可轻薄的，冯提莫上了综艺仍然被摸腿，这种风评的反转需要漫长的历史周期。
另一部分人是“天赋地位”，出身名门望族，有血统和身份传承，表面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垄断各种资源，其实权利越多，责任越重。
一战时，德国贵族战死了四分之一，英国伊顿公学出身的军官阵亡30%，伤残率45%，远高于普通士兵，天赋地位的人将家族荣誉视同生命，《水浒传》的青面兽杨志混得再落魄，也不愿落草为寇，生怕辱没了祖先。
新时代里，两个群体都很焦虑。
当年BBC纪录片《百万美元贵妇》曾经客观再现了一段趣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贵族的传统产业衰败，很多人不得不迎娶有钱的美国白富美。
这种联姻正是各取所需，新贵有钱，没身份，贵族相反，最有名的就是1895年英国马尔巴罗公爵迎娶美国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之女，陪嫁高达250万美元。
但上流社会又是排他的，冷酷而残忍，《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人生逆袭的男主最后还是死在狠毒的富二代手里。
所以支撑社会地位，“四种资本”缺一不可。
社会人最容易实现的是经济资本。
任何职业只要赚钱，迟早获得认可，人社部每年发布的新职业就是一部造富密码，“互联网营销师”、“直播销售员”等新工种，让很多先行者完成了原始积累。
当年淘宝开直播，初衷是提高转化率，没想到主播反成了入口，2015年李佳琦还是欧莱雅的导购，现在居然给老东家发最后通牒了。
社会资本无非是人脉。
过去拼质量，现在讲流量，任何资源本质都是财富的附产品，凡是可以用钱买到的关系链，早晚会向新贵开放。
至于文化资本，内涵也变了。
单纯的知识和技能没用，只有符合传播特质，经过重新包装的知识或技能才能变现，并不是所有木匠都能成为手工耿。
即便如此，顶流社会人的阶层跃迁还是遭遇了顽强狙击。
比如劳斯莱斯事件。
前段时间，劳斯莱斯“迂尊降贵”，请了网红夫妇代言，希望蹭到流量红利，但接地气形象还没树立，王思聪等老客户先翻车了。
因为当年的劳斯莱斯最重“尊卑之防”。
按英国作家J·霍华德的说法，成为劳斯莱斯的车主，名下要有一家企业，两处房产，三辆豪华车，这真不是营销编故事。
过去一百年，劳斯莱斯一直得益于品牌形象与车主身份的深度捆绑，但形势比人强，现在坐进劳斯莱斯宽敞后排的不只是名流绅士了，可能是快手老铁，抖音小姐姐，B站老大哥，或是拿了大奖的电竞达人。
但劳斯莱斯愿意玩过界，老车主却未必卸下心防。
新广告刚上线，评论就翻车，大部分老车主反感劳斯莱斯“吃相不雅，自甘堕落”，王思聪一句“感觉RR很LOW，以后不会再买了”，颇具代表性。
其实，“国民老公”自己也是网红，但在身份认同的关键时刻，他回归了“富二代”阵营，羞与网红为伍，弄得劳斯莱斯进退失据，只能下架视频。
至于那对网红夫妇，可谓破圈不成反受辱，社会声誉显然并没有随财富同步成长，王思聪们甚至连符号化的奢侈品都不许对方染指。
上流社会和“上流社会人”的这层心理隔膜，说不清也道不明。
这种尴尬自古有之。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士农工商的排序，最有钱的商人一直敬陪末座，秦汉时期，商人不许穿绫罗绸缎，不许乘车骑马，子孙不得为官。
明清商品经济发达，但社会地位仍然不高，所以才有“捐班”、“捐监生”等名堂，甚至出了胡雪岩这样的“红顶商人”。
那时的社会人，地位还不如商人。
宋朝的“勾栏瓦舍”，就是古代的德云社、开心麻花和刘老根大舞台，大部分即兴表演类似今天的直播，用《水浒传》的话说，“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氪金能力很强。
《宋稗类钞》记载，南宋有位姓屈的歌舞艺人，自创节目，自编自导，每天可演七八场，还拿剧场分成，日收入二三十贯。
按照程民生所著《宋代物价研究》，两宋三百多年，一贯钱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的90-6000元之间，宋朝枢密使级别的高官，月俸也就是三百贯。
艺人有钱，自古使然，现在的网红，财富更被流量放大。
没开播之前，李佳琦站柜台，薇娅练摊，他们的能力没变，受众没变，变的是舞台，爆红的快手红人、抖音主播，B站up主，大都有不堪回首的过往。
体制内也一样，罗翔在政法大学就很红，但200人的教室顶多挤进400人，到B站半年粉丝破千万，都是拜流量之所赐。
名气+金钱都有了，还是被王思聪们嫌弃，说明“自致地位”只有获得某些特定的符号，才能得到先赋地位的名份和资源。除了劳斯莱斯，世间还有很多可以外化身份的奢侈品，具备自证身价的心理暗示。
电视剧《三十而已》，女主混迹上流社会，不是虚荣，只是希望用关系链换资源，但所带的包包是香奈儿限定款，合影时就被P掉。后来女主咬紧牙关，入手了爱马仕的kelly28，价值16万，虽然仍不如太太团的喜马拉雅豪横，到底进圈了。
比包包更厉害的是房子。古人都懂“百万买宅，千万买邻”的道理，中国大城市的顶豪，业主非富即贵，自带背景，形成特殊的社交圈。
香港石澳大浪湾道的23栋别墅，业主全是名门望族，圈外人想买房，必须全体业主同意，真不是有钱就行。
“口红一哥”李佳琦后来也买了上海云锦东方二期，与名流显贵毗邻而居，应该是深通此理，虽然他与其他业主未必有多少交集。
所以兜里有钱，腹里有货，头顶还要有光环，精致的文化标签才是扭转风评的关键，试想如果罗翔买了劳斯莱斯，王思聪会撕吗？
越隐秘的身份符号越有价值。
比如翟天临钟意“学霸”名头，后来因为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被嗅到机会的网友掘地三尺，不仅人设全毁，还把母校北京电影学院拖下了水。
江一燕给自己设计别墅，拿了“美国建筑大师奖”，初衷大概是文艺女神的名号之外，再添才女的称谓，可惜后来也崩了。
风评没有现实影响力，却有改变群体认知的力量。
有名有钱如李佳琦，不必需要上海户口，但还是需要上海户口背后所代表的官方认可，按照最新政策，有影响力的直播达人可以认定为“国家级领军人才”，这份荣誉比户口本身更值得珍视。
依赖流量恰饭的群体，低俗之名挥之不去，公众形象不佳，常用的办法就是给自己贴标签、赚美誉度。
如果还不管用，那就干脆改变整个社会评价体系。
通常，群体审美就是三种类型。
上流社会是基于地位和财富的文化自信，喜欢用深奥的东西彰显不凡。
中产阶级善于把经典普世化，比如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不断演绎的《拉德茨基进行曲》、《蓝色多瑙河》等作品，虽然破圈也丧失了原有的精神属性。
普罗大众反倒坚定做自己，总是选择最熟悉的娱乐方式。
过去审美标准是自上而下的，康德坚信“鉴赏是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把审美抽象化，否定了阶层区隔，公众很讨厌这种精英式的傲娇。
布迪厄认为“民众的精神气质暗中以一个反论题对抗美的分析的每个命题”，他把这种倾向视为“大众美学”对“纯粹美学”的反抗。
移动互联网时代，这成了掌握大量文化资本的超级平台的特权，后者不动声色的以流量为驱动，以社交和泛娱为手段，推动五观决定三观。
福布斯去年的名人收入榜冠军是23岁的kylie jenner，后者有模特的头衔，有自己的化妆品公司，但本质就是个网红，光社交影响力就值1.54亿美元。
时间回到10年前，当时的名人榜冠军还是Oprah Winfrey，传统媒体的脱口秀女皇，亚军是歌后碧昂斯，季军是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十年之间，财富向流量转移，大势已成，甚至成为度量文化的标尺。
明星拼票房，作家讲销量，网红看粉丝，只有科学家的成绩仍然依赖诺贝尔奖的背书。
艺术圈也不例外，梵高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受到追捧，作品拍出天价赢得身后之名，杰克逊·波洛克的绘画当年被指为“涂鸦”，但2006年11月3日拍出天价1.48亿美元，浮议立马归于沉寂，市场说明一切。
长远来看，一个人、一群体、一行业的阶层转化，不取决于经济资本，不依赖同时代的风评，流量+资本自有改天换地的能力。
对那些一夜成名、令人侧目的“上流社会人”来说，不管是“低俗”指控还是王思聪的排斥都没用，只要没有超越流量和算法的约束机制，“下里巴人”打败“阳春白雪”，只是时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