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教师出题求教，当场难倒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到底是道什么题？胡适赴苏州演讲，钱穆出题难倒胡适，场面尴尬，那个问题有多难？
说起近代中国的文史大家（或称国学大师），胡适与钱穆都可名列其中，只是，胡适成名较早，所以，钱穆对胡适是充满敬仰之情的。只是，在钱穆与胡适第一次相见时，却发生了一件极为尴尬的事，那就是求知心切的钱穆，向胡适提了个问题，没想到连大名鼎鼎的胡适都给难住了，事情过去很多年以后，钱穆每每说起，也很过意不去，觉得自己和胡适初次见面“即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自责“不习世故”，对胡适先生有些“失礼”。那么，引发两人“尴尬”的那道“难题”到底是什么呢？
这件尴尬事，在钱穆晚年所著的《师友杂忆》一书中有详细记载。1928年，33岁的钱穆正在苏州中学执教。一次，校方请胡适来学校演讲。胡适时任中国公学校长，可谓大名鼎鼎。
演讲开始前，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看见钱穆也坐在台下，便邀请他到台上来，同时介绍给胡适。见了钱穆，胡适一开始还很高兴，说了些“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之类的话，随后又取出一封信为证，信是胡适的一位朋友写的，提醒他到了苏州，千万不要忘了两件事：一是买一部江湜的《伏敔堂诗录》，二是想法见钱穆。
当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里面涉及《史记六国年表》一书，钱穆本身没见过这本书，心中“积疑积闷已久”，整天惦记着。当天见到胡适，寒暄几句后，钱穆一下子想起了《史记六国年表》，心想胡适是中国公学校长、曾是京师大学堂教授，一定见多识广，因而便有点冒失地问：“先生，可曾见过《史记六国年表》？”
让人想不到的是，胡适经不起这一问，当即语塞，表情很不自在，也不再搭理钱穆，场面甚是尴尬。好不容易等到演讲结束，胡适便急着赶回上海。汪懋祖一再挽留，胡适还是执意要走。
胡适也是个面子人，以博学著称的胡博士，被一个中学教师给难住了，他还有何颜面再在苏州待下去呢？所以，匆匆地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只是，胡适并不是个小气的人，就是因为这一件小事，让他看到了钱穆的学识与追求，因而，胡适从此对钱氏也“尊重有加”。
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被燕京大学聘为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时，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那么，难倒胡适的《史记六国年表》到底是本什么书呢？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六国年表》，是关于战国七雄中被秦灭掉的六国发生的大事年表，由序文与年表两部分组成。《史记》是中国的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花了18年的时间所写成的。全书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字，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
《六国年表》为《史记》中的“十表之一”。其序曰：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闲，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彊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蠭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表略）
司马迁的《六国年表序》是一篇专论秦王朝兴亡的史论。其要点有二：一是讨论秦统一中国的原因；二是评价短命秦王朝在历史上的地位。司马迁反对暴政，批判了秦王朝焚书坑儒等严刑酷法，但对秦王朝“法后王”、革新政治而富强、终于一统天下的历史功绩却做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颇具辩证的目光。表序论战国形势，特别强调说“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又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而对完全否定秦王朝的汉儒批评为“耳食”之儒，充分显示出司马迁对历史进程深刻的理解。
钱穆的当年之问，似不可能为司马迁之《六国年表》，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僻书”。钱穆口中之《史记六国年表》到底为何，老黄还真无从得知，有知其详情者，烦请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