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9年初，嘉庆皇帝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一年，当了四年太上皇的乾隆驾崩了！
就在这一年，还有一位大人物去世——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他死于1799年12月14日。
导致华盛顿死亡的原因是失血过多。不过，生前的他并没有遭遇任何外部伤害，只是因为感冒引发了严重的发烧与喉咙痛。
可能你会好奇，为什么感冒会引发“失血过多”？
因为200多年前的欧美大陆，有一种名为“放血”的疗法，十分风靡。风靡的程度有点像今儿走在大街上看人刷短视频——如果没有，那才别扭。
不过，追溯历史，“放血”这门手艺，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
你有注意过理发店门口的三色柱吗？
红白蓝三色与法国或法国国旗可没关系。
因为这红、白、蓝三色，分别对应动脉、绷带、静脉。也就是说，过去的理发店，不仅能为你整理零散的头发，还能为你“放血治疗”，更是全能的“老匠人”，在理发、放血的“主业”外，还兼职拔牙、引尿甚至开颅等一系列“副业”。
问题又来了，第一，为什么是由理发匠而不是医生来做这些事儿？
第二，为什么会有“放血疗法”？而且，这种方法格外风靡？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听起来似乎很“理性”。
当时的“外科医生”们不屑于接手这种“开小口放血”的“小手术”，这种琐碎又精细的“寻常”活，由凭借一双巧手吃饭的理发师代劳，似乎也没什么不妥。
“血腥”一些说，理发店门口的三色柱，其实是在对外宣告“我能为你放血”，而非“我能为你理发”！
所谓“行行出状元”，好几个世纪的“放血行家”中，还真的走出了一位大咖，这就是被誉为“现代外科之父”的安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e）。
这位法国人就是从理发匠起步，一步步升级，成为皇家御医，一生共侍奉过4位法国君主！
这么说起来，“三色柱”与法国冥冥中还是能扯上关系的。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要牵扯到医学史上赫赫有名的盖伦。
克劳迪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us），是古罗马时期的医学家，被认为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第2位医学权威。
盖伦的厉害之处是，他将很多前辈提出的各种原始理论“去粗取精”，搭建了一个看起来很合理的理论体系——于是，盖伦一跃成为了开宗立派的“教主”。
他提出的“血液循环理论”，强调健康有赖于人体各种体液的平衡——尤其是血液，而适当的放血，则是将体内的“黑色废物或废气”排出，以达到治病的目的。
虽然盖伦的（诸多）“医学”理论在当代看起来荒诞不经、谬误百出，但西方人笃定了这套“谎言”长达1500年！
我们无从知晓在这1500年里，有多少人因失血过多、伤口感染等原因而死，但我们能确定的一点，是“迷信愚昧是时代的主基调之一”。
究其原因，擅于精神控制的罗马教会不仅拥有神界的最高解释权，还一度拥有关于“科学”的最高解释权。
曾经，秉承“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理念的修道院，拥有着时代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最好的医师——当然，他们的主职往往是教士或修女。
古往今来，宗教与科学往往不相容，科学上的发现必然削弱宗教的权威性，于是，任何有违传统的观点——哪怕是正确的，也会引来杀身之祸。
不过，“感谢”这该死的鼠疫，席卷欧洲的黑死病给世界带去了黑暗的岁月，也揭开了新时代帷幕的一角。
神学的荣光黯淡，人文主义兴起，无数对世界怀有好奇心的开拓者，将视角放在了“人”身上，确切地说，是“死人”身上。
这群开拓者中，可能最“不务正业”的，是达芬奇——在众人的印象里，他是一位画家，可他一辈子留下的作品并不多。
也许我们会惊叹达芬奇笔下的人物相较于之前时代的画作，是那么真实。
核心原因，是达芬奇认真研究过“死人”。
与同时代的大人物一样，达芬奇解剖过尸体——以他自己的说法，一生剖过30具尸体——通过对人体内部构造的深入观察理解，使得他能“还原”人体结构。
只可惜，他在那个时代发现的很多新东西被“意外搁置”了长达200多年。
如果说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代通过解剖真正发现心脏结构等生理学内容的不知名先驱，那么，维萨里这个出身贵族的“富二代”，则扛起了“尸学KOL”的招牌。
维萨里从小就爱“玩”尸体——搁在今天，估计能背个“恋尸癖”+“盗窃尸体罪”，然后免费吃好多年的“国家便当”，不过，当年社会实在太乱，被判定“异端”送上绞刑架的、械斗情杀致死的、病死饿死难产死的等太多，再加上维萨里“盗法精湛”，这种偷偷摸摸、见不得光的事儿一直没弄出什么大事儿。
到了1543年，28岁的维萨里完成了他的《人体的构造》，立即在整个欧洲引起了轰动——神圣而正确的盖伦的理论居然“塌房”了？！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1543年，哥白尼在临死前“顶风”出版了著名的《天体运行论》，它也叫《天球运行论》！
《人体的构造》又一次动摇了神学在人间的权威——之前出事的是“黑死病”，《天体运行论》则极为刚猛地砸了神学在天界的招牌。
就像今天一样，只要有人敢爆出某个流量明星的一件丑事，很快就有无数人爆出更多关于这位明星的丑事，维萨里砸出《人体的构造》后，如赛尔韦图斯、科隆博等人也在为端出新时代的“核武器”添砖加瓦。
当然，追求这种“血色浪漫”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维萨里就像卡拉瓦乔一样因流亡而客死他乡，赛尔韦图斯则与他的著作被绑上了火刑架。
前人用鲜血与白骨铺就的路，等来了一个叫哈维的英国人踏上伟大征程。
1628年，哈维出版了《心血运动论》，逐渐建立起了正确的血液循环理论，从而推开了整个西方近代医学的大门。
在哈维身处的时代，解剖学作为医学的分支逐渐不再是一种只属于地下室和腐臭的“肮脏勾当”。
如荷兰画家伦勃朗在1632年创作的油画《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足以佐证这一点。
但，平心而论，哈维与他的《心血运动论》，的确是来“砸场子”的。
因为这么多年来，人们普遍接受的是由亚里士多德和盖伦搭建并得到阿拉伯人支持的、包罗万象、环环相扣的理论生理学——虽然这座宫殿已然呈现一种即将倾倒的颓态。
思想风暴由英国开启，英国国内的大佬各执一词、争论不休，随着《心血运动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笛卡尔、波义尔、胡克、洛厄、拉瓦锡等人也加入这场“寻根究底”的“探险”中。
思考、辩驳、发现的背后，还有各种权斗，围绕着令人欲罢不能的“血色浪漫”，拉瓦锡献祭了自己的头颅——只是，不知谁是那个莎乐美。
可能我们很难想象，今天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的常识——心脏泵送血液和氧气，使之通过动脉输送至全身，然后通过静脉带回“废物”——先人为此探究了两千多年，这其中，有1500年都是被一套错误的操作系统影响。
无数人因为错误的思想丧命，无数人因为追求正确的思想丧命。
我们现在的各种“理所当然”，在过去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大逆不道、命悬一线”——没准儿，1500年后人类看待今天的我们，也会有类似的“苦恼”与“难以理解”。
前述的这些群星闪耀与波澜壮阔，都来自这本有关“血液循环”的传记——《血液传奇》。
作为一本科普读物，它浓缩了全球近三千年来历史与生理学、医学、化学彼此交织的探索历程。
同时，如果我们将眼界放宽一些，会发现这本书阐述的内容，其实是近现代科学革命的一小段组成部分，即使是这一小段，也足够血腥残忍，足以折射出历史长河中人性的光辉与阴暗。
读这类书，我们只专注于辉煌或失意或死亡，都可能是一种对过往的“亵渎”，借用茨威格的说法，恐怕就是——
”我们要做的，大概就是在各种触摸真实历史之后，努力地成长，期待成为那灿烂群星中的一员。”（原文是——“我们要做的，大概就是在这等待的过程中，努力的成长，期待成为那灿烂群星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