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泉
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最新披露，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高达156%。
对总额近170万亿元债务，我国政府及国内外不少机构一致认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其主要依据我国政府拥有较多优质资产、债务总体水平不高及经济结构具有较强抗风险韧性等。据资料显示，2014年我国主权资产按窄口径匡算，净值为28.5万亿元；2015年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债务为26.66万亿元，仅占同期GDP比重为39.4%，政府债务水平和债务率分别为56.8%和89.2％，仍分别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和国际通行警戒值。而且，我国是高储蓄国家，对外负债只占总负债的3%，债务受国际因素影响微乎其微。
但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债务，不能如此乐观。因为引爆债务危机的“定时炸弹”依然没有最终排除。
从资产方面看，我国政府拥有的“优质资产”是否真的全部优质，仍然存疑。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各级政府投资和拥有的资产存在不少问题。表现在很多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资产规模都很大，但无效资产多，优质资产少，而且像城市道路、广场、公园等公益性设施以及医院、学校、行政机关办公楼等公用资产并不能产生效益。还有些资产估价过高，账面价值远远高于市场价值。另外，还有债务抵押物如土地被高估，变现能力弱，期限不匹配，蕴含偿债风险。
从债务总体水平看，我国政府债务清偿水平到底高不高，也不能一概而论。表面上看，我国政府债务似乎仍在合理范围内，但政府债务总额的真实性让人怀疑，因为一些地方政府为规避考核，债务被转移、截留和瞒报的不在少数。因此，不少国际机构认为中国政府债务总额应远大于26.66万亿元。近期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政府债券评级展望从“稳定”降级为“负面”，其首要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债务上升较快。
同时，悬在中国政府头上的债务“达摩克利斯之剑”尚未落下，危机随时有可能暴发。
近两年，中央政府允许对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进行处理，使违约债务延期，大大延缓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两批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总额达2万亿元，基本覆盖了到期偿还债务，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这种做法还会加大一些地方盲目举债的“道德风险”，在一定程度会推动新一轮政府债务高潮的到来。
同时，在企业经营效益下滑、房地产发展进入拐点等经济下行情势下，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难以为继，而地方政府支出却又呈有增无减趋势，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必然会降低。据财政部资料显示，2016年1季度，全国财政收入38896亿元，同比增长6.5%， 而全国财政支出37958亿元，同比增长15.4%。如果未来几年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地方政府更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很难顾及已有的巨额债务。
从企业负债情况看，债务杠杆较高，引爆债务危机的“导火线”仍在。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我国特殊的经济结构及债务大都属“内债”，反而更容易引起债务风险。因为居民巨大低成本储蓄资金，会助长金融部门资金风险和效益管理“惰性”，将大量资金投放到国有企业及房地产、政府融资等项目身上，不仅会加剧产业结构畸形和泡沫风险，也会加剧银行信贷质量恶化。而更要看到的是，一旦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使整个行业和社会经济都难独善其身，加剧引发社会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此外，中国企业债务成因错综复杂，随着实体层面的进一步恶化以及投资回报率的持续走低，企业债务状况将会继续恶化。产能过剩形成的大量僵尸企业更是成为中国经济最大拖累。据国家统计局计算，煤炭与钢铁行业债务总额为8万亿元，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银行贷款。倘若今年这些债务中有20%成为坏账，就会导致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规模增加近一半。因此，目前这种债务危机已到了令人十分忧虑的地步。
显然，债务总额不降下来，只会使债务“堰塞湖”越堵越高，降低资金使用效率，严重影响我国“十三五”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在如此高额债务面前，政府不应盲目乐观，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并寻求解决办法，避免最终酝酿债务危机悲剧。从当前看，除加大不良债务剥离力度、降低我国债务率及推进国企和银行业改革外，一要处置或高达GDP比重10%的不良贷款，使银行能轻装上阵；二要加快关闭僵尸企业，彻底优化产业经济结构；三是对国企实施预算硬约束，防止债务规模进一步膨胀；四要改进银行贷款审批标准，推进股市债市纵深发展，防止金融资源低效配置；五要调整宏观政策组合，转向较低信贷增长和较高预算赤字，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由资源扩张型向节能环保型转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