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23天后，泉州市政府新闻发布会披露的一个数据，令人惊愕。发生在泉港区的危化品泄露事故，泄漏量并非只有6.97吨，实际为69.1吨。
7名直接责任人员被批捕。一干官员受处理。
从6.97到69.1，小数点直接后移了一位，跳跃不可谓不大。
按照一些地方惯常的思维，11月8日泉港区环保局通报的6.97吨泄漏量，很可能被一口咬定，将错就错、弄假成真。
在没有国家和省级调查组介入情况下，市一级拨乱反正，使泄露数据尽可能抵近事实真相，这当然需要勇气。仅此一点，该为泉州市委市政府点赞。
不能低估泉州市委市政府求真务实的态度。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中央政治纪律“紧箍咒”念出的结果。
今年11月上旬，中办通报了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在秦岭北麓违建别墅问题上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就某一单项问题进行通报，且上升到政治纪律高度，实为罕见。
在公共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党风政风河清海晏，中央高层的决心可见一斑。
让纪律严起来、把规矩立起来。板子打的是陕西和西安，震慑、警示的是全国。
就泉州泄露事故而言，瞒报谎报安全生产事故，是典型的欺上瞒下，归为政治纪律问题，毫不为过。
从这个大背景看，泉州市挤出十倍的事故水分，是政治纪律“紧箍咒”的倒逼效应。
但是，从严肃政治纪律的高度看泉州对此此次问题的处理，仍需发力。
此次新闻发布会的通报认为，事故发生地泉港区党委、政府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按应急预案分工组织实施，个别部门履职不到位，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不落实”。
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据我分析，舆论的质疑仍会指向其他一些更为关键的敏感问题。
涉事公司“存在刻意隐瞒事实、恶意串通、伪造证据、瞒报数量的情况”，瞒报的板子，全部落到了出事企业身上。
从过去瞒报矿难报道的经验看，我对于8、9 这两个数字十分警惕。对矿难事故的认定有三个坎：死亡3 人、10 人、 30 人。30 人以上是特别重大，10 人以上是重大，3个以上是一般。每个坎处理的程度都不一样。
就危化品海上泄漏事故量级而言，7吨是小型泄漏的认定标准阀值。6.97吨碳九泄漏，就属于一般事故。当初如何报出6.97吨这个微妙的数据，很值得探究。
如此大的动作，单从操作层面推想，仅靠一个企业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上报还是不上报？是如实报还是不如实报？从目前国家对于安全生产的管理态势来看，恐怕企业不敢轻易做主，也做不了主，就是个别领导干部也未必敢轻意做主瞒报。
那么，泉港区在早期瞒报问题上，是否存在一个“审批”的过程，即在事故如何上报等问题上有一个“集体决策”的过程？
辖区内安全生产事故指标会影响官员的评优晋级升迁。试图在事故量级上为自己的“安全”预留空间， 淡化社会关注度，被视为官员的“理性选择”。在这种意义上，企业主和政府官员往往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相对周密的“合谋机制”，固化了官商对待事故的一致立场。
这期间发生在泉港区的对记者“抓嫖”问题，更是给公众留下想象空间。
从6.97到69.1，固然是一个巨大进步。但就瞒报的恶劣性质而言，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其中究竟有多少是企业行为，又有多少是政府行为？
如果当地政府涉嫌瞒报，企图大事化小，逃避处罚，这很不老实，关乎政治纪律。泉州泄露事故，尽管有了初步处理结果，但还不能划句号。
不妨像对待秦岭违规别墅的处理那样，省里、市里后续就此事故，把政治纪律的“紧箍咒”念得再紧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