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京”地名小议_

在北京及周边，散落着望京楼、望京寺、望京台、望京山、望京石等以“望京”为名的景观。不过，对北京来说，以“望京”命名的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要属朝阳区的望京地区。

望京公园内复建的望京台，虽然并非在原址复建，但代表了望京的历史。

“望京”作为地名至少可以追溯至二千年前的东汉时期，当时都城洛阳的东门有三，其中靠南的即名“望京”。为何以此命名呢？想必和伟大诗人屈原有关。屈子《九章》收有一首《哀郢》。该诗表达了诗人被迫害离别郢都，在流亡江南的途中，对故都的思念以及忧国忧民的沉痛心情。诗中这样写：

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

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这里的“龙门”即是指郢都东门。“望京”之名或由此而来。

唐代，据《长安志》记载，骊山别宫华清池，“西面曰望京门，宫之西面正门也。门外近南有御交道。上岭通望京楼。”华清池的西门名望京，骊山上还建有望京楼，皆因面向京都长安是也。在诗人辈出的唐代，不仅骊山，汴州、益州、苏州、梓州等地都建有望京楼，然而最出名者恐怕唯幽州望京楼莫属。

那位感叹“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的大诗人李益，在唐代宗大历四年(769)考取进士后，久不得志，遂弃官而去，游历燕、赵间。德宗贞元十二年（796）至十六年（800），被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辟为从事，后官幽州营田副使等职。期间曾写下一首五言律诗《又献刘济》，诗曰：

草绿古燕州，莺声引独游。

雁归天北畔，春尽海西头。

向日花偏落，驰年水自流。

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

李益诗中提到的“望京楼”，具体位置今无从考证，却是现知北京地区最早以“望京”命名的地方。

二百年后，当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名臣王曾奉诏出使辽国之时，幽州业已成为辽国南京析津府，又称燕京。王氏归国后有奏疏《上契丹事》，内云：从燕京“出北门，过古长城，四十里至孙侯馆，后改为望京馆，稍移故处。”

辽燕京北垣设城门二座，西曰通天，东曰拱辰。拱辰门旧址大致位于今西城区闹市口大街中段。孙侯馆则大体位于现在的朝阳区孙河村。按王氏奏疏所记：出燕京北门，四十里处曾设有驿站孙侯馆；后来改设望京馆，位置也发生了迁移。迁移后的位置在哪？后文会提及。

不知何故，在宋仁宗庆历初年官修的《武经总要》中，这条内容被记作：“出北门，过古长城，至望京，四十里。”明末清初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更是引申为：“望京馆在城东北五十里孙侯村，辽建，为南北使臣宿息饮饯之所。宋王曾《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门，至望京馆，即此。”

这些说法显然是将孙侯馆和望京馆视为一体。随后，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吴长元的《宸垣识略》以及《光绪顺天府志》等均照搬此段记述。今人亦多信以为然。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出使辽国的王珪，作有题为《望京馆》诗一首，描写了他出使辽国归途行至望京馆时，被北国早春风和日暖、山花烂漫的动人景色吸引，一路上归心似箭的心情不禁跃然纸上：

一从绝漠返朱轮，便有东风逐去尘。

和气旋成燕谷暖，使华重照苏门新。

山川如避中原执，天地应酣上国春。

二月塞亭行欲尺，初花犹未识归人。

该诗提到了望京馆，那么望京馆的具体地理位置在哪呢？二十多年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沈括使辽，归国后，沈括向朝廷上报的《使虏图抄》中对望京馆有明确记载：“自（幽）州东北行三十里至望京馆。望京馆西南距幽州三十里，自馆东行少北十余里出古长城。”《日下旧闻考》错将此段文字的出处记在沈氏名著《梦溪笔谈》名下，非也。

若以燕京拱辰门计，东北行三十里刚好与旧时朝阳区大望京村的距离相吻合。依笔者管见，北宋使臣王曾，提到的望京馆“稍移故处”以及王珪笔下的“望京馆”或许就指大望京村一带。如此看来，该村所在区域至少从沈括使辽之时便得名“望京”。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金、宋联盟，灭辽。从金人占据的燕京至金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市阿城区）的驿程发生较大调整。《三朝北盟汇编》卷二百四十四记载：“地里驿程……燕京至交亭三十里，交亭至潞州三十里，潞州至三河县三十里……”仅过两年，即靖康二年（1127），金兵挥师南下，攻克东京汴梁，四月掳徽钦二帝北上至燕京，九月出燕京东门，就是沿上述驿程赴金上京的。文中的交亭，根据其距离，或为如今大郊亭一带。

因为驿路发生了变化，望京驿一度失去了往日的嘈杂。不过，它并没有在历史上消失。《金史》里有金世宗“上次望京淀”以及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秋七月戊辰，朝献于衍庆宫。庚午，幸望京甸”的记载，望京甸、望京淀当为同一地点，极有可能就是辽时望京馆的所在。由于温榆河有支流经此流过，每至夏秋之际，这里水草繁茂，遂成为金代皇室郊野游猎、嬉戏的场所。

元大都落成后，望京馆所在位置，距大都东垣光熙门（明初毁弃）、崇仁门（明清时称东直门）不过十里，人员逐渐聚集，从事农耕捕鱼，逐渐形成村落。

明景泰元年（1450）初，取得北京保卫战的明代宗，为抵御蒙古瓦剌部的入侵，采纳大臣于谦的建议：“京城四面，因无墩台了望，寇至不能知其远近及下营处，卒难提备，可用四面离城一二十里或三十里筑立墩台，以便了望。”当年七月一日的《明英宗实录》有记载：“筑德胜门北双线铺及东直门外望京村墩台。”望京村墩台的设立，预示这里地处要冲，京营派驻军队值守警戒，故而又被赋予新的职能。当年有卫军驻守的墩台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不过，“望京馆”的地名并未因修建墩台而消失，至明中后期仍在使用。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爵所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望京馆与相邻的东湖、南湖、西湖渠等地名一道被纳录其中。

至于后来望京村为何分为大望京村和小望京村，有文章指出，这是因为明后期望京村以一条小河分隔，被析为大、小两村。大望京村居东，小望京村居西。但笔者未能查到有关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有清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一日内务府派出办理雍和宫布施银两事务、钱粮衙门郎中永保所报的一份奏折，并附有相关清册。从中可以得知，当时望京村尚未分村，该片为正蓝旗护军统领唐乌塔所拥有，这次内务府要出钱购买望京村这片田地。

唐乌塔之所以拥有这片土地，与清初实施的圈地政策密不可分。顺治元年（1644），满族统治者定都北京。清政府随即颁布“圈地令”，下令户部清查京城附近“无主”荒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圈地官员驾马狂奔，所到之处，原有土地拥有者被赶走，田产房屋悉数充公。顺治朝先后下发三次圈地令，范围遍布京师、直隶各州县，圈占良田20余万顷，所圈之地成为满族贵族的牧场和庄田。

内务府购买这片田地，其目的是用于雍和宫的香灯地租。所谓香灯地租，孟修《清代雍和宫的香灯地租》一文这样介绍：乾隆九年（1744），雍和宫设立庙宇，“蒙古王公台吉等递过布施银三万两，并陆续大内赏赐出银二万余两，均经奏准置买香灯地亩取租，以作雍和宫永远香灯之费”。有了这些资金，内务府陆续在京畿各府县置购田地，征收的地租专门供雍和宫采买香火供品、开办道场等款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

咸丰元年（1851）清宗室载铨所编《金吾事例》里，已出现大、小望京村的提法，民国时一直沿用。民国时期的《北平四郊详图》就标有大、小望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