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至今令人印象深刻。那个夜晚实是一场令人赞叹的艺术盛宴、一部俄罗斯历史文化的交响诗。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俄罗斯民族在这片寒冷而广袤的土地上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和文明,以及独树一帜的艺术,正如高尔基所说:“俄罗斯人民在艺术领域、在心灵的创作里发现了惊人的力量,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创造了优秀的文学、杰出的绘画、独具一格的音乐,整个世界都为之惊叹……”
俄罗斯是中国的近邻,它的艺术,尤其是19至20世纪的绘画深受我国美术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的热爱,对中国的绘画创作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2024—2025年中俄文化年”也拉开了帷幕。为志庆此盛事,首都博物馆特筹办《俄罗斯的心灵——俄罗斯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绘画作品展》,正在展出的56幅精品画作涵盖了16世纪至今长达500年的俄罗斯艺术创作,分为“风景的交响”、“心灵的面孔”、“致美的生活”、“历史的印记”四个单元,给予了中国观众一次全面了解俄罗斯绘画艺术的独特机会。
混合的文明色彩
在中央美术学院的于润生教授看来,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影响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因素,首先便是代表原生色彩的“斯拉夫-拜占庭”因素。
公元9世纪,古罗斯国出现在东欧基辅一带的大地上,它是东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随着10世纪末来自拜占庭帝国东正教的传入,古罗斯的艺术开始吸收欧洲文化艺术,特别是拜占庭艺术的优秀成果,在建筑的体现上就是开始了大型石建筑物的建造。在古罗斯最大的城市基辅,来自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建筑师设计建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金色的圆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内部的壁画和马赛克镶嵌占有明显地位,代表着古罗斯建筑艺术的高峰。
不过,基辅并非古罗斯唯一的文化艺术中心,在切尔尼科夫、诺夫哥罗德等其他城市也有不少古罗斯艺术文化古迹和文物。彼得·孔恰洛夫斯基是俄罗斯和苏联时期的画家和戏剧布景大师,他在20世纪初首次来到诺夫哥罗德时,就被其独特和“纯粹的俄罗斯之美”深深震撼。此次画展中展出的一幅由彼得·孔恰洛夫斯基所绘的《尤里耶夫修道院》就是带有20世纪初塞尚风格的、对诺夫哥罗德古城遗址的描绘。诺夫哥罗德于1046年开始建造同名的索菲亚大教堂,尤里耶夫修道院(建于1030年,俄罗斯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的格奥尔基大教堂则是在1119年建成的,在规模上仅次于索菲亚大教堂。
拜占庭文化对古罗斯的影响是深远的,据说,曾在基辅一城就建立起了约几百座教堂。基辅城的第一座用于祭祀的石建筑物是圣母教堂(991—996),考古证明它曾经十分气派,有内部阳台、露天走廊,内部装饰着壁画,遗憾的是这座教堂已在后来被入侵的蒙古-鞑靼人摧毁了。
14世纪,由于蒙古-鞑靼人入侵,古罗斯内讧分裂的诸公国开始统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公国开始形成。“这便是第二个历史因素,‘蒙古-莫斯科’因素。”于润生教授介绍说,“在艺术上的体现便是从15世纪开始,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本土宗教绘画流派开始诞生,产生了丰硕的成果。”15世纪的木板蛋彩画《圣三一像》(安德烈·鲁布廖夫绘)是其中代表,它超越了此前宗教绘画中的呆板、静止、对称、平面的效果,灌注其真实的动作与情感交流。通过三位天使的视线和手势指引,观众的目光最终被引向餐桌中心代表着牺牲的供品,整体画面动态而富有感染力。
在展览“风景的交响”单元中,一幅名为《喀山风景》(安德烈·拉科维奇绘)的布面油画描绘的是俄罗斯第三大城市喀山的面貌。喀山并不是一座普通的俄罗斯城市,它最初由保加尔人建立,蒙古西征时被纳入金帐汗国版图,金帐汗国没落后鞑靼人在此建立喀山汗国。16世纪时,莫斯科公国的伊凡四世攻占喀山,自此喀山并入俄罗斯的版图。“细心看一看前景当中绘制的这些小人物,就会发现他们有的穿着俄式服装,有的穿着蒙古式的服装。”于润生教授表示,观众要注意留意画的细节,“这展示了俄罗斯复杂文化的另一处渊源,它的基因中同样有着来自亚洲的痕迹。”
幅员辽阔、地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天然的地理环境似乎决定了它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场所,碰撞的同时也必然带来渗透、吸收。到了16世纪,俄罗斯的建筑还产生了一种希望教堂顶部挺拔向上、高耸入云的倾向,这种“帐篷顶”的教堂风格已迥异于拜占庭的圆顶教堂风格,标志着俄罗斯宗教建筑民族化的开始。
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
影响俄罗斯文化的第三个历史因素来自欧洲。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在《娜塔莎之舞》一书中,曾用非常戏剧化的笔触描绘了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建立:
1703年春天一个雾蒙蒙的早上,十几个俄罗斯人骑着马穿过涅瓦河的入海口,这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地,涅瓦河在这里汇入波罗的海。这些人在寻找一处地方建造要塞抵抗瑞典人——当时瑞典和俄罗斯正在打仗——和这片长期遭到遗弃的沼泽地的主人。但是,在位于侦察队伍前面的沙皇看来,宽阔的河流蜿蜒流入大海的景象,对于内陆国家俄罗斯而言充满了希望和前途。当他们来到岸边的时候,他下了马,用随身佩戴的刺刀割下两块泥炭,并将它们在沼泽地上摆成了十字形。接着彼得说:“这里应该建一座城。”
如同神说的“要有光”,一座神奇的城市圣彼得堡建立了起来,它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乌托邦工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称其为“世界上最抽象和最有意为之的城市”。9年后的1712年,彼得大帝迁都于此。毗邻欧洲的圣彼得堡开启了俄罗斯通往欧洲的一扇窗口。启蒙思想,欧洲的语言、建筑、绘画、音乐等等都渐渐传入并影响着俄罗斯,之后的200多年里,圣彼得堡一直是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诞生了许多影响世界的俄罗斯文学家与艺术家。
《彼得一世肖像》 布面油画 佚名
18世纪是俄罗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时代,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最终独掌大权的彼得大帝在俄罗斯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此次展出的彼得一世的肖像画中,透过那紧闭的嘴角和严肃的表情,均不难看出这是一位意志坚强、锐意改革的政治家。许多文学作品也都记述过彼得大帝前往西欧“微服私访”的小故事:他在荷兰学习过造船,在伦敦拜访了天文台、兵工厂、皇家造币厂和皇家学会,在哥尼斯堡学会了如何制造大炮……他在旅行中挑选着能够把俄罗斯变成一个现代欧洲国家的东西,用欧洲的模式重塑了自己和他的贵族。一系列“请进来”与“走出去”改革几乎触动了俄罗斯社会的所有领域,但接近欧洲与俄罗斯的“欧化”只不过是他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彼得大帝真正的目标是在各方面都赶超西欧,实现俄罗斯的国富民强。
圣彼得堡的建成,也开辟了俄罗斯在沼泽地上进行建筑的先河,俄罗斯本土和从西欧请来的建筑师们在短短几年间就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它集俄罗斯老式建筑的严谨风貌与端庄的欧式风格于一身,俨然是俄罗斯的一座“北方的威尼斯”。
在此次展览中,几幅风景画很明显地反映出了俄罗斯这一转变的进程。通过对比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夫的代表作《莫斯科红场》与本杰明·帕特森的《从圣彼得堡的瓦西里岛眺望英国人沿岸街》,我们会发现莫斯科明显的建筑是东正教教堂的圆顶和教堂高耸入云的塔楼,它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纪城市,象征着俄罗斯的古风与传统。与之相较,圣彼得堡主要街道的临街建筑则呈现出整齐划一的面貌,开阔的天空和留白将它与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它更像是一个现代化的欧洲城市。
仅仅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俄罗斯就由一个原始、弱小、亚洲式的国家变为一个现代、文明、强大的欧洲的主宰,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似乎正如同它国徽上的“双头鹰”的暗喻一般,或许它将始终在东西文化精神之间徘徊。
俄罗斯的独立品格
在西方人的眼中,圣彼得堡是欧化的俄罗斯进步的征兆,象征着文明的胜利;但在另一些俄罗斯人心中,他们同样在深深渴望一个“自然”的、未被文明“腐蚀”过的俄罗斯。祖先留下的遗产,也是任何欧洲的影响都无法完全抹去的。
此次展览中,“心灵的面孔”单元由一幅幅君王、贵族、文化巨匠与普通平民的肖像画构成,无不时刻提醒着观众,正是居住在这片辽阔土地上的人民创造了俄罗斯。
其中耶夫塞·莫伊谢延科创作的名画《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令人驻足,在画家笔下,这位“俄国诗歌的太阳”的侧影在黑色树干间若隐若现,充满了冷峻的孤独与诗意。
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是普希金父母的领地,因写作讽刺诗歌,诗人曾被押解至此并受到监视。普希金也被称为“俄国文学之父”,在19世纪普希金登上文坛之前,俄罗斯几乎没有具有独立民族品格的俄罗斯文学,这与西欧和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学传统相比无疑是大大滞后的。但伴随着普希金创造出的文学光彩传统,文学创作和接受逐步摆脱了外语的限制扩大到全体识字阶层,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巨匠纷纷开始登上世界文学舞台,俄罗斯民族文学流派迅速崛起,进入了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
在《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的旁边,静静地挂着另一幅肖像画名作——肖像画大师约瑟夫·布拉兹的代表作《作家契诃夫肖像》,这也是契诃夫生前唯一的肖像。由于当时契诃夫身患重病,这幅画的创作过程困难重重,画面中,契诃夫一只苍白的手支着消瘦的脸庞,眼镜背后的双眼显得干涩而悲伤。与普希金这位“开端的开端”相对,契诃夫常被认为是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师,他的作品已没有了早期如普希金那样的单纯和明朗,他的幽默到后来也越来越多地注入了一种无法排遣的忧伤。
19世纪中期,俄罗斯的著名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一直希望俄罗斯艺术能从欧洲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如果一味模仿西方,俄罗斯人最多只能成为二等民族,而通过自己的本土传统,也许能够创造出具有高度艺术水准和原创性、可以与欧洲抗衡的真正的民族艺术。
艺术的不同领域是息息相通、互相影响的。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绘画领域也发生了重大事件,即“巡回画派”的出现。因不满圣彼得堡学院派的艺术创作风格,一部分毕业生与学院公开决裂,高举起了艺术的民族化、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气质,决心使绘画艺术成为人民大众的共同财富,主张真实地描绘俄罗斯人民的历史、社会、生活和大自然。巡回画派将众多艺术家团结在协会周围,每年定期举行展览,并将艺术作品带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外的各大城市。此次展览中也有不少“巡回画派”的经典之作。比如瓦西里·马克西莫夫的《一切都过去了》,画家表现了迅速现代化的俄罗斯社会的另外一面:荒凉的庄园中衰老的女贵族和她同样苍老的女仆静静地坐在一间木屋门前的阴影中,旧时代的缩影似乎已被遗忘,俄罗斯人的命运、个性和多样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都被艺术家忠实地记录在画布上。
若延伸至音乐领域,俄国音乐“帝国”之崛起也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19世纪上半叶格林卡之前,俄罗斯的音乐并不在世界视野之内。俄罗斯近代音乐现实主义的奠基人穆索尔斯基也深受斯塔索夫的影响。他认为,俄罗斯的音乐也需要从“德国”正统中被解救出来。听者第一次聆听穆索尔斯基的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时,往往会惊讶地发现一种新的音乐表达形式,一种完全不同于奏鸣曲形式的欧洲音乐。格林卡身后的二三十年间,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鲍罗丁等作曲家几乎在所有的重要体裁上都贡献出了至今脍炙人口且具有强烈俄罗斯气质的不朽杰作。
俄罗斯人民的美术馆
此次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56幅精品画作,均来自俄罗斯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它的奠基人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收藏艺术品,一直到他去世,他都坚持收藏那些“能够展示俄罗斯绘画面貌的作品”,并创办画廊、举行画展。私人赞助这种潜力无穷的新来源也成为“巡回画派”蓬勃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如果没有特列季亚科夫的资助,“巡回画派”的画家们也许将很难挨过最艰辛的头几年。
30年的时间里,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在俄罗斯艺术上的花费超过了100万卢布,他的弟弟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同样也是一位杰出的收藏家,收藏了一大批19世纪欧洲的绘画作品。1892年,兄弟二人将自己的收藏连同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都无偿捐赠给了莫斯科市,里面竟然包括了1276幅俄罗斯架上画——比当时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收藏的西班牙绘画(约500幅)或者伦敦国家美术馆收藏的英国绘画(335幅)都要多得多。次年,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免费向公众开放,直接推动了俄罗斯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由于后继者的努力,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的收藏不断增长,今天它已成为俄罗斯民族艺术的宝库,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展览虽然只展出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艺术瑰宝,作品的背后,俄罗斯那波折的发展历史与独特的民族心灵,仿佛已悄然浮现,从远方的冰川、河流,还有青翠的白桦林中向我们走来。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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