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晓宇、阮琳燕、何丽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
【导读】近几年频发的青少年心理危机，使升学竞争压力下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其中一类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即拒学现象。过去，讨厌上学被认为是少数学生的问题，如今，拒学却成为中学生群体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如何看待和遏制这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恶化趋势？
本文通过研究中学生拒绝上学现象的影响因素，发现这并非个人问题，更是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作者采用质性研究取向的个案研究法，选取了北京市7名拒学中学生及其父母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结果显示，在个人层面，主要是人际敏感、完美主义的鲜明特质；在学校层面，包括残酷的竞争与学业压力、高压高控的管理风格、面临危机的师生关系、倍感受伤的同伴群体、返校复学的重重障碍；在家庭层面，包括矛盾重重的父母关系、愈演愈烈的亲子冲突、日积月累的负面情绪、纠结复杂的二胎家庭、混乱失调的家庭功能；利弊难辨的新事物，包括网络与手机、电竞游戏、偶像练习生；精神医学层面，包括抑郁、焦虑状态。这些因素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中学生拒学行为。
本文认为，中学生拒学行为的发生反映了个体的不适当性及社会系统的失衡，是学生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都会使拒学行为改善或恶化。因此，学校、家庭、社区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是解决拒学现象的关键。
本文原载于《社区心理学研究》2023年第2期，原标题为《他们为什么不上学？中学生拒绝上学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他们为什么不上学？
中学生拒绝上学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
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关于青少年“从不想学到不想活”心理议题的相关报道反复出现。2020年春季学期由于疫情普遍采取线上教学模式，在恢复线下教学之后，很多学生拒绝上学。拒学对青少年自身及其家庭来说都造成了极大困扰。在中国，精神科门诊中有拒绝上学行为的儿童占寻求心理咨询儿童的5%。近期的研究表明，拒学青少年的数量在不断上升。国内有学者研究发现，广州市中小学生拒学行为检出率为22.5%，且拒学行为的检出率随年龄增加呈上升趋势，小学阶段处于较低水平（4.5%），进入中学阶段陡增（24.6%），整个初中阶段约1/3的学生有拒学行为，到高中阶段，拒学行为的检出率高达37.6%。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义务教育普及率在逐年提高，因贫困被动辍学的现象在逐渐减少，但是学生主动缺勤和拒绝上学的现象日益增多。社会转型时期带来的社会竞争的加剧，较高的学业要求和心理压力导致青少年负面情绪增加。拒学行为已经从之前的被认为是少数孩子的问题变成了许多孩子都可能遇到的问题。
学界对于学生不去上学的研究由来已久，概念和分类的观点多种多样且在不断变化。Berg将拒学界定为青少年在学校里或一想到要去上学时就产生强烈负面情绪，从而导致难以去上学的情况。Kearney提出了拒绝上学行为（School Refusal Behavior）这一综合性概念，以揽括各种形式的学生不上学现象，并将其定义为，儿童自发地拒绝上学或难以整天坚持在课堂学习的表现。目前国外主流研究将拒绝上学，简称拒学，归属于学校出勤问题（School attendance problem，SAP）的一种。
拒绝上学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Kearney则认为可以从系统视角和分析视角来考虑青少年拒绝上学行为的影响因素。在系统视角下，它通常与四种远端变量相关：（1）消极的学校体验。如学业困难、社交困难、校园欺凌等；（2）缺乏参与感。如学校环境差、教师不按时上课、师生关系不良；（3）对缺勤问题的错误认知。如认为缺勤几次没有危害等；（4）上学时的阻碍。如生活条件差、缺乏医疗保障、上学时交通不安全、互联网使用不便等。
在分析视角下，研究者通常关注与其相关的近端变量，具体包括：（1）个人因素，如不良生活事件、学习困难、存在情绪或行为方面的问题、物质滥用等；（2）父母因素，如教养方式不当、与学校沟通少、自身教育程度低、虐待、自身存在心理问题；（3）家庭因素，如家庭规模过大、家庭成员冲突多等；（4）同伴因素，如同伴霸凌、同伴的不良行为的影响等。
尽管西方文化中关于拒绝上学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拒学议题具有高度的本土情境性，本土研究仍然很缺乏。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探索北京市中学生拒学的影响因素，旨在进一步促进拒学预防及干预，为家庭教育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定的启示。
▍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
从2019年7月到2020年12月，研究者通过在网络上发布招募海报来征集研究参与者。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选取拒学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排除因明确诊断的重性精神病性障碍（如精神分裂症、严重的双相情感障碍等）而无法上学的中学生；在个案的选取上，按照理论饱和原则，选取具有鲜明差异的个案。本研究中的访谈对象为符合入组标准的北京市拒学中学生及其家长，访谈采用面对面形式开展。所有访谈者与研究对象在访谈前均不认识且无任何利益关系。本研究通过了北京联合大学心理学系学术委员会伦理审核。
最终，本研究选取了7位拒学在家已经达到一个学期及以上的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访谈对象知晓并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对象姓名为化名，相关资料见表1。
郝平，在考入区重点高中一个月后，突然跟父母说不想去上学了，想去打电竞。郝平的父母在他小学四年级时离异，目前郝平的父母处于未复婚共同居住状态。
高帆，因为发型问题多次遭受班主任的过激言语攻击，初二开学一周后不再上学。因为高帆不敢独自入睡，要求妈妈放行军床睡在旁边。
吴佳，初二时参加偶像练习生选拔，被班主任当众在班里批评，并让同学对其评价，开学一周后不再上学。此后虽多次尝试复学，但都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
王璇，初三时升入1+3贯通班，沉重的学业压力和作业负担让她出现了抑郁症状，上学困难，在中考前回到了家中。
马瑞，从幼儿园开始就不喜欢去学校。升入初中后，学业的压力和对社交的恐惧给她带来了身心上的诸多不适，初二军训结束3天后，她开始不上学了。
路依，有个比她小8岁的妹妹。在妹妹出生一年后，路依被诊断为抑郁症。第一次不去上学是在小学五年级，初一时因受疾病影响开始间接性不去上学。
韩凌，在初一开学后不久，被某同班同学霸凌，此后一进学校就会发怵。一个月后，开始不去上学，并被诊断为抑郁症。
（二）方法
1．方法论
本文的研究方法采用质性研究取向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指集中研究一个或几个个案，其中个案的范围可以从一个人到一个组织，或从某一件事件到某一特定程序实施中的一系列过程。本研究是多个案的个案研究。基于多个案实验的理论构建基础更牢固、更准确，也更具普遍性。个案的选择不再基于特定个案的独特性，而更多基于个案群对理论发展的贡献。
在单个案研究中，叙述是一种分析性建构，它们将过去和现在的很多行动和事件组合为一个前后连贯的、有关系的、有意义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这些行动与事件具有解释结局的意义。
跨个案比较法，即将每个个案视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在单个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所有个案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的分析。通过系统的归纳和抽象，探究多个个案的异同，总结多个个案的共性和特点，为后面运用建构主义框架构建拒学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奠定基础。
2．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本研究资料的收集主要采用访谈法和实物收集法，并以研究者备忘录作为辅助资料。研究者通过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收集访谈资料，累计访谈时间1634分钟，访谈录音共转录文本40万字。同时，收集日记随笔、个人朋友圈等实物资料，对7名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父母婚姻情况、围绕拒学的相关理解、拒学发展过程等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为每位研究对象整理了个人档案。
通过对拒学中学生本人及其家庭的质性访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学生拒学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加深对拒学中学生、家庭和当前教育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本研究的资料分析采用情境分析和类属分析相结合：其中对单个案采用情境分析，跨个案采用类属分析。采用这样的分析方式使得本研究可以保留拒学中学生真实的生活经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影响北京市拒学中学生不去上学的原因以及各因素间的作用机制，还有助于我们对拒学中学生每个人的特殊情况有更加具体的感受和理解。因篇幅有限，本文只显示跨个案分析的结果。
▍结果
（一）拒学行为的影响因素
通过跨个案分析得出影响中学生拒学的因素，共包含5个核心主题，17个亚主题。
1．特质鲜明的青少年
（1）人际敏感
许多拒学中学生多具有敏感的特质。马瑞妈妈告诉我们：
“这孩子吧她就是比较敏感，要面子，我觉得心理素质不是太好，抗压能力各方面比较弱。一直到上小学，老师反映就是动不动就哭。那时候也会完成不了作业，偶尔有一次半次的或者有什么没做好的，老师一说她就在那不吭气的哭。”
（2）完美主义
拒学在家的孩子多具有完美主义的特质。上学困扰王璇的一点是不能接受自己比别人差，追求完美：
“就是学习成绩或者说成果上，我总会觉得如果我要比别人同学差的话，就好没面子。”
在访谈的过程中，王璇多次哭着说到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怎么放过我自己。可能一开始就给自己设定的人设也是这个样子，尽己所能做好呀。”
2．压力重重的校园
（1）残酷的竞争与学业压力
对于学生来说，作业、考试贯穿整个中学阶段；成绩、排名不停地在鞭策着他们要努力。尤其是，小升初和初升高的衔接与适应、初高三年级的升学压力，让他们没有时间喘息。
王璇生活的改变发生在初三由普通班转到了由学校里的尖子生组成的初三和高中连读的一贯制班级。
“上了贯通班反正就周围人很强啊，但是我也想要一个好成绩，所以就很绝望，然后就开始熬夜。每天放学了不代表放松了，而是要开始写作业，写到反正挺晚的，12点算正常。”
长时间的疲惫让王璇怀疑是不是自己能力不够强，再看到大家应对起来好像都很轻松，这种观察让王璇的熬夜不断地恶性循环，慢慢的击垮了她的承受防线。
（2）高压高控的管理风格
对于拒学中学生来说，学校高压力、高控制的管理风格让他们难以接受。甚至还有的学生认为当前的教育制度并不适合自己。
2016年，高帆在A中学读初一时时，就曾因头发和校服问题与班主任老师多次产生冲突。2018年，在家待了一年以后，高帆回到了A中学重读初二，强硬的班主任连续三次以头发不合格为由督促高帆去剪头发。高帆被老师一周内勒令理了三次头发之后，还用言语中打击他：
“德育处查头发，他们班主任的做法就是跟其他同学说，说那个你甭管高帆，他有心理疾病，你跟他比得了吗？”
（3）面临危机的师生关系
在拒学发生之前，许多拒学中学生都与老师的关系存在危机，比如：被误会、被针对。
吴佳从小就喜欢跳舞，一次去参加了社会上的练习生面试，当时正好有其他班的同学也想去，两人就相约一起，但吴佳的班主任认为是吴佳把那个孩子带去的，并对吴佳施加了压力：
“老师她是把一个不是事实的事情，让大家去说对我的看法。她不是匿名，所以大家就是已经相当于默认我就是怎么。因为她上完课就走了，但是我要被全班同学问，然后压力好大。所以我就觉得很委屈，然后我就有一段时间没去。”
（4）倍感受伤的同伴群体
有些拒学中学生在班级里没有归属感，可能遭遇被同伴群体的排斥，甚至有同伴欺凌的现象。
韩凌妈妈介绍，同班的女同学误会自己喜欢的男生喜欢韩凌，于是建了线上群，对韩凌进行语言暴力：
“就在群里边对我们家孩子语言暴力，说我们家闺女特别不好，找男人什么的。”甚至拨打电话对韩凌恐吓威胁：“因为这个事还跟我们家孩子打电话，你信不信我找几个人揍你。”
但学校并没有对女同学有任何实质性的惩戒处理：
“我们家孩子觉得本来就是我受伤害了，不没收她手机，反而没收我手机，你们还没有人理解我，受委屈了，我们孩子就抑郁了。”
（5）返校复学的重重屏障
在拒学的过程中，很多学生都尝试过回到学校，但是老师的过度关注、同学的议论纷纷、学业长时间未跟上、学籍管理的限制，又让他们望而却步。
新的学期，吴佳调整好自己决定再次复学，没想到复学之后在学校里的压力很大。吴佳告诉我们：
“这个学期是开始去了三天，因为重新分班了，所以问的人更多了，再加上新的班主任直接在班里公开的问我上个学期为什么没有来，各科老师有的就叫我到办公室去问，有的就是在讲上半学期的东西的时候问我有没有学，所以压力好大。然后我到现在就一直没有再去过了。”
休学再复学的时候，除了本身适应上的困难，还有老师们的不断询问，同学们的猜测和讨论。这样的“特殊对待”以及“过度关注”，对吴佳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刺激和挑战。吴佳妈妈也考虑过给吴佳转学，换个全新的环境重新开始。但是因为学籍管理的要求，转学未办理成功：
“北京市的规定是如果你的学籍在初三是不能动的，因为它是教委直接管理，到了初三就不可以转学了。”
3．环境糟糕的家庭
（1）矛盾重重的父母关系
部分拒学中学生的父母之间的关系矛盾重重。郝平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母离异，妈妈说：
“他四年级（的时候）我跟他爸离了婚，我就带他走了，转学到D小学那，从那以后他就住宿了，也就周六日我们娘俩沟通。”
离异一年半以后，妈妈带着郝平和郝平姐姐又回到了爸爸的身边，但没有办理复婚手续。尽管现在一直生活在一起，但郝平妈妈也积攒了很多对爸爸的不满与怨气：
“你也不往家拿钱，你还家里啥啥不管，你在家还跟大爷似的，我回来之后我还伺候你，为啥呢？”
（2）愈演愈烈的亲子冲突
无论是拒学发生前，还是拒学发生后，拒学中学生与其父母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路依与父母的关系很疏离：
“5年前吧，就是每天都是自己骑车去上课，然后中午在小饭桌或者学校吃饭，晚上之后去作业班，七八点钟之后回来就准备睡觉了。就跟我爸妈也没有什么话，他们也没怎么管我。”
等到路依的父母意识到了对路依的忽视时，她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对于父母的靠近感到很烦：
“他后面意识到了之后我就不想让他们再靠近我，我就觉得也很烦，我一个人也挺好的。”
（3）日积月累的负面情绪
拒学中学生的家庭关系往往也错综复杂，家庭气氛紧张，父母本身累积了很多的负面情绪，孩子无形中也成为了接收父母负面情绪的容器。
路依透露妈妈已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但她自己不认同这个结果。据爸爸所说，路依妈妈也经常与路依姥姥争吵：
“她跟她妈最厉害那段时间，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天天嚷嚷。”
路依妈妈的生活方式也在无形中影响着路依，有的时候妈妈和姥姥的争吵太激烈，路依只能用大吼的方式让她们停下来：
“不是无奈，就是她俩吵的时候声音很大，嗓门都开始提起来了，然后我就得出去也一块吼两句，让她们俩停一下。”
（4）纠结复杂的二胎家庭
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二胎的到来会让父母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家中的幼孩，作为老大经常被忽视。在青春期这个特殊的阶段，矛盾会集中爆发。
吴佳对妹妹也有一些不满：
“我不喜欢妹妹动我的东西，她会把我东西弄坏。我告诉过她很多次，不要进姐姐的房间，不要动姐姐桌子上的东西，然后我也把东西放好了，也会把门关上，但是回来的时候看到妹妹动了，我就会说她为什么动我东西。我觉得我没有做错，我比较生气的是妈妈批评。妹妹做错了事情，她就会要我让着妹妹。就是现在妹妹已经养成了一种错误的习惯了，但是妈妈依然不去说她。”
（5）混乱失调的家庭功能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联系我们的几乎都是孩子的妈妈。绝大部分家庭都呈现出消失的爸爸、焦虑的妈妈和失控的孩子模式。
在自责的同时，马瑞妈妈也对因为工作忙碌而长期脱离家庭的爸爸有了很大的意见：
“因为什么都是我管，我那时候对她爸其实有挺大的意见的，什么都是我管，好的是我的，不好也是我的。确实有一些就是力不从心，就是工作上什么的比较忙，就造成这种撕扯。”
4．利弊难辨的新事物
（1）网络与手机
手机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了每个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在家长的眼中，手机在孩子手中使用时，就是影响他们学习和生活的罪魁祸首。
初一时考试成绩的大幅退步，让高帆对学习的兴趣也下降了，同时也越来越沉迷于网络游戏，高帆妈妈说：
“就那个假期，他学习兴趣就不浓了，因为之前他跟我说要假期补回来，但是他实际行动没有补，而是变本加厉的玩游戏了，所以他这个初二开学之前的状态不是很好。”
（2）电竞游戏
电子竞技已被列入体育运动的范畴，因此也催生了很多学生的电竞梦。电竞游戏和手机与网络的区别在于：手机与网络指学生通过手机连接网络，进行包括游戏、社交在内的一系列活动，是一种娱乐手段；电竞游戏更加专业，是一种新的职业选择。
郝平爸爸告诉我们，郝平认为自己打游戏的水平很好，想成为职业电竞选手：
“从开始的时候他就认为他玩游戏的水平不错，就说有希望能打这个打比赛，或者说什么搞直播，能挣钱，能挣大钱。”
但郝平爸爸并不认可郝平将打游戏作为未来的职业。虽然父母最终退让，同意郝平大学毕业再去尝试电竞这条路。但郝平认为电竞行业对年龄的要求有限制，而这又与上学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3）偶像练习生
近几年，各大视频播放平台都推出了各式各样的练习生节目，在媒体的传播下，练习生这个职业走进了社会大众。对于处于青少年阶段的中学生来说，艺术之路、练习生生活美好而充满诱惑。
想走舞蹈这条路不是吴佳的突发奇想，吴佳从四五岁开始学习跳舞，小升初的时候，吴佳就表达过自己想走舞蹈这条路的想法，但是家里没一个人支持：
“我跟爷爷奶奶说、跟爸爸妈妈说，他们都不同意。包括我之后去姥姥家的时候，想跟姥姥聊聊天，但是姥姥姥爷跟我讲，你走艺术以后就相当于以前那种唱戏的。”
5．精神医学问题
（1）抑郁状态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超过一半的拒学中学生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有的是在拒学发生之前就被诊断为抑郁症、有的是在拒学发生之后父母担心其身体带去医院就诊从而被确诊抑郁症、还有的是因为特殊事件引发了拒学和抑郁症。
抑郁症也给路依带来了影响。路依自述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心情不好，才开始不去上学：
“没什么特殊的事情，我就是觉得不开心那种。我只想躺着，只想睡觉，然后我别的什么也不想想。”
因此路依去了安定医院就医，确诊了抑郁症。吃了药以后，路依的情绪得到了缓解，也能够和父母正常沟通了，但身体状况依旧无法支持她长时间待在学校。
（2）焦虑状态
还有一些学生，虽未去医院就诊，没有得到明确诊断，但也存在焦虑问题。比如学生自述对社交的焦虑，以及与妈妈的分离焦虑。
高帆对于与妈妈的分离十分焦虑。每当妈妈想要离开高帆的房间，让高帆独自入睡时，高帆就会整夜的失眠：
“我一直是单住，都是我带着他，然后我说那我就先陪一两天，没想到就不行了，然后再跟他分的时候，他每次你只要一走，他半夜就叫你，就必须，他就很不踏实了睡的。”
这么多年来，妈妈也进行了多次尝试，想锻炼高帆一个人入睡，但是每次妈妈一离开，高帆就要找妈妈。就这样一直陪到了现在。
从幼儿园开始马瑞就害怕学校的老师，不喜欢上学。初中拒学在家后，马瑞对于社交的焦虑更是让她难以走出家门。马瑞的妈妈介绍：
“有时候晚上她想起来自己也哭，就觉得自己没有目标，也很焦虑，也没有朋友。她自己也觉得和别人特别不一样了，脱离了这个主流，就比较焦虑。她现在越来越不愿意出门，她说自己有社恐。”
（二）拒学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本研究将个案研究与跨个案研究相结合，构建了“推力”与“拉力”之下的拒学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拒学现象不是某一个因素导致的，而是多个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见图1）。
图1拒学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1．压力重重的校园是拒学发生的推力
压力重重的校园是推动中学生出现拒学行为的主要诱因，残酷的竞争与学业压力、高压高控的管理风格、面临危机的师生关系、倍感受伤的同伴群体、返校复学的重重屏障把学生从学校推开，让学生对于学校望而却步。
2．利弊难辨的新事物是拒学发生的拉力
在学校、家庭都无法给予拒学中学生舒适的安全环境的同时，利弊难辨的新事物也在一点一点的拉扯着他们。利弊难辨的新事物是把双刃剑，在短期内可以对学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长期以往也会让学生产生一些不适应。与其说网络成瘾是诱发他们拒学的原因，倒不如说手机依赖、游戏成瘾是他们放松的途径，而对于偶像的崇拜、新兴职业的规划也让他们的精神有了更多的寄托，手机和网络某种意义上成为了青少年的朋友，满足他们某些内在的心理需求。
3．环境糟糕的家庭是拒学发生的温床
处于中学阶段的孩子，面临很大的竞争和学业压力，而当家庭环境动荡不安，冲突混乱时，往往很难给予孩子足够的支持和关爱。有时候，父母之间矛盾重重，家长自身就有很多负面情绪，孩子可能还会分出一部分精力关心家庭，这更加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内驱力。因此，环境糟糕的家庭是拒学形成的温床。当孩子出现拒学行为之后，如果父母不理解，亲子之间频繁冲突，家庭无法合作应对这一困境，也是让拒学问题恶化与维持的因素。相反，如果整个家庭科学归因、积极应对，也是问题改善的重要契机。
4．特质鲜明的青少年是拒学发生的易感人群
拒学中学生普遍具有完美主义、脆弱性的特点。同时，拒学中学生大多正处于不稳定的青少年阶段，具有青春期发展中易冲动、易产生偏激行为等特点，这是青春期发展的普遍规律。与此同时，拒学中学生的个性特质也与社会环境因素有关，社会转型期特质鲜明的青少年是拒学发生的高风险人群。
5．精神医学问题与拒学问题交织在一起，存在部分重叠，又不完全一致
拒学学生除了无法上学之外，还有许多所谓的“症状”，如抑郁、焦虑、强迫、恐惧、躯体化、失眠等，因此拒学和心理障碍的诊断往往交织在一起，以抑郁症和焦虑症为主。虽然有部分拒学学生符合心理障碍诊断标准，但学生拒学不等于一定都有心理障碍。本研究不主张把拒学议题简单变成一个精神医学问题，精神医学问题和拒学问题可能都是冰山上的一角，都受到了学校、家庭、社会等共同因素的影响。拒学议题不仅仅是精神心理问题，也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讨论
本研究以北京市7名拒学中学生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探究影响拒学中学生拒学行为的关联因素有哪些，以及各个因素之间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通过资料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拒学现象不是某一个因素导致的，而是多因素导致的，同时，各个因素之间互相影响。
关于拒绝上学行为的研究最早源于欧洲国家，主要样本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然而，近年来，在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南非、日本、沙特阿拉伯和印度等国家对拒学相关的研究关注迅速增加。这些研究的进展也反映了时代的发展与文化间的差异。一些学者意识到与学校缺勤行为有关的某些变量是文化特有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日本对于拒绝上学行为的不断探索。
Kameguchi指出，日本学校往往过分强调群体一致性，并在课程考试中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学生取得好成绩。在这种僵化的体系下，那些学习或人际交往需求被老师忽视的孩子更容易旷课。东亚文化有一些类似的部分，在学历社会的背景下，个人的社会地位由个人的学历高低甚至毕业于哪所学校决定。进人一流大学成为成功的唯一条件，学历主义成为教育界的唯一价值判断标准。学生受教育功利化的影响，为进入名牌大学，从初等教育阶段就开始了激烈的考试竞争，从小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一些学生因此而产生学习焦虑、考试焦虑、厌学情绪以及学校恐惧症。
拒学现象在我国也出现已经很久了，但是在国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的相关实证研究十分缺乏。而国外的拒学研究基本是基于欧美国家的数据，但拒学又是一个高度本土化、情景化的现象，需要有本土化的实证研究以及基于本土情境的预防和干预体系。拒学也会与时代发展的社会背景因素相关。本研究发现：网络与手机、电竞游戏、偶像练习生这些时代的产物也在影响学生的拒学行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只报告了网络成瘾与拒学相关，其他因素暂未提及。1995-2009年间出生的Z世代（Generation Z），受到互联网等科技产物影响很大，是生命历程完整嵌入数字社会的第一代人。他们热衷于各种亚文化消费，包括二次元、虚拟偶像、盲盒、模玩手办、网游。
（一）从生态系统视角看拒学
从生态系统视角下看待中学生拒学现象，中学生拒学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不适当性及社会系统的失衡。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过度竞争与内卷带来的成年人的焦虑和紧张情绪无疑会通过家长、教师传导给青少年；此外，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的高发群体，泛滥的网络游戏、不良信息极易对青少年的心理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家庭也面临着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家庭规模变小，家庭成员间的交流变少，同时带来的就是家庭成员间互相提供的支持变得很少且不规律。拒学研究常常被诟病的点在于更广阔的影响拒学的学校和社会的背景因素经常被忽视。从生态系统的视角看，拒学现象不仅是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学校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是学生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都会使拒学行为改善或恶化。因此，在中学生拒学的研究与干预中，系统地分析影响学生拒学的各类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和变化情况，以提高预防和干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是重要且必要的。
（二）家校社医协同育人的拒学干预
长期拒学，可能面临一系列问题，所以需要研究动态过程及相应的综合干预方案，真正建构“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拒学干预机制。以往研究对于拒学成因的侧重点往往聚焦于学生个体和家庭层面，虽然有对学校和文化因素的关注，但从应对路径的角度来说，我国的拒学现象仍然被视为家庭需要独自面对的困境，应对方案也单单指向个体和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层面还未形成专门的干预机制。学校、家庭、社区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使三者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合作的状态，是近年来世界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各国都在积极尝试建立和完善学校、家庭、社区的合作关系。
又因为拒学问题与精神医学问题交织在一起，所以本研究提出家校社医联合干预行动，即以学校和家庭为核心，社会和医院提供辅助支持的联合识别和预防体系。学校可以重点关注有不到校行为的学生，关注并解决校园欺凌及不良师生关系等问题，与家长保持定期的联系；家长可以调整自己的养育方式，并留意青少年在行为、情绪、认知、身体方面的异常，及时向学校反馈；社会可以通过公益性的心理热线、心理咨询服务等来为青少年及家长提供专业性的支持；医院可以诊断青少年是否存在身体、精神方面的疾病，必要时给予及时的治疗。
（三）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搜集的资料以质性资料为主，因此本文尚缺乏量化数据分析。从研究结论角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学生拒学现象”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本文己经通过选取北京市不同区域、性别、年级的拒学中学生以尽量增加研究结论的稳定性。但随着时间推进，一方面拒学学生数量及类型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拒学中学生现状也会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本研究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时间是疫情刚刚爆发前后，随着全球疫情爆发，拒学发生率越来越高，这也是影响拒学的一个重要的远端社会环境背景因素。但是我们缺乏更长时间的追踪数据，去探究疫情爆发对于拒学和儿童青少年心理的长期影响。因此本研究还需要在未来继续接受检验并不断修正。
本文原载于《社区心理学研究》2023年第2期，原标题为《他们为什么不上学？中学生拒绝上学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