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日前在一场线上访谈中，就中美关系以及东南亚所面临的机会与风险等话题进行了分享。
达里奥表示，美国之所以能在二战以来取得超凡的地位，与其在一战、二战中都保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很晚才参战有关。
从过往历史来看，即便是战争中的战胜国，其后续的发展也往往比不上中立国。
而放在当下中美对峙的局面来看，东南亚中的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甚至印度、中东的部分国家，都受益于相对中立的立场。
而从中美两国来讲，达里奥认为，外部冲突的局面本质上由国家内部力量决定，而中美两国各自都面临一定的内部问题。
投资报（liulishidian）精译提炼了达里奥的精彩内容：
适当的担心是好的
但也要为机会的到来而兴奋
问：桥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表现十分出色，这和你在桥水中充当“首席焦虑官”有关系吗？我的意思是，如果其他企业中也有像你一样的角色，时时警惕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会不会变得更好？
瑞·达里奥：我不知道。
我想，世界就是充满着焦虑和机会，人们要知道如何把握机会，同时也要最小化可能的负面影响。
我在过去的一些痛苦经历中学会了这一点。
在这些痛苦的经历中，我学会了谦卑，
而且我也想找到最聪明的人，他们会不同意我的观点，也能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在这些痛苦的经历中，我还了解到，分散我的“赌注”可以将我的风险降低80%，而不会降低我的回报。
所以，我认为人们必须学习这些东西——
学会如何在尽力抓住向上的机遇时，尽量减少向下的风险。
所以，有一个“首席焦虑官”，那很好，这就像你的公司有一位首席风险官一样，是一件好事。
这些风险可能20年、30年才出现一次，但它可能在这次就让你的公司破产。
在桥水的运作中，我做了一些事来确保它不会倒下，它可能会收缩，但我们不会破产。
所以，适当的担心是好的，你必须要将其根植在公司的骨架与领导力中，同时，你也要对可能的机会而感到兴奋。
今日之芯片犹如
二战日本之石油
问：你是中国最早的观察者之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想请你谈谈中美之间的关系。
瑞·达里奥：我很幸运，1984年的时候被中信邀请，当时中信被称为“窗口公司”，是唯一被允许和外界交流的公司。
邓小平执政期间，中国希望能够制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出于好奇，我去了中国——
当时的中国很穷，他们实际上付不出什么报酬，我去那里纯粹是出于好奇。
我开始与这些了不起的人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帮助他们发展他们的新体系。
我们已经是很长时间的老朋友了。
在我从中国赚到钱之前，我就在那里发展了大约12-15年。
但我对这段关系很满意，这样良好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
从我首次去往中国以来，中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8倍，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10年，贫困率从88%降至不足1%。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转型。
今天美国所面临的风暴，实际上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风暴。
这与我们正在讨论的债务、财富差距、国际冲突相关。
那么，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你要如何迎接风暴呢？
中国现在的情形，就像在历史上的每一次冲突时期他们所做的那样，每个人都必须坚定立场，内部没有“墙头草”摇摆的余地。
这在美国的民主历史中也屡见不鲜。
当你在这些时期时，无论是国家，还是公司，都必须坚定立场，服从安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亚洲为例，爆发了地缘冲突。
当时，美国试图切断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并且冻结了他们的资产，这导致了珍珠港战役的爆发。
而现在，相同剧情正在芯片上面上演。
中国和其他国家担心他们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就像现在这样。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
这些问题都是不可调和的分歧，许多问题在红线上，就比如台湾地区问题。
我们把时间倒回100年前，当时中国闭关锁国，将世界划分成了两个完全不联通的部分。
当外国势力，特别是英国人，接近中国想要与中国有贸易往来时，中国当局表示自己完全可以自产自足，不需要进行贸易。
但英国人进而通过武力达成了目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鸦片战争。
1840年，英国掀起了鸦片战争，靠卖鸦片来获取利润，并且与中国产生了军事冲突。
不同的外国势力占领了中国的不同地区，日本在1895年时占领了台湾。
快进到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战胜国得以分配领地，台湾无可争议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但在二战之后，中国当时的两股力量，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之间，再次发生了内部战争。
在战争之后，失败者去了台湾，因此，对于是谁控制台湾存在争论。
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一个中国，以及，这只是一场内部战争。
50年前，基辛格访华，每个人都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现在，和平统一成为了可能性中的一种。
50多年后，如果美国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这将被视为宣战，将是不可容忍的。
这是一种难以解决的困难情况。
我们正在边界线上，因此存在巨大的冲突。
对于中立国家
中美对峙是机会而非风险
问：中美之间似乎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你对东南亚有什么看法？
瑞·达里奥：最终，胜利者之间的冲突，将由国家本身内部有多强大来作为决胜力量。
这取决于国家在财政上的情况，取决于生产力，取决于人们在内部沟通处理问题上的效率。
所以，这两个国家会相互斗争，但各自的主要斗争更发生在内部。
内部的斗争决定了外部冲突的走向。
对于你的问题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而非风险。
历史证明，中立国家往往比战争中的获胜国发展得要好。
因为获胜国可能被债务纠缠，就像英国一样，他们破产了，
而美国赚了很多钱，因为美国参与战争的时间很迟。
所以，美国当时获得了几乎世界上累积的80%的黄金。
中立国家不参与战争，而对一个国家来说，三大要素就是——
你赚的比花的更多吗？
所以，你有一个好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吗？
国家的内部生产力有发生破坏吗？
以及，你是否参与了国际战争。
对于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这些国家来说，他们的资本形成率越来越高，他们在以一种越来越有生产力的方式运作。
如果他们继续保持中立，可以避免受到冲突的影响。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机会，印度也在从中受益。
中美内部
各有问题待解决
问：在你所描述的背景下，中美之间，未来几十年谁可能更有竞争力？
瑞·达里奥：美国有一种非常非结构化的创造力，而且凭借其资本市场和适应性，能够非常快地进行发明。
它通常没有什么战略计划，也没有太多自下而上的方法论，但这也会促生我们今天谈到的问题，那就是巨大的贫富以及社会差距。
这一问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了周期的概念，而对于民主国家来说，
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内部斗争造成混乱而导致的无政府状态。
所以，美国有自己固有的优势，但同样也面临着这些挑战。
而就中国来说，中国现在以一种更加自上而下的方式在运行着。
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将资源直接分配向需要的部分，就像是在战时经济中一样。
它没有一个像自由市场一样，凭借利润这套体系来运作。
就像在战时经济中，如果人们花大量的钱只为买包，这肯定是行不通的。
也许这些指向性的方式不一定能够那么正确，但它会非常专注，人们似乎也不会相互之间争斗。
你可以认识到这种方法下的不同之处，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弱点。
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不能轻易地说，谁会在未来赢过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