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2年10月31日，卡塔尔世界杯交付与传承至高委员会（Supreme Committee for Delivery & Legacy，简称“SC”）宣布，多国领事服务中心（ICSC）在多哈会展中心（DECC）开幕。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有东道国提供该设施及服务，也是SC、卡塔尔外交部 (MOFA)、卡塔尔内政部 (MOI)、驻卡塔尔各大使馆和各主要国家实体间广泛合作后的重要成果，更是卡塔尔通过世界杯拓展外交朋友圈，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进而推进“小国大外交”这一既定国策的重要一步。
现代卡塔尔在1868年的出现，是英国主导海湾事务、强力支持萨尼家族掌控卡塔尔的产物。从1868年到1971年，卡塔尔长期依赖英国的安全保障。20世纪90年代，卡塔尔建立起对美国安全保障的直接依赖。大国依赖一直是卡塔尔外交政策的基本要素。为了应对沙特的压力，卡塔尔在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国之间谋求地区平衡，这是其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基本要素。在卡塔尔决策层的坚定意志和外交雄心的引导下，卡塔尔在大国依赖和地区平衡的基础上，推行妙实力外交，以能源产业及以之为依托的强大财政金融实力为物质基础和构建硬实力的主要工具，在软实力建设方面注重打造卡塔尔品牌的文化事业、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积极参与地区冲突的斡旋。大国依赖、地区平衡和妙实力外交三个基本要素共同塑造了卡塔尔小国大外交的格局。
在全球化时代，强化国家身份认同，提升国际影响力成为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目的之一。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在卡塔尔开赛，卡塔尔将迎来通过体育外交成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海湾地区“负责任国家”的重要机会。因此，如何以2022卡塔尔世界杯为契机，提升公共外交能力，真正促成以软权力为基础，塑造形象身份建构，提升卡塔尔外交影响力将是卡塔尔国民政府未来一段时间的外交重点。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新丝路学刊》，仅代表作者观点。
文｜吴冰冰 来源｜《新丝路学刊》
▲ 卡塔尔世界杯将于11月21日开幕，为史上东道主投资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图源：互联网
当前卡塔尔的外交政策，包括大国依赖、地区平衡和妙实力（subtle power）外交三个基本要素。这是卡塔尔历史发展、地缘政治环境、人口和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和文化传承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地区地缘战略格局演变的产物，也是卡塔尔决策层的坚定意志和外交雄心的集中表现。
1卡塔尔外交政策中的大国依赖
自1868年现代卡塔尔开始形成以来，对主导地区事务的外部大国的依赖一直是卡塔尔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要素。
现代卡塔尔的形成是与萨尼家族（Al-Thani）联系在一起的。16世纪中叶，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西岸地区被并入奥斯曼帝国。18世纪60年代，包括哈利法（Khalifa）家族在内的欧土布（Utub）部落联盟控制科威特。1783年，哈利法部落占领巴林以及卡塔尔半岛北部的祖巴拉（Zubara）；而萨尼家族的势力范围则一直以卡塔尔半岛东岸的比达（Bidaa，即多哈）为中心。祖巴拉的实力当时远远超过多哈。
英国人的到来改变了海湾地区的格局。162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帮助波斯将葡萄牙人逐出霍尔木兹，在阿巴斯港（Bandar Abbas）设立商栈；166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得到英国国王特许状，在波斯湾地区执行英国外交政策。176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布什尔（Bushir）设立驻扎官；1820年设立政治代表，负责海湾南部地区的事务，驻基什姆岛（Qishm）。1822年，政治代表和驻布什尔的驻扎官合并，称“波斯湾驻扎官”，后改称“英国波斯湾政治驻扎官”。为了保护从巴士拉到印度的海上通道，1819年英国出兵海湾，迫使海湾西岸的阿拉伯酋长在1820年签署《总和平条约》（General Peace Treaty）。祖巴拉的哈利法家族也签署了这一条约，从而带动卡塔尔和巴林一道加入英国主导的和平条约体系。1835年，英国要求海湾各阿拉伯酋长国在夏季采珠季节休战六个月，1838年改为全年休战。1853年，英国与海湾阿拉伯酋长国签署《海上永久休战条约》（Treaty of Maritime Peace of Perpetuity）。
1868年，巴林酋长和阿布扎比酋长联合向卡塔尔半岛发动进攻。“正是这次进攻导致了英国驻阿拉伯湾海军以平息两国反对卡塔尔的敌对行动为旗号进行的干涉。英国……将卡塔尔完全置于它的保护之下。”时任英国波斯湾政治驻扎官路易斯·佩里（Lewis Pelly）在1868年的冲突之后，决定与萨尼家族的穆罕默德·本·萨尼（Muhammad bin Thani，1850～1878年任埃米尔）签署协议。1868年9月18日，路易斯·佩里挑选穆罕默德·本·萨尼代表所有卡塔尔部落在英国海军“警惕”（Vigilant）号战舰上宣读了协议。萨尼家族的权力来源不再是传统的伊斯兰效忠仪式或部落酋长的协商机制，而是“完全以英国海军的实力为基础”。可以说，没有英国的干预，萨尼家族不可能获得对卡塔尔的主导权，而卡塔尔也无法摆脱巴林的控制。“直到19世纪中叶谢赫穆罕默德·本·萨尼被英国承认，卡塔尔才开始作为分立的政治实体出现”。自此，对外部大国的依赖就成为卡塔尔外交政策的基本要素。
1878年，萨尼家族的贾西姆·本·穆罕默德·阿勒·萨尼（Jasim bin Muhammad Al-Thani，1878～1913年任埃米尔）捣毁祖巴拉，将巴林势力逐出卡塔尔。当代卡塔尔人将1878年12月18日视为卡塔尔统一于萨尼家族统治的起点，于2007年将这一天定为国庆日，将贾西姆·本·穆罕默德·阿勒·萨尼视为国父，这一天亦称国父日。1892年10月，奥斯曼帝国派军队进攻多哈，试图控制卡塔尔；贾西姆·本·穆罕默德·阿勒·萨尼在瓦吉巴（Wajbah）成功抵抗并驱逐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1913年，新崛起的沙特家族领导的瓦哈比武装开始威胁到卡塔尔；1916年11月，卡塔尔埃米尔阿卜杜拉·本·贾西姆·阿勒·萨尼（Abdullah bin Jasim Al-Thani，1880～1957，1914～1949年任埃米尔）与英国签订条约，卡塔尔正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从1868年现代卡塔尔初步形成，到1971年9月3日卡塔尔脱离英国的保护而正式独立，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卡塔尔一直依赖英国的军事保护，也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鉴于沙特从开发石油伊始就依赖美国，“逻辑与利益相互矛盾的两大轴心并存就成为必然，即华盛顿—利雅得轴心和伦敦—多哈轴心，尽管二者并未采取对抗的形式”。事实上，伦敦轴心并不限于卡塔尔，而是囊括了英国波斯湾政治驻扎官管理下的整个海湾地区，包括在巴林、卡塔尔、迪拜和阿布扎比设立的政治代表，在阿曼设立的总领事和在今阿联酋其他酋长国设立的政务官，这些政务官受英国驻迪拜政治代表的节制。1946年，英国波斯湾政治驻扎官从伊朗的布什尔转到巴林，直到1971年英国在海湾地区的保护国体制结束。在哈利法·本·哈马德·阿勒·萨尼（Khalifa bin Hamad Al-Thani，1930～2016，1972～1995年任埃米尔）任埃米尔期间，海湾地区的美英双轴心架构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主导下的伊朗—沙特双支柱架构，卡塔尔不得不承认沙特在阿拉伯半岛的主导地位。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时任王储的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1952～，1995～2013年任埃米尔）开始思考摆脱沙特而直接与美国建立紧密盟友关系的问题，军事领域的合作则成为其推动与美国关系的抓手。在海湾战争期间，卡塔尔于1991年1月派出装甲部队参加沙特海夫吉（Khafji）的军事行动。1992年6月23日，卡塔尔与美国签署国防合作协定。1995年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通过政变推翻自己的父亲上台，担任埃米尔，美国是最早承认其为新埃米尔的国家。1996年，卡塔尔与美国再次签署国防协定，开启两国实质性的军事合作。就在这一年，卡塔尔欧代德空军基地（Udeid Air Base）建成，并交付美军使用。2001年10月2日至5日，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对美国进行了工作访问，是“9·11”事件后第一个访问美国的阿拉伯领导人。2001年，美国使用卡塔尔欧代德空军基地展开针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在基地驻扎的美军达到4000人的规模。2003年，由于沙特拒绝美国继续使用其苏丹王子空军基地（Prince Sultan Air Base），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于4月9日宣布美军撤出沙特，其中央司令部转到卡塔尔的欧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在2003年扩建后可容纳1.1万名美军和120架战机。2013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访问卡塔尔，并与卡方签署为期10年的国防合作协定。2017年6月卡塔尔危机爆发后，从美国传出放弃欧代德空军基地并将驻该基地美军转移到阿联酋的声音。2017年8月，美军公开了秘密使用了27年之久的阿联酋扎夫拉空军基地（Al-Dhafra Air Base），明显有与卡塔尔欧代德空军基地竞争之意。2018年7月，卡塔尔宣布斥资对欧代德空军基地设施进行升级，放弃欧代德空军基地的主张在美国已不再有实质性的支持声音。目前在卡塔尔驻扎的美军总人数达到1.3万人，其中大部分部署在欧代德空军基地，一部分部署在多哈郊外的塞伊里亚军营（Camp As-Sayliyah）。除此之外，美国还对卡塔尔进行军售，并对卡塔尔军队进行培训。以欧代德空军基地和军事合作为核心，卡塔尔和美国建立起紧密的盟友关系。2018年1月和2019年1月，卡塔尔和美国分别在华盛顿和多哈进行了两轮美国—卡塔尔战略对话。
卡塔尔与美国的关系“由三个中心支柱锁定：军事和安全协定，商业和经济利益，以及教育和文化倡议”。除了前述的军事层面之外，经济和教育文化层面也非常重要。在经济层面，卡塔尔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绑定；卡塔尔投资局（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QIA）将美国作为主要投资对象，在2018年的美国—卡塔尔战略对话上，卡塔尔承诺将对美国进行450亿美元的投资；卡塔尔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额从2001年的约8.4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33亿美元，2016年美国从卡塔尔的进口贸易额为11.6亿美元、出口贸易额为49亿美元。在教育文化层面，2003年，在卡塔尔基金会（Qatar Foundation，QF）的支持下，卡塔尔设立教育城项目，邀请乔治城、康奈尔、卡内基梅隆等6所美国大学以及1所英国大学和1所法国大学在卡塔尔设立分校，完全按照这些国家的教学计划和教育理念在卡塔尔办学；2003年，兰德公司在多哈设立兰德—卡塔尔政策研究所（Rand-Qatar Policy Institute），2013年该研究所停止运作；2008年，布鲁金斯学会在卡塔尔多哈设立布鲁金斯多哈中心（Brookings Doha Center）。2008年卡塔尔发布的《卡塔尔国家愿景2030》（Qatar National Vision 2030）吸收了兰德公司的许多建议。
▲ 卡塔尔位于波斯湾西南岸的卡塔尔半岛，与沙特阿拉伯陆上接壤。图源：britannica
2卡塔尔外交政策中的地区平衡
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卡塔尔努力在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地区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当前地区平衡的主要目的在于抵御沙特主导阿拉伯半岛的意图，这已成为卡塔尔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要素。
1902年，贾西姆·本·穆罕默德·阿勒·萨尼正式接受瓦哈比派教义。虽然卡塔尔与沙特都以瓦哈比派为主导，但“在萨尼家族统治卡塔尔的整个历史上，卡塔尔与沙特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和复杂的状态”。卡塔尔的贝都因部落在与萨尼家族发生矛盾时，经常求助于沙特，特别是在沙特与卡塔尔边境地区的穆拉部落（Al-Murrah）。正是由于这个因素，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变得更为敏感。1965年12月4日，由英国主导，作为英国保护国的卡塔尔与沙特签订了边界协定，划定了从萨勒瓦（Al-Salwa）到欧代德湾（Khor Udaid）的边界。沙特方面认为，整个欧代德湾沿岸地区的领土都属于沙特，阿联酋方面则认为欧代德湾南侧属于阿联酋。1990年，阿联酋放弃对这一片领土的要求，该片土地成为卡塔尔与沙特的争议地区。1992年9月30日，两国在卡塔尔的海夫斯（al-Khafus）边境检查站爆发冲突。卡塔尔方面决定中止1965年的边境协定。1999年，两国承认了由联合技术委员会绘制的地图；2001年3月21日，两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订了划界协定。
1992年的边界冲突成为卡塔尔和沙特双边关系的转折点，促使当时的王储谢赫哈马德开始认真思考沙特的威胁。1995年6月27日，谢赫哈马德开始担任卡塔尔埃米尔。在哈马德担任埃米尔期间，卡塔尔形成了三人决策核心：埃米尔哈马德本人，他的妻子穆扎·宾特·纳赛尔·米斯纳德（al-Shaykhah Muzabint Nasir al-Misnad），以及从1992年开始担任外交大臣的谢赫哈马德·本·贾西姆·阿勒·萨尼（Al-Shaykh Hamad bin Jasim Al-Thani），后者从2007年开始还兼任卡塔尔首相。在三人决策核心的推动下，卡塔尔推行更为开放的外交政策，在改善与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的同时，对沙特则秉持更为警惕的态度。出于对哈马德掌权的严重不满，“1996年2月，沙特、巴林、阿联酋等海湾邻国支持（卡塔尔的）未遂军事政变，以恢复谢赫哈利法·本·哈马德·阿勒·萨尼的统治”。
在埃米尔哈利法统治时期，卡塔尔试图借助沙特获得安全庇护。一方面，“沙特人对待卡塔尔就如同是一个封建附庸，招致萨尼家族年轻一代的不满”；另一方面，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也让时任王储谢赫哈马德意识到沙特并没有能力在危机发生的时候真正起到安全保障的作用。埃米尔哈马德下决心摆脱沙特的控制，在转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的同时，卡塔尔也将支持伊斯兰主义运动作为外交转型的重要手段。在伊斯兰主义运动中，沙特一直支持萨拉菲主义，而卡塔尔则选择支持萨拉菲主义的竞争对手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上，支持穆兄会可以获得与沙特竞争的强大力量；在国内，通过支持穆兄会可以压制本土内生的伊斯兰主义势力，也可以强化卡塔尔王室的合法性。1954年埃及大规模镇压穆兄会，穆兄会很多成员开始转向卡塔尔。卡塔尔从1961年开始长期为埃及穆兄会的重要代表人物尤素福·卡尔达维（Yusfu al-Qaradawi，1926～）提供庇护。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卡塔尔加大了对阿拉伯各国穆兄会的支持，“部分原因是其与穆兄会的长期意识形态联系，多哈认为这可以保证其伊斯兰主义盟友的忠诚……多哈对穆兄会的支持也源自与胜利者站在一起的务实趋向，它与那些它相信会在各国政治和军事上取得优势的行为体结盟”。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和也门等国局势出现动荡之后，卡塔尔都采取了积极介入的态度，大力支持这些国家的穆兄会势力。
卡塔尔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对地区事务的大力干预，尤其是对穆兄会势力的支持，被沙特和阿联酋等国视为威胁。2013年，“利雅得支持并资助了依托军队的反穆尔西政变，将穆兄会赶下台。它还向当时的卡塔尔统治者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施压，迫使其在埃及政变之前退位，让位给其子谢赫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Tamim bin Hamad Al-Thani）”。2013年11月，卡塔尔被迫签署《利雅得协定》（Riyadh Agreement），承诺不干涉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内政，并减少对穆兄会的支持。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认为卡塔尔执行协议不力，遂于2014年3月召回驻卡塔尔大使，以向卡塔尔施压。这一次的外交危机一直延续到2014年11月才告结束。2017年6月5日，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宣布与卡塔尔断交；6月22日，沙特等国向卡塔尔提出13点要求，主要包括关闭半岛电视台、停止支持穆兄会、断绝与伊朗的关系、关闭在卡塔尔的土耳其军事基地等，卡方予以拒绝。在这次断交危机中，沙特—阿联酋一方和卡塔尔一方都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2017年12月，沙特宣布关闭萨勒瓦的陆上边界通道，沙特等国针对卡塔尔采取了经济封锁和物资禁运。卡塔尔认为：“一些强大得多的国家组成联盟，针对卡塔尔的主权展开直接攻击，卡塔尔是受害者。这些国家的行动威胁了海湾地区的安全，在此次封锁行动之前，该地区是阿拉伯世界中的稳定绿洲。”尽管美国进行了外交斡旋，但未获明显成效。2019年1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赴海湾地区斡旋没有结果，美国任命的特使津尼将军（Anthony Zinni）也于当月辞职。2017年的卡塔尔危机分化了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为一方，卡塔尔为另一方，科威特和阿曼则居于中间。
哈马德担任埃米尔以来，一直维持着与伊朗的友好关系。这体现了卡塔尔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维持某种平衡，以确保“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摩擦不转化为与多哈的摩擦”；另一方面，以伊朗来平衡沙特，“利用柔性外交来避免对抗、支持经济扩展并巧妙维护卡塔尔的根本主权利益，卡塔尔与伊朗的良好关系也被用来阻止和干扰沙特阿拉伯控制海湾地区的企图”。由于担心招致美国不满，卡塔尔并不愿意与伊朗建立实质性制度化的双边关系，而是更愿意通过高层互访和领导人之间的私人交往来维护两国关系。除此之外，由于卡塔尔的北方气田（North Field）和伊朗的南帕斯气田（South Pars Field）同属一片天然气田，所以卡塔尔和伊朗也有维持友好关系的必要。在海合会针对伊朗的集体行动中，卡塔尔采取了配合的立场：2016年1月，沙特与伊朗断交，卡塔尔也召回了驻伊朗大使；2016年2月，卡塔尔与其他海合会国家一道宣布黎巴嫩真主党为恐怖组织。从2011年到2015年，卡塔尔也配合了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行动。与此同时，卡塔尔与伊朗的高层互访不断，2008年8月和2009年11月，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访问了伊朗；2010年2月，当时担任王储的谢赫塔米姆访问了伊朗。2017年6月断交危机爆发后，卡塔尔利用伊朗平衡沙特的需求更为迫切。在沙特等国针对卡塔尔实施封锁和禁运后，伊朗向卡塔尔提供了其急需的食品，并允许卡塔尔航空公司使用伊朗领空。2017年8月，卡塔尔全面恢复与伊朗的外交关系；2018年5月，在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卡塔尔方面没有直接支持美方的立场。
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AKP）被视为穆兄会式的组织，鉴于卡塔尔支持穆兄会的立场，双方的利益有契合的部分。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卡塔尔与土耳其保持了比较密切的合作。在卡塔尔和土耳其的共同支持下，2011年成立了叙利亚反对派政治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yrian National Council，SNC），其主体是叙利亚穆兄会，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叙利亚反对派的军事组织“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FSA）。卡塔尔和土耳其的合作，既针对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也是对亲沙特势力的压制。2013年，叙利亚反对派政治组织“叙利亚全国联盟”（Syrian National Coalition）成立，其中的亲沙特势力获得了领导权；2014年2月，“叙利亚自由军”更换领导层，亲卡塔尔的萨利姆·伊德里斯（Salim Idris）被亲沙特的阿布杜·伊拉·巴希尔（Abdul-Ilah al-Bashir）取代。卡塔尔支持的重点转向“沙姆自由人”（Ahrar al-Sham）和“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沙特则支持“伊斯兰军”（Jeysh al-Islam）。2017年以来，随着叙利亚政府军在战场上取得越来越大的战果，加之卡塔尔断交危机的爆发，卡塔尔在叙利亚的介入持续减少。在叙利亚危机过程中得到强化的卡塔尔—土耳其关系，在2017年6月卡塔尔断交危机爆发后为卡塔尔赢得了土耳其的支持。2014年，卡塔尔和土耳其签署协定，决定在卡塔尔设立土耳其军事基地。2017年6月，土耳其向卡塔尔派出军队，实质性支持卡塔尔与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对抗。
卡塔尔也试图与以色列建立联系。1996年，卡塔尔批准以色列在多哈设立商务代表处；埃米尔哈马德还会见了来访的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2008年4月，以色列外长利夫尼（Tzipi Livni）赴多哈出席多哈论坛（Doha Forum）。2009年1月，为了抗议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卡塔尔关闭了以色列驻多哈商务代表处。鉴于哈马斯是巴勒斯坦的穆兄会组织，2007年以来卡塔尔与哈马斯也建立了密切关系。
3卡塔尔外交政策中的妙实力外交
乔治城大学多哈分校国际与地区研究中心主任麦赫兰·卡姆拉瓦（Mehran Kamrava）教授认为，卡塔尔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有限，其国际影响力也不是将软硬实力加以结合以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巧实力。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等传统概念无法准确界定卡塔尔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将之定义为“妙实力”，主要包括由美国提供的军事安全保障、由巨额财富支撑的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力、精心设计的国家品牌构建以及活跃的外交四个方面。事实上，妙实力并不能脱离硬实力和软实力，而是在决策者坚定意志和外交雄心推动下二者更为巧妙地结合，是一种更为精妙的巧实力。进而言之，卡姆拉瓦教授对妙实力的分析缺乏结构性的框架。
卡塔尔从规模上讲是一个小国，这严重限制和制约了其硬实力和软实力。在硬实力方面，卡塔尔人口规模和军力有限，经济规模总量不大，但人均经济指标高，财政能力强。卡塔尔人口规模有限，2016年总人口约为260万，其中卡塔尔本国公民占12%，约31万人。有限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其武装力量规模不大——总兵力约为1.2万。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7年卡塔尔国内生产总值为1669亿美元；2018年卡塔尔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约1925亿美元，在全球排第54位，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2万美元，全球排第8位。依托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卡塔尔积累了巨额财富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主权基金。由卡塔尔投资局和卡塔尔中央银行管理的主权基金总资产达到3500亿美元。因此，在硬实力方面，卡塔尔可以充分利用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和强大的财政金融实力。在软实力方面，有限的人口规模、人才数量、历史传承和文化积累是主要的制约因素。这样具有严重局限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条件，一般情况下很难支撑卡塔尔经营妙实力以谋求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地区领导地位。因此，卡塔尔决策者的坚定意志和外交雄心成为关键因素。1995年开始，以埃米尔哈马德、王妃穆扎和首相兼外交大臣哈马德·本·贾西姆为核心的卡塔尔决策层充分展示了这样的意志和雄心；2013年继任的埃米尔塔米姆在卡塔尔断交危机中也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领导力。以丰富的油气资源为依托的强大财政金融实力是卡塔尔硬实力和软实力效果最大化的物质支撑，如何实现效果最大化则需要妙实力的精准选择和精妙设计。
卡塔尔没有试图消耗巨量资源去建立自身独立的军事能力，而是通过大国依赖和地区平衡来维护自身安全。大国依赖是卡塔尔的基本国策，是卡塔尔立国的根本。对卡塔尔而言，地区平衡只有在大国依赖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由于卡塔尔在脱离了对英国的依赖之后又未能建立起与美国的直接依赖关系，所以不得不依附沙特，从而无法追求地区平衡。20世纪90年代，在建立起与美国的直接依赖关系之后，卡塔尔很快开始执行地区平衡的政策。所以，大国依赖和地区平衡是卡塔尔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也是妙实力外交的基本前提。不论是否实行妙实力外交，卡塔尔都需要推行大国依赖和地区平衡政策，以弥补自身军事和安全能力不足的根本缺陷。
在妙实力外交的框架之下，能源和金融既是卡塔尔硬实力的主要手段，也是整个妙实力外交的物质支撑。1939年，卡塔尔在杜汉（Dukhan）发现石油；1961年，卡塔尔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2019年1月退出该组织）。卡塔尔2015年石油探明储量为250亿桶，在全球排第13位，日产量为210万桶。1971年，卡塔尔在北方境内发现天然气，并开采成为著名气田。卡塔尔目前天然气储量872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俄罗斯和伊朗。卡塔尔年产7700万吨液化天然气，由卡塔尔天然气公司（Qatargas）在拉斯·拉凡工业城（Las Laffan Industrial City）的14个液化天然气生产装置进行生产。卡塔尔天然气产量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伊朗，而液化天然气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9月，卡塔尔宣布其液化天然气年产量到2024年将提升到1.1亿吨，其油气总产量将从目前约合每天480万桶增加到620万桶。油气收入占卡塔尔政府收入的一半以上，能源部门的收益构成了卡塔尔主权基金和财政金融能力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天然气也是卡塔尔和其他国家发展战略关系的重要工具。2008年，卡塔尔天然气公司与中石油和中海油分别签订了年供应300万吨和200万吨液化天然气的合同，为期25年；2018年9月，卡塔尔天然气公司与中石油再次签订每年供应340万吨液化天然气、为期22年的合同。卡塔尔有意通过在天然气领域与中国的战略性合作来加强双边关系。由2005年成立的卡塔尔投资局管理的卡塔尔主权基金对全球的投资，也是卡塔尔利用其财政金融实力构建硬实力的重要手段。卡塔尔投资局在全球拥有的资产超过3380亿美元，在全球主权基金中排第14位。
▲ 卡塔尔是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图源：statista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认为，“国家软实力主要来自三方面：文化（在其能发挥魅力的地方）、政治价值观（无论在国内外都能付诸实践）、对外政策（当其被视为合法，并具有道德权威时）”。在妙实力外交框架下，卡塔尔也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设计和构建其软实力的。鉴于有限的人力资源和历史文化积累，卡塔尔大量投入财政金融资源，精心选择软实力建设的项目和突破口。在文化方面，具有代表性的领域包括传媒（半岛电视台）、旅游交通（卡塔尔航空公司）、展览馆（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体育赛事（2006年多哈亚运会、2022年世界杯、阿斯拜尔体育中心）、会展（多哈论坛）等。在政治价值观方面，卡塔尔对穆兄会的支持是集中体现。在对外政策方面，卡塔尔大力参与周边地区的冲突斡旋。在也门，2008年2月卡塔尔帮助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签署和平协定；在黎巴嫩，2008年5月卡塔尔调解黎巴嫩各派系达成和解，解决了长达两年的政治危机；在苏丹，2010年卡塔尔推动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的反对派组织签署《多哈协定》。
总体而言，卡塔尔当前外交政策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大国依赖、地区平衡和妙实力外交。卡塔尔妙实力外交的框架结构是：以对美国的大国依赖和针对沙特的地区平衡作为安全保障和妙实力外交的前提；决策者的强大意志和外交雄心是推行妙实力外交的关键；以能源产业和以之为依托的强大财政金融实力作为妙实力外交的物质基础和硬实力建设的主要工具；在软实力建设方面，在文化上集中于能够确立卡塔尔品牌和形象的关键领域和项目，在政治价值观方面大力支持穆兄会，在外交领域积极参与地区冲突的斡旋。大国依赖和地区平衡既外在于妙实力外交又内在于妙实力外交。一方面，即便没有妙实力外交，卡塔尔也需要大国依赖和地区平衡来保障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妙实力外交脱离了大国依赖和地区平衡这一前提则无法推行。大国依赖、地区平衡和妙实力外交三个基本要素共同打造了卡塔尔小国大外交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