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企业这一波限薪令，来势更加凶猛。归根到底还是对金融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定位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行业为吸引人才而支付高薪的时代过去了。”
日前，部分央企系公募基金已启动退薪工作。
自2022年起，超出标准的薪酬需要退还。
根据彭博社报道，为了遵守税前290万元人民币（40万美元）的上限，招商集团、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等已要求高级员工放弃递延奖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归还前几年的薪酬。
一些公募基金经理也被要求归还前几年获得的不合规薪酬。
金融限薪令
今年以来，关于金融机构员工薪酬的传言满天飞，如“基金经理年薪封顶120万”、“300万以上年薪需全部退还”等等。
不过，也有基金公司员工表示，“自己公司不太可能发生退薪”。
有法律从业人员表示，“在员工没有违法违规的情况下，要求退还合法收入是不合法的。除非经过法院判定这些员工存在违法行为，才可以追缴工资和奖金。”
金融机构限薪令其实早就有之，最早是在银行业，最近才开始在券商和基金推行。
2010年前后，金融行业的“领薪冠军”为深圳发展银行（现在平安银行前身）董事长法兰克.纽曼，年薪为1741万元，行长肖遂宁年薪486万。
这在当年，真正的天价，远超同行。
深发展2009年年报
2010年，银监会下发《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算是第一份“限薪令”，要求商业银行高管基本薪酬一般不应高于其薪酬总额的35%。
2010年5月，纽曼辞去董事长职务，肖遂宁接替，年薪为825万元。接替肖遂宁出任行长的理查德.杰克逊年薪为554万元。
这几年，券商行业高管薪酬再度引发社会热议。
其中尤以中金公司最惹人注目。
2020年，中金公司董监高一共领了1.68亿元薪酬，共有6人年薪超过千万，中金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黄海洲（股票业务部负责人）年薪1930.7万，首席执行官黄朝晖年薪为1598.2万元；首席运营官楚钢年薪为1546.1万。
2021年，其高管年薪都降到了1000万以下，最高的为董事会秘书徐翌成，年薪840.9万。
2022年，则进一步降到了500万元以下，最高的首席财务官黄劲峰年薪349.9万，首席执行官黄朝晖年薪348.4万，比2020年减少了1000多万。
2023年，中金公司改变了薪酬披露方式，将当年薪酬与以往年度递延薪酬分开披露，比如总裁吴波当年获取薪酬170万，似乎大幅度降低了，但是获得的以往年度递延薪酬359万，两者合计起来，仍然高达529万。
中金公司2023年年报
券商行业大幅度降薪，源于2022年，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国有金融企业合理控制岗位分配级差，有效平衡好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和基层员工的收入分配关系，加大向一线员工、基层员工倾斜力度。
2022年，中国基金业协会就发布了《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对公募基金公司的薪酬结构、薪酬支付、绩效考核、薪酬内控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金融行业不再是“精英”
而金融企业这一波限薪令，来势更加凶猛。
这归根到底还是对金融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定位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金融业是服务实体经济的，而不能超越实体经济，更不能独立于实体经济“空转”。
2023年2月，中纪委网站刊发了一篇题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文章，罕见提出坚决摒弃“例外论”“特殊性”“优越性”“无关论”“业务需要论”等错误论调，要破除“金融精英论”、“唯金钱论”、“西方看齐论”等错误思想。
这篇极具导向性的文章，已经开始直指金融行业多年存在的高薪问题。
2023年底，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业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立业之本。
今年6月以来，不少国有金融机构纷纷表态，坚决破除“例外论”“精英论”“特殊论”等错误论调。
金融行业降薪，不再是口头上。
金融行业为吸引顶尖人才而支付高薪的时代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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