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一位日本人刺杀了另一位日本人，让舆论场再度撕裂。
为了蹭下热点，顺便表个态，写点东西。
1
初中二年级以前，我对日本人印象停留在《地道战》、《地雷战》的水平。
那年爷爷卧床不起，我每天晚上在他旁边写作业。
作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革命”，爷爷经常忆当年：他作为地方农会负责人，是如何帮助新四军抗日的。
他的工作内容包括：组织农会，宣传抗日；支援前线，征兵征饷。
爷爷说，那时抗日的劲头，就是电视上看到的：妇女纳鞋底，男子挑铜钱。
根据爷爷的回忆，他的高光时刻，是和新四军驻在师部领导在一个桌子上拼酒；是带领几个农会成员惩处干了坏事落单的“桂系”顽军。
我问爷爷：有没有抓过日本人。
爷爷说，没有抓到过。
他经历过最惨的一次战斗，可能在民族抗日史上没有记载，在地方抗日战争史上是一笔带过的：X次战斗，部队损失惨重。
那一次，他和农会的同事们把新兵送到部队后没多久，部队和日军发生了一次正面战斗，送过去的两百多人，没活下来几个。
爷爷说，他在新四军驻在师部，看到过缴获日军地图。地图上，标明了临近十几个乡镇的海拔、公路、河流、码头。在丘陵地区，日军的炮楼通常就是修建在海拔高、交通便利的地方。
1940年代的这么一张日军地图，究竟是什么时候绘制的？是谁绘制的呢？
初中时候，学校组织观看电影《南京大屠杀》，看过《地道战》、《地雷战》、《南京大屠杀》后，我们问村里的老人，日本鬼子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们看上去夸张的说，日本鬼子扫荡来了，村里无论男女老幼都要“跑反”。
跑反，就是跑到田野里、乱坟岗、山里面，躲起来，等日本人撤退了再返回来。
爷爷跟着新四军在根据地搞后勤的时候，裹了小脚的奶奶和村里人一道跑反。
我想，她的脚一定是很疼的。
2
1942年入党的爷爷回忆当年的事情，似乎总是不太愿意提及舅公：奶奶的哥哥，一位国民党军官。
舅公死于1959年，大约。
当时传闻，有说是饿死的，有说是逃到台湾去了，有说是逃到缅甸去了。
一去之后再无音讯，我想大约是早已饿死。
为什么会传闻逃到台湾？
因为舅公在1947年从南京去过台湾，后返回南京。我后来推测，应该是去参与处理“二二八事件”，或者协助孙立人训练新军。
为什么会传闻逃到缅甸？
因为作为黄埔军校毕业生，舅公的不少同乡、学长在抗日时期参加过缅甸远征军，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残部一部分也逃往缅甸。
淮海战役被俘后，舅公选择两块银元作路费回乡。
在1959年失踪之前，他已经经历多次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他把两件东西交给爷爷秘密保管：作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和抗战参与者，舅公有两件纪念品：一柄中正短剑和一枚抗战胜利勋章。
解放后，爷爷担任过区委宣传委员，这个身份保管这些物品，看上去比较安全。
这两样东西，在1966年，被爷爷偷偷的送进了铁匠铺的熔炉。因为那时候，爷爷的组织身份已经失去，以“黑五类”的身份戴着“高帽子”游街。
在历史的浪潮往复的冲击中，他们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系统的、或者无法准确的将他们关于历史的思考告诉下一辈。
因为同样一件事情，有时候它是对的，有时候它是错的。
也许到最后，舅公和爷爷也没有结论，也不知道当初的选择是不是最正确的。
所以，到最后，他们能交待给下一辈的也许只是一条：
每临大事有静气，小心驶得万年船。
像他们这样的案例，估计全中国成千上万。
在一次有关明史的会议上，写过《万历十五年》的黄仁宇说：
“我当过国民党的排长，打仗就是什么都不能让士兵知道，知道了他们就不打仗了。”
另一位明史专家、汤纲先生发言：
“黄先生，你做过国民党的排长，我告诉你，我做过共产党的连长。我们是要把所有的事情、为什么打仗都要告诉士兵的。所以我们打败了你们。”
两人对话的背后，暗合了黄仁宇的一个观点。
对于1900年来百余年来的历史，黄仁宇的大致观点是：
两党接力完成了中国的改造升级：一个是对官僚系统的改造升级，一个对基层系统的改造升级。
当我站在几十年后，去眺望爷爷和舅公的人生轨迹，黄先生的观点依稀有些印证。
3
爷爷和黄仁宇是同龄人。
黄仁宇先生作为国军参加过抗日战争。
1936年，黄仁宇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电机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辍学参军，1940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1943年加入驻印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
在《万历十五年》中文版自序中，他自问：
“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
尽管在战场上针锋相对过，但是中国人对日本向来是不甚了解的。
他们那一代有经历过战争的中国人，一定会终生仇恨日本，或者不想再和日本有任何关系；或者也终生仇恨日本，但在他们脑中不断盘桓一个疑问：
为什么同样遭受西方来的狂风暴雨般冲击，日本的回应远比中国好得多、成功得多，以至于最后甚至把侵略并征服中国作为他们的目标。
这样的疑问，黄仁宇也有过并且尝试解答：
我们小时候读书，总以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在短时间把一切弄得头头是道。殊不知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其社会已在步商业化。况且明治维新进步过猛，其内部不健全的地方仍然要经过炮火的洗礼，于世界第二次大战后，忍痛改造。
如果这是日本走出这条历史隧道的原因。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顺利的走出来，黄仁宇在历史中找到的答案是：
无关紧要的1587年。
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表面上看，是数目字等不能应用行政管理的技术原因，是以道德代替法律的行政缺陷的原因。
实际上呢？
黄仁宇先生的观点是：
商业资本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
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对于黄仁宇先生关于传统中国不能、而日本能走出历史幽暗隧道的原因的论点，有诸多评价批判。
三哥的功力没有资格评价。
但如果我们把日本这位邻居看成潜在对手的话，
三哥知道，兵法有云：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我们了解自己吗？
未必全然了解。
我们了解对手吗？
对手了解我们的程度也许更深。
4
日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1864年，明治维新前夕，英美法荷船舰强行通过本州及长州海峡，与当地封建领主作战，日方不支屈服，是为“下关事件”。
当西方各国要求惩凶时，藩主令武士十余人依次切腹，此时各人死态惨绝人寰，不及半，因为过于残忍，西方人士要求停止。
1945年，日本对外扩张、多方侵略，最终战败，不得不进行国家改造，但这之后却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经历“失去的三十年”。
果真失去了三十年吗？
在自然科学领域，2000年以来21年间，共有20名日本科学家或日籍科学家获得含金量最高的自然科学类奖项。其中物理奖9人，化学奖6人，生理学或医学奖5人。
在金融乃至经济领域，1995年日本实现利率自由化，1998年实现外汇自由化，日本的金融彻底开放，日本的所有资产，包括房地产、股票等等，都是国际市场定价。
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用三十年时间去杠杆、调结构、国际化，按现在的流行语：新旧动能转换。
甚至，在足球领域，日本也已经成长为世界强队。
日本这个国家，每一次失败之后，似乎都能忍痛改造、更进一步。
事实上，民国的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对日本的国民性格是有深刻的洞察力的。
1933年，蒋百里先生赴日考察，当日本军队在东北横行无忌的时候，蒋百里著作《日本：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的小书中预言：
“缺乏内省能力的日本国民呵！身长是加增了，体重是仍旧。这是一件怎样严重的象征！向外发展超越了自然的限度，必定要栽一个大筋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蒋百里发表《抗战的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抗战思路正式被提出。
作为1901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先驱，蒋百里先生从未低估过日本，也未高估过日本。
在《日本：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的这本小册子结尾处，他借用一个德国人的嘴巴说：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讲和！”
当然，这是面对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时的态度。
和平时期，该报以怎样的态度呢？
“以30年代及1940年间的艰困中国尚能咬紧牙关挣扎、度过危机。则今日青年研读这段纪 录不可能再失去自信。
“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好勇好血的言辞，而是纪律与组织。
有此自信，既不容易为少数有煽动力量的言辞感到惶惑，也不至于无端放弃中国传统之人本主义的精神，招怨树敌。中国与日本无永远的冤仇。”
这是曾经参与缅甸远征军血战抗日的黄仁宇，在纽约的哈德逊河畔，以大历史的视界，给出的个人态度。
对于7月8日发生在日本的刺杀事件，三哥的观点与黄仁宇雷同。
最后
二十多年前，三哥选修过一门国际关系的课程。
尽管只上过几节课，但我依然记得这位上海的教授姓杨，因为他看问题、讲问题都直指核心，没有弯弯绕。
关于日本，教授推荐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美国人本尼迪克写的《菊与刀》，一本是蒋百里的《日本：一个外国人的研究》。
凭借着对这两本书囫囵吞枣和网上的抄袭，三哥交了一篇选修课考试论文：
《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平衡视角看中日关系》，得了88分，并被教授召见，教授说，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戴季陶的《日本论》。
《日本论》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上世纪20年代写的一本小册子。
当日，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已经深入透彻。
“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
看了戴季陶的《日本论》，笔者才知道爷爷在1940年代看到的日军地图是确有其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中国被日本逼上战场的时候，中国人对日本到底有多了解？
为了不至于历史简单地重复；
为了不至于再度经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争奋斗；
为了不至于过度浮夸，浮夸到像卢克文那样：“10年内埋葬日本的汽车产业”；
为了不至于过度浅薄，浅薄到像占豪那样“作为一个中国人乐一下难道不正常吗？”
为了不至于过度仇恨，仇恨到忘记自己、放弃中国传统之人本主义的精神，从而招怨树敌；
三哥以为，还是得有平常心。
平常心，有助于知己知彼。
只有知己知彼，才可能不枉祖辈们曾经的苦难与奋斗、思考与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