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斯托本维尔方济各大学的历史学助理教授亚历山大·伯恩斯发表文章认为，普里戈任发动瓦格纳雇佣兵叛乱动机，类似于晚期中世纪和早期近代时期的叛乱模式，即这种叛乱通常不要求罢免国王，不是试图取代普京或带来持久的改变，而是针对那些国内的“邪恶顾问”和“奸臣”。
伯恩斯认为，叛变、政权更迭和内战是战争重塑政治格局的一些方式。这种事件在俄罗斯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通常大多数人会记得1917年的列宁革命，但其他发生在1741年、1762年、1774年、1801年、1825年和1905年的革命、政变和政权更迭有时会被遗忘。1917年发生了三次重大政变，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1762年，在六个月内俄罗斯有三位不同的统治者。自1700年以来的俄罗斯历史上，叛乱和政变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替换现有统治者来追求合法性和连续性的，另一类是试图推翻现有社会制度。
在1762年，彼得三世登上了王位。虽然历史学家试图重新评估他的统治对长期影响，但他因其灾难性的亲普鲁士军事政策而被人们记住。这最终导致他在妻子、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领导下的一次军事政变中被废黜。彼得三世统治了短短六个月，被军队中厌恶他的“普鲁士狂热”观点和对丹麦关于荷尔斯泰因公国的战争的痴迷的人士废黜和谋杀。然后，新的沙皇叶卡捷琳娜结束了俄罗斯在七年战争中的军事承诺。
在18世纪的沙皇俄国，叛乱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合法性。为了推翻国家，政变策划者需要获得军方的支持，并且需要一位皇室成员站在他们这一边，或者至少声称他们有这样的支持。因此，在1762年，叶卡捷琳娜的军事支持者推翻了她的丈夫彼得三世，并将她推上了王位；在1801年，沙皇保罗一世被一群军官谋杀后，皇太子亚历山大继承了王位。即使是由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领导的1774年哥萨克叛乱，也声称彼得三世仍然活着，并与叛乱分子一起行动。这与更现代的夺权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在西方，公众对列宁的1917年十月革命有一种模糊的熟悉感，那时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权力，推翻并最终处决了沙皇尼古拉二世。1917年2月，一群反对尼古拉二世战时政策的民主抗议活动导致了沙皇制度的终结，随后由亚历山大·凯伦斯基领导的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临时政府执掌权力。该政府试图继续坚持沙皇的外交政策目标，继续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9月，俄罗斯军队总司令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在凯伦斯基的影响下发动了一次政变，旨在消除圣彼得堡的工人委员会或苏维埃的影响。这次政变的军事部队未能抵达圣彼得堡，部队的直接指挥者在投降后自杀，科尔尼洛夫在七个月后参与俄国内战时被杀。如果普京和普里戈津在幕后合作，而瓦格纳叛变事实上是一次“假”政变，那么科尔尼洛夫事件可能是最佳的类比。也就是瓦格纳获得克里姆林宫的默许的叛乱，旨在摆脱现政府的麻烦因素。
列宁的十月革命成功是因为它得到了军方的支持，尤其是海军士兵的支持。与许多现代政变企图一样，军方的支持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当然，十月革命不仅使一批新的精英上台，而且在接下来的七十年中彻底重塑了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未来。
亚历山大·伯恩斯表示，从历史的角度看，普里戈任的公开行动具有明显的晚中世纪和早近代风格。他要求更换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军和谢尔盖·绍伊古将军，很好地契合了晚中世纪的叛乱范式。在那个时代，叛乱者很少要求罢免国王，而是要求罢免“奸臣”。他认为与当前情况最有趣的类比是英国亨利八世时期的“信仰之旅”起义。
1536年10月，英格兰北部的天主教信徒起来反抗亨利八世的教会改革。尽管他们的动机是经济和宗教原因，但这些农民和普里戈津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似之处。他们将他们的叛乱称为“信仰之旅”，试图淡化军事叛乱的色彩。他们坚称，他们的不满不是针对国王的行为，而是针对那些"出身低微、声望不高"、误导国王的人。
亨利八世知道很难阻止这支数以万计的朝圣者军队，于是选择进行谈判。亨利八世向朝圣者承诺免于追究，特别议会将开会解决他们的不满，并同意国王在特别议会开会之前满足他们的即时要求。但在找到借口放弃这个承诺后，亨利八世的军队镇压了起义，并处决了200名最初叛乱的领导人。
普里戈任的起义与信仰之旅有许多相似之处。普里戈津将6月23日至24日的事件称为“正义之旅”，而不是政变。他坚称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而不是普京应对失败负责，并指称他们故意误导了普京。就像信仰之旅反抗亨利八世的"邪恶顾问"一样，普里戈任用暗示对君主的忠诚的措辞掩盖了一场旨在破坏国家的强大军事行动。同样，一旦紧急情况过去，亨利八世和普京都似乎迫不及待地改变了协议条款进行反攻倒算。普里戈任可能会像波兰的耶日·马尔钦·卢博米尔斯基亲王一样，不断躲避前雇主的追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