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的研究”。这些获奖者对长期影响国家经济繁荣的因素做出了创新性研究。他们对体制如何影响繁荣的深刻见解表明，支持民主和包容性体制的工作是促进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称，“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这些获奖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达龙·阿西莫格鲁作为经济学界的权威人物，其研究的核心即是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的研究不仅关注了经济增长的技术和资本要素，还深入探讨了制度的重要性
达龙·阿西莫格鲁为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他是MIT经济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
阿西莫格鲁所著的《现代经济增长导论》，是一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鸿篇巨制，也是宏观经济学必备典藏教材。本书旨在解决两个问题。首要的一点，这是一本有关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发展的书。为了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实现了增长而其他国家没有，经济学家必须超越机械的模型，提出那些关于经济增长根本性原因的问题。第二，本书也可以作为一本研究生层次的介绍现代宏观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分析的教材。
以下摘自《现代经济增长导论》一书后记，总结了本书中最重要的几方面内容和从中收获的一些启示。
我们学到了什么？
首先总结一下本书中最重要的几方面内容和从中收获的一些启示。
当前收入差异源于增长差异。就经验层面而言，研究经济增长，不仅对理解增长过程十分重要，而且还因为分析当今国家间的收入差异也需要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在过去两百多年中经历了快速增长，而有些国家则没有（第1章）。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的作用。经济表现和经济增长的跨国差异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密切相关。本书的部分内容重点讨论了这些要素对生产和增长的贡献（第2章和第3章）。从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技术对理解经济表现的跨国差异和跨期的差异非常重要。这里的技术指的是生产技术、知识和生产组织总体效率的进步。
内生投资决策。虽然我们可以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跨国差异视为给定，并以此推动经验研究，但我们仍然需要将这些投资决策内生化，以便更好地理解跨国收入差异和增长差异的机制与原因。本书中大部分内容的主旨在于理解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第8章至第11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都是前瞻性行为，同时依赖于个体对其投资的期望报酬。因此，理解这些投资差异与理解不同社会之间的报酬结构差异（即不同行为的货币和非货币报酬和激励）以及个体如何对不同报酬结构做出反应密切相关。
内生技术。我始终强调技术应当被视为内生的，而不是上天的恩赐。有充足的经验和理论上的理由让我们相信，新技术是由那些追逐利润的个人和企业通过研究、开发和改进创造出来的。此外，应用新技术的决策往往对利润激励高度敏感。由于技术看起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同时也是影响跨国经济表现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技术如何对要素禀赋、市场结构和报酬结构做出反应。
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强调技术内生性的概念框架。对内生技术建模需要采用一些特定的思路与工具，这与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建模所需的思路和工具有所不同。
有三种因素尤为重要。第一，研发新技术的固定成本与技术的非竞争性特征使我们必须应用创新者拥有事后（创新之后）垄断力量的模型。这可能同样适用于企业应用新技术的情况，虽然适用性可能稍差。垄断力量的存在将改变分散化均衡的福利性质，并产生一系列新的交互影响和外部性（第12章、第13章和第21章第21.5节）。
第二，创新过程是一个隐含的竞争和创造性破坏过程。对内生技术建模需要构建包含更多细节的关于创新的产业组织模型。这些模型将阐明市场结构、竞争、法规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和技术应用的影响（第12章和第14章）。
第三，内生技术意味着不仅技术变化的总体速率对报酬敏感，而且研发的技术类型也对报酬敏感。影响社会开发的技术类型的主要因素依然是报酬结构和要素禀赋。例如，不同要素相对供给的变化很可能会影响将要开发和应用的技术类型（第15章）。
不同社会的联系和世界的平衡增长。虽然内生技术和内生增长是我们思考经济增长过程，特别是理解世界经济增长历史的主要因素，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大多数国家并不会研发自身需要的技术，而是应用世界前沿技术或者使之与现有技术相适应（第18章）。实际上，跨国技术转移可能是在最初的工业化阶段之后融全球经济的许多国家大多有着相似增长率的一个原因（第1章）。因此，对跨国收入差异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建模需要仔细分析技术扩散和国际经济联系。
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对两个主题予以特别关注。
第一个主题是合同制度，该制度使上下游企业之间、企业与工人之间、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得以订立合同。这些制度安排会影响投资数量，影响企业家和企业的选择，以及不同生产活动在各企业和工人之间的配置效率。不同社会的合同制度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似乎是影响世界经济中技术应用和技术扩散的一个主要因素。合同制度不仅直接影响技术和经济繁荣，同时也将形塑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使之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并影响企业的创新水平（参见第18章的第18.5节）。
第二个主题是国际贸易关系。国际贸易不仅能产生经济学家熟知的静态收益，还会影响创新和增长过程。国际劳动分工和产品生命周期即是国际贸易关系促进技术扩散和提高生产专业化程度的两个例子（第19章）。
经济起飞和失败。过去200年中的世界经济增长与几千年前的情况截然不同。虽然在某些历史阶段、某些地区曾有过间断性的增长，但直到18世纪，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种停滞状态有几个方面的特点，包括：生产率低下，社会总体和个人经济活动的成果波动性很高，农村和农业经济占主导，同时伴随着马尔萨斯特征，即产出增长通常伴随着人口增长，因此产出增长对人均收入的影响很小。
经济停滞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试图实现经济增长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许多社会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增长之后就会陷入萧条和停滞。这种周期在18世纪末得以改观。我们将今天的经济繁荣归功于经济活动的起飞，尤其是工业活动的起飞，这起源于英国和西欧，然后扩散到世界其他部分地区，最明显的是扩散到欧洲的西方旁支，比如美国和加拿大。今天富裕的那些国家正是最早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或者是那些能够迅速应用技术，并将经济增长建立在技术之上的国家，而技术又是经济起飞的基础（第1章）。
对当今跨国收入差异的研究需要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没能很好地利用那些新技术和生产机会。
结构变迁和转型。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伴随着一系列根本性的结构变迁和转型。这包括生产和消费构成的变化（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以及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城市化、金融行业的发展、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变化、社会和生活方式的转型，企业内部组织的变迁，以及人口转型。虽然经济发展是一个包含众多方面的过程，但其实质很大程度上在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结构转型（第17章的第17.6节、第20章以及第21章）。这些转型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研究对象，同时，这些转型对研究持续增长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素。缺乏结构转型不仅是经济停滞的表现，而且往往是经济停滞的原因。有些社会可能难以实现经济起飞，同时也不能从现有的技术和投资机会中获益，这部分是由于这些社会未能成功地推动必要的结构转型，因此缺乏有利于应用新技术的金融关系、适宜的技能或者企业类型。
政策、制度和政治经济学。就企业和个人是否投资于那些对经济起飞、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来说必不可少的新技术和人力资本而言，他们面对的报酬结构起着核心作用。这些报酬结构是由政策和制度决定的。由于多种相互关联的原因（第4章），政策和制度还直接影响一个社会能否走上现代经济增长之路。
第一，政策和制度直接决定了社会的报酬收益结构，因此决定了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技术创新的投资是否有利可图。
第二，政策和制度决定了现代经济关系中必需的基础设施和合同安排是否存在。例如，如果合同执行机制、法律与秩序的维护以及至少最低水平的公共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缺失，那么现代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
第三，政策和制度能够影响和规制市场结构，因此决定了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能否发挥作用，进而使效率更高的新企业得以取代效率更低的现有企业。
第四，制度和政策有时（或者可能时常）会阻碍新技术的应用，以保护那些在政治上拥有强大力量的现有企业，或者巩固现有政治制度。因此，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过程，我们必须研究社会的制度和政策选择，进而我们需要研究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对哪些个人和群体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哪些受损给予特别关注。如果受损失的个人或群体不能得到补偿并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测政治经济均衡将导致并非促进增长的政策和制度。关于增长的基本政治经济学分析使我们能够洞察何种扭曲型政策可能会阻碍增长；何时这些扭曲型政策将会被采用；以及技术、市场结构和要素禀赋如何与掌权的社会集团的激励因素相互作用，或者促进经济增长，或者阻碍经济增长（第22章）。
内生政治制度。政策和制度对理解长期增长过程和跨国经济表现的差异至关重要。反过来，这些社会选择是在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背景下做出的。民主社会和独裁社会一般会做出不同的政策选择，同时产生不同的报酬结构。但政治制度自身并不是外生的。沿着均衡路径，政治制度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源于其自身的动态变化，以及因技术、贸易机会和要素禀赋的变化而产生的激励因素（第23章）。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经济增长和当前的收入差异，我们需要了解（1）政治制度如何影响政策和经济制度，进而塑造企业和工人的激励机制；（2）政治制度自身是如何演变的，尤其是当政治制度与经济结果和技术相互作用时；（3）为什么政治制度以及相关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导致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直到200年以前这些制度才导致经济起飞，为什么有些国家会阻碍先进技术的应用，并使经济偏离了增长路径。
以上的总结分析聚焦于与世界经济增长过程和我们今天观察到的跨国收入差异密切相关的一些思想。本书不仅聚焦于这些思想，同时还精心将这些思想用数学模型表达出来，以期获得一致而又严格的理论研究方法。在这里我并没有复述这些思想的理论基础，它们涵盖了基本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以及资本积累的动态模型、垄断竞争模型、世界均衡模型和政治经济学的动态模型。但我要再次强调，对这些思想的理论基础进行一番彻底的研究，不仅对很好地理解主要研究问题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找到最好的方式使这些理论基础能够获得经验上的应用也必不可少。
为什么有些社会致力于从新技术中获益而其他社会则未能如此？
经济起飞首先出现在西欧国家，但随后迅速扩展到世界上的某些其他地区。引入西欧经济制度并获得经济增长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美国。作为由定居的殖民者建立的国家，美国打败英国并取得了独立，建立了一个小农场主社会，此时已经建立了参与型政治制度。
这是一个由乐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建立的社会，他们特别愿意建立制衡机制以防止随后可能出现一个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强势的精英阶层。这种环境对现代经济增长起到了完美的引导作用。不存在政治和经济上强势的精英阶层意味着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可以参与经济活动，从西欧引进技术，并在随后建立起自身的技术优势，进而迅速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工业强国（Galenson，1996；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Keyssar，2000；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2）。在这个例子中，从世界技术前沿引进技术的重要性与第18章强调的观点相一致，而不存在设立进入壁垒的精英阶层产生了促进增长的效应，这与第23章第23.3节的观点一致。
类似的历史进程也发生在其他欧洲的西方旁支，例如加拿大。作为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部分，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国家也引进了新技术并实现了经济增长。日本自明治维新（或者可能更早）开始了其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进程，而这种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新技术的引进。
然而，对待新技术的态度绝非普遍如此。新技术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没有得到应用，而是遭遇抵制。这包括东欧大多数国家，例如俄国和奥匈帝国，在这些国家，拥有大量土地的精英阶层将新技术视为其经济利益（因为新技术将导致仍存在于欧洲部分地区的封建关系的消亡）和政治利益的一种威胁，其政治利益依赖于对新型商人权力的限制，以及放缓农民迁移到城市进而成为新的工人阶层的速度（有关证据参见Freudenberger，1967；Mosse，1992；有关理论观点参见第22章）。与之类似，以前加勒比海地区繁荣的种植园经济对引进新技术以及允许企业家自由进入市场也没有任何兴趣。这些经济仍然依赖大宗农产品的生产。工业化、自由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以及工人投资于人力资本都被视为对精英阶层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潜在威胁。刚刚独立不久的拉丁美洲国家之前也曾由一个政治精英阶层统治，并延续了殖民者的传统，即对工业化没有任何热情。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印度次大陆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乎所有地区当时仍是西欧的殖民地，并处于威权和压制性政权的统治之下（通常为处于迅速工业化过程中的西欧国家提供原材料，或者提供贡品）。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要素流动、创造性破坏，以及新技术等都不是这些殖民地国家政治路径中具备的特点（第4章）。
因此在19世纪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经历了工业化过程。然而到了20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引进那些西欧国家开发并使用过的技术。这种技术转移过程使这些国家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并朝着更高的收入水平发展（第19章）。
但是这种增长历程并未惠及每一个国家。许多殖民地国家必须首先摆脱宗主国的控制进而实现独立，但即使在实现独立之后，殖民主义的终结也会导致一段时期的不稳定以及未来精英阶层的内部斗争。只有实现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同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制度建立之后，这些地方才会开始经济增长。例如，增长首先出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紧随其后的是中国香港，然后是韩国，随后是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最后是印度。如同第20章和第21章强调的，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增长无一例外地伴随着结构转型。
结构转型一旦开始便会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如第18章和第19章所述，那些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社会将会开始引进技术，并实现与世界技术前沿国家的增长率趋同（同时这些国家在其初始追赶阶段往往有着超过技术前沿国家的增长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过程意味着世界经济中的这些新成员能够实现增长，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必然会消失。
与此同时，世界上还有许多地区继续饱受政治动荡之苦，政治上的不稳定阻碍了对资本和新技术的投资，甚至出现公开敌视新技术的情况。这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中美洲的许多地区直到最近还处于这种情况之中。回想第1章中讨论的部分例子，尼日利亚和危地马拉在其殖民地时期以及独立之后都未能成功地为企业家或者工人提供适当的激励。这两个国家还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动荡，以及战后时期内战导致的经济灾难。
巴西试图实现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其增长基本上建立在受到高度保护的大企业投资的基础之上，并不是建立在持续的技术变迁和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基础之上（因此其增长类似于第23章中讨论的有关寡头增长的模型）。在这些例子及其他例子中，未能向新企业家提供产权保护的政策和那些阻碍新技术应用的政策，以及政治不稳定和精英阶层的内部斗争，似乎是这些国家未能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并实现增长过程的重要原因。
总之，这些地区在19世纪时就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仍旧如此。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如刚果、苏丹、津巴布韦至今依然饱受政治动乱，甚至不能为其企业家和普通民众提供最基本的权利。因此许多国家现在距离世界平均水平越来越远。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力作！
一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鸿篇巨制。
宏观经济学必备典藏教材！
《现代经济增长导论》（全二册）
【美】达龙·阿西莫格鲁，伦敦经济学院博士。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3年，入职麻省理工学院（MIT），现为麻省理工学院“伊丽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经济学讲席教授(The Elizabeth and James Killian Professor of Economics)。2005年，被授予克拉克奖,该奖授予40岁以下对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素有“小诺贝 尔奖”之称。阿西莫格鲁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技术、收入和工资的不平等，人力资源和培训，劳动经济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