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973年，董卿出生在上海。
7岁时，与父母一起搬到安徽生活。
从此童年成了历劫记。
“董卿，你长大了，要学会帮家里分担家务。”
晚饭后，父亲给了她一块抹布：“让她洗碗，她刚拿起碗。”
只听身后又传来一句。
“洗完了，把地也擦一擦。”
一次，父亲下班回家，发现她在照镜子。
晚饭时立马召开专场批斗大会。
父亲仗着自己是复旦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指着一盘土豆对董卿说：“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你有时间，不如多看看书。”
有一回，妈妈帮她做了件新衣服。
董卿高兴得不得了。
哪知又被父亲瞧见了。
马上反驳：
“孩子的衣服够穿就行，与其把时间花在穿衣打扮上，不如多看看书。”
董卿原以为，“多看看书”只是说说而已。
哪知父亲是典型的虎爸。
刚上小学，父亲就抱着很多书回到家。“你现在还看不懂，先学着抄成语和古诗，抄完了就大声朗诵、背诵，我在外面听着。”
从此，每天坚持抄成语，抄古诗。
一两年后，又让她抄古文。
董卿咬牙切齿，我到底是不是亲生的？
不仅如此，还对她进行魔鬼训练。
每天天没亮，董卿就被父亲提溜起来。
“跑步去。”
父亲一声令下，董卿在迷迷糊糊中，走出了家门。
冬天跑，
夏天跑，
风雨无阻。
父亲的严格，让董卿连跳两级，提前成为了初中生。
到了初中后，劫难升级。
父亲脑洞大开，让她每个寒暑假去“勤工俭学。”
暑假一开始，他就开始安排董卿的去向，“老王啊，我女儿放假了，去你那儿打工，不要钱。”
董卿也是一脸的懵圈，不要钱打什么工啊。
“不是打工，是勤工俭学。”
董卿明白了，父亲是要把自己往死里整。
那几年，她从商场售货员，广播站广播员，一路做到宾馆清洁工。
宾馆规定，每天收拾10个房间，20张床。
董卿埋头苦干，一个上午只收拾了两个房间，别人都去吃中午饭了，她还在傻乎乎收拾着。
父亲特意来看她。
女儿见老爸，两眼泪汪汪。“太累了，不想干了。爸爸。”
但父爱如山，岿然不动。
他摸摸董卿的头，说，“坚持一下。”
看着父亲远去的身影，董卿再度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亲生的？
晚饭时间，一家人围坐在餐桌边，只要饭菜齐了，父亲又开始唠叨了。
董卿累得什么都不想吃。
多数时候，董卿是一边吃饭一边哭。
记忆里，童年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父亲出差了，可以好几天不用见他。
多年魔鬼教育，董卿养成了顺从的习惯。
只在一件事上，她“忤逆”了父母的意思。
父母双双出自复旦，从小就希望董卿能从文。
董卿不想从文，想从艺。
高考时，她报考了浙江艺术学院。
父亲什么都没说。
默默送她到学校，帮她收拾了床铺。
董卿心想，这下好了，你赶紧走吧。
送别父亲时，两人走在学校的小路上。许久不开口的父亲突然说了一句：“你自己小心点吧。”
眼里泛着泪光。
董卿第一次看到他落泪，心里五味杂陈，不知所措。
大一放假回家，父亲提议去小餐馆吃饭。
吃到一半，父亲突然举起杯子，“来，闺女，我敬你一杯。”
董卿愣住，父亲开口了，“多年来，我对你的教育有很多方式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父亲的话还没完，董卿眼泪哗一下出来了。
那次，她以一个女侠的姿态，陪父亲喝完了整瓶白酒。
这也是她第一次喝酒。
多年后，父亲严苛而古怪的教育方式，反倒帮她熬过了一年又一年的苦闷与煎熬。
1994年，董卿陪一个朋友去考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
报名的时候，她想着，“要不我也试试。”
无心插柳柳成荫。
她顺利考上，成了一名主持人。
两年后，父亲看到东方卫视全国招聘，建议董卿去试试。
她再次成功。
那两年，连跳槽都顺利，自带梦幻感。
可刚回到上海，董卿就发现，台里给她准备的节目是串联节目。
上班跟玩儿似的，来了，点个名。可以了，走人吧。
每天，她心花怒放地走进台里。
不到半秒钟，她又灰头土脸的出来了。
天天如此。
为了调整心情，她开始大量阅读，看《红楼梦》，《西厢记》，只要与现实无关的，她都看。
看了半年的书，工作还是没有起色。
她不能再等了。
她想提升自己，得没事找事。
她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成为中文系古典文学的研究生。
退一步，果然海阔天空。
2000年，她被台里推荐，主持“上海-悉尼双向传送音乐会”，流利的英语，大气的风格，震住了所有人。
2001年，董卿获得金话筒奖。
金话筒奖的一个评委说，“中央电视台的西部频道开播了，加入《魅力12》这档节目吧。”
机会摆在眼前，董卿却犹豫了。
人生总是这样，经历千难万险，站在十字路口，还是会忐忑。
“要去北京吗？”董卿在心里反复掂量。
上海是老家。父母亲人都在，相处七年的同事也在。
放弃这些，很难。
而她更担心的是，到了陌生的工作环境里，不适应怎么办？
最后，她问了自己这个问题：
“如果放弃了去北京的机会，将来会后悔吗？”
她确定，会后悔。
于是二话不说，带上简单的行李，飞往北京。
头两年，她疯狂工作。
一个人扛起了130多场的节目，毫无怨言。
后来，“第十一届青歌赛”节目找上她，导演问：“连续20天直播，职业组和非职业组共三十场，一场差不多要三个小时，你行吗？”
董卿深吸一口气说：“行。”
她知道，直播必须准备充分。
此后，早上7点开始坐在书桌前，开始查阅和背诵资料，一直到晚上一两点。
期间不吃任何东西。
饿了喝口水。
急了上个厕所。
词和句都印在脑子里，还不够，她要让它们沸腾在嘴里。
她大声朗读，背诵，声音穿透整幢公寓楼。
她心里总有一个信念：“词一定要在嘴里滚上百遍，才放心。”
青歌赛开播后，董卿忙得脚不沾地。
下午四点彩排。
十点直播结束。
之后得马上换衣服，去会议室和大家核对第二天的考题、桥段和设置。
各种细节都要确定。回到家，往往已经是两三点了。
这还不算完。
踏进家门的董卿，累得直打瞌睡，但绝不休息。
她给自己泡一杯咖啡，打开台灯，拿出台本，继续背词，直至晨光熹微。
生活全被打乱，
作息毫无规律，
她却乐在其中。
她说，我以前也不是这样的，或许人有个爆发期，这个时候到了，就停不下来。
连轴转的20天，成就了青歌赛，也成就了董卿。
“必须有人接上去，而且这个人不是临时接一两年，她一站可能就是十年，甚至十五年。”
就在这一年。
倪萍打算退出春晚，一直苦于没有接替自己的人。
最终，她看中了董卿，对郎昆推荐：
“我看董卿合适。晚上我去给她打个电话。”
此时，朗昆正是05届春晚的总导演，经多方权衡，他觉得，董卿确实最适合。
而董卿正在搬家。
各种杂物，正乱七八糟堆着，她一件一件的摆好、归置。
电话响了。
“我们整个春晚剧组邀请你来担任主持……”
郎昆话还没说完，董卿懵了。
她没听错，就是这几个字：邀请你来担任主持。
“谢谢。”
她几乎是毫无反应的挂掉了电话。
手却不由自主地颤抖。
第一次春晚主持，很快就到来。
董卿记得，升降台哗一下上去，哗一下，她就站在了全国观众的面前。
那种激动，那种兴奋，不言而喻。
她觉得自己特别幸福。
四个小时后，主持结束。
她回到化妆间把衣服，首饰全都摘下来，整理收拾后，走向长长的走廊。
此时走廊上人特别少。
她出去的时候，还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刚一出来，寒风扑在脸上，她感觉特别不真实，整个人处在失重的状态。
原来，已是大年初一的早上了。
回到家，她没有立刻睡觉。
因为兴奋，睡不着。
她打开冰箱，拿出速冻饺子，放进锅里煮，坐在靠窗的沙发上，一边看着还未亮透的天空，一边吃。
此后十多年，她都如此度过。
在舞台上说错词，她会内疚数天。
说错名字，回来后，就呆呆的坐着，反省一下午。
她严格要求自己。
一旦出错，就差自己给自己写检查了。
之所以这样死磕，只因为倪萍的一席话。
2006年，《艺术人生》请了倪萍。
朱军让年轻主持人们，把自己要问的问题写下来，放在箱子里让倪萍抽，抽到哪个答哪个。
正巧，抽到的就是董卿的。
董卿问：“台上万众瞩目，台下的寂寞无助，曾经鼎盛一时，总有落幕的一天，怎么平衡和面对？”
倪萍说：
“首先我非常羡慕你能有这样的机会，我看你也非常辛苦，大奖赛天天上班，《欢乐中国行》全国各地跑。
但是我从来都说，当一个战士穿上军装，一直被领导派到前线，去打最重要的战役，等你来到我现在这个状态，你一定会觉得，生命是值得的。
哪怕现在孤独寂寞，没有家，没有男友，都特别值。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中央电视台的综艺舞台上的核心，在光亮最聚焦的地方做主持人的。
这是你的运气，也是你的机会。
我觉得，你还不够，还要努力很多年。
这个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
董卿听完哭了。
有上场的那一刻，就有离开的那一刻。
竭尽全力吧。
2014年，董卿做出了一个决定，出国修学。
她第一次感到，站在舞台上不那么忘我了，不那么兴奋了。
工作的满足感没了。
她发现自己在走套路。
凭经验去打拼，而不是凭激情去做事。
无数夜晚，她经常坐在书房发呆。心想，这次春晚过后，可能迎来了人生中漫长的修整期。
多长？她不知道。
只知道自己不会很快回到舞台上了。
妈妈此时也对她说：
“人迟早会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希望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上也有人像我们一样爱你。”
这个话让董卿突然意识到，她应该为母亲做些什么，好让她放心。
于是，修整的这一年，她不仅学习新知，还成为了母亲。
有了孩子后，董卿的时间，被无限碎片化。
她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一个好友给她建议：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很简单，你就要去做什么样的人。
作家阿瑟·克拉克说过，“我永远都没有长大，但我永远都没有停止生长。”
董卿自此改变。
她不想因为孩子，就放弃自我，止步不前。而应该花时间，把自己变得更好。
这样孩子长大了，真正懂事的时候，才对你会有爱，有尊敬。
2015年，她全面复出。
2016年，她制作了自己的第一档节目《朗读者》。
有人说，春晚上的董卿与《朗读者》里的董卿不一样了。
的确不一样。
在春晚舞台上，董卿只有一个任务，做主持人。
而《朗读者》是她一手操办，身兼主持人与制作人的身份。
以前她的卧室里是没有电子产品的，如今她需要随时与各种人联系。
独处的时间，被压缩为零。
技术上的困难太多，精神上的压力也不少。
得知她要做一个文化类的节目，有人立即反对，“取消赛制，只求温情，没有收视率，赞助商都没有。”
有人直接攻击节目本身，“这个东西太高冷了，太有文化了。”
董卿只回了一句：
“我们要对观众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
但给团队打完气，董卿回到家，还是要面对一堆问题：
嘉宾们的档期究竟如何安排？
舞台什么时候能搭起来？
赞助商说好了一个月就搞定，为何还没有消息？
办公室是临时的，是否会让团队里的人觉得她是骗人的，是在画大饼？
这些问题都伤透脑筋。
但只要回到办公室，她就信心百倍。
她觉得，作为领头人，自己不应该把绝望表现出来。
她乐观昂扬，带头死磕，修改细节，追求完美。
此时，董卿已经40岁了。
却像个热血青年，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这两三个小时还不是晚上。
因为晚上八点，到凌晨四点，她得看台本，把第二天的节目梳理一遍。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朗读者》成功了，节目像董卿本人一样，高而不冷。
后来，董卿回忆节目创办时的心酸，很自豪地说：
“我们花一年时间建了一个‘读库’。
有几百个篇目，每一篇都是我们在办公室读过、筛过的，甚至有一些，叫我当场泪流。
现在想起来，那些下午都挺美的。”
许多人说，《朗读者》和《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是董卿的职业巅峰。
但董卿却觉得，访谈节目会是她的终极舞台。
因为，“体会他人，体会自己，认知他人，认知自己”，对她来说，是生命的终极意义。
后来，《开学第一课》开播。
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来到现场，他96岁了，杵着拐棍，坐在圈椅上，侃侃而谈。
董卿站在一旁，专注倾听着。
三分钟里，她跪下了三次。
这个半跪的姿态，感动了无数人。
它代表了尊重、谦卑、敬业、美好。
它代表了对他人的看见，对自己的体察。
节目播出后，观众感慨：“她是最美的中华骄傲。”
董卿说，这还不够。
“再过10年......架一台机器在院子里，放一本书在那儿，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音乐，安安静静地说文字里的故事。”
无形式，却胜却一切形式。
无舞台，却有追光，始终打向她。
这是她梦寐以求的。
而我们也相信，董卿终将实现。
因为每一件事，她都力争完美，拼尽全力。
这是她做事的底气。
也是做人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