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牛汉的慨叹_

一

一九五一年，对诗人牛汉而言是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间，他出版了自己人生中最早的三部诗集。而这三本诗集，或直接,或间接，与胡风有关系。

第一部是《彩色的生活》，本年一月由上海泥土社出版。第二部是《祖国》，由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一月十日出版，印数三千，售价五千元（当时币制）。此书是作为“现实诗丛”第一集第一种面世的（从该书封底目录可知，第一集另有徐放《野狼湾》、贺敬之《笑》、贺祥麟《再见了，美国！》三种。后又增加了公木《哈喽，胡子！》等八种同列在第一集中，最后一种为鲁煤《扑火者》）。倘从严格意义上以面世先后为序论，此两种诗集出版究竟孰前孰后，还真不好说。但《彩色的生活》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即由胡风编成，列入“七月诗丛”第二集，且已打好了纸型。后因时局变化胡风遵“命”赴香港，致使此书出版延宕，直到玄黄底定的一九五一年才得以正式与读者见面。

牛汉在本年出版的第三部诗集是《在祖国的面前》，在这一年的十月，由北京天下出版社出版。这本诗集很薄，有着那个时代诗集出版的通常形态，页数（包括后记）总计才八十三页。篇章不多，仅仅十六首诗即构成了诗集的全部。内容题材全部是表现抗美援朝的，因此有着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也符合当时的革命诗歌主动且积极配合政治形势上的短、平、快特点。这本诗集虽然并不是最早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诗集，但以时间轴看，也应该是最早一批的主题诗集。如，比此书出版更早、同样作为抗美援朝主题，胡风在本年一月即在天下出版社的前身天下出版公司出版了《为了朝鲜，为了人类》诗集。同年七月，胡风诗集在已改为天下出版社的出版机构出版了第二版。一九五三年八月，同名诗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这次的印数是两万册。

牛汉《在祖国的面前》（1951年）书封

在一九五一年，牛汉应该算是诗坛的新人。一年里连续出版了三本诗集，也赢得了文艺界的关注。在第一、二部诗集出版的时候，他尚在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具体工作岗位是做副校长兼任研究部主任成仿吾的学术秘书（但他自己认为应该是作为华北大学保卫组成员派去的）。据牛汉晚年口述回忆，当时大约因为他政治底色的清晰和被视为立场最坚定的党员，有一个“核心组织”想要吸收他加入。他犹豫再三并含蓄（因需保密）征求了成仿吾的意见后，还是以自己“个性强、浮躁、冲动”以及“还是想搞创作，可以更好地为党工作”婉拒了。他事后想想，这也许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关键节点。假若当初不拒绝，尚不知他此后是否仍会因历史悍强的惯性无端被卷入“胡风集团”的泥淖。然而，历史从来没有建立在时间之河倒流上的假若！

诗人牛汉

很快，抗美援朝事起，牛汉积极报名要求加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投入战斗。被批准后，一九五零年十月，他前往沈阳报到。但人民大学来的一众人等，都被分配到志愿军司令部门，他被分到东北空军直属政治部文化部的《空军卫士报》，旋被调往东北空军直属部队文化学校做教务主任。他自述：“1951年底整党（小整风），让我担任东北空军直属政治部党委文教委员兼文教办公室主任，主管学校、文工团，提为团级，穿军呢服。”第三部诗集出版后，一时好评很多，但也有例外，好友阿垅是其一。牛汉回忆：“我在部队出了书，寄给他（阿垅）。我的一本诗集《在祖国的面前》，大部分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写的，请他指教。他不像别的人那样只赞扬、肯定，有批评。说得很诚恳，说结构不完美。”

牛汉自己对于这本诗集，在晚年自述中回忆极少。但从当年与胡风来往书信中，倒很是留下了一些痕迹。在信的抬头，牛汉对胡风的称呼从“胡风先生”“胡风同志”一直到“胡风兄”“胡兄”与“风兄”，两人关系在师友间，对胡，他是很尊重且信任的。

虽然牛汉本人没有直接的文字证实，但从现存的牛致胡的信札中，可以肯定这本诗集中的全部或大多数，都曾在写成后寄给胡风看过。鉴于胡风与天下出版社的老板葛一虹的熟识程度，即便诗集的编者另有其人，但胡向葛举荐或助力，应该也是大概率的。

十月二十三日，牛汉从沈阳有致胡风信。此前因胡风赴西南下乡参加土改有五个月的不通音信，牛汉在信中写道：“……这期间，爱你的人，是更怀念你，感到见不到你的寂闷；讨厌你的人,是希望你永远沉默下去……真诚的人，是永远有人思念着的。我在这期间，证实了这句格言。”又：“《在祖国的面前》也许日内即可出版，看过后，给我好好地写来些意见，只有你能击中我的要害。因为你最理解我。”

此信还披露诗集原拟刊胡风的一篇代序，但不知何故未被出版方同意。此书最后有一篇署名为“纪初阳”写于六月二十日《付排小记》，也是通过信中内容的披露，可以得知“纪初阳”即为此诗集的编者徐放。徐放《付排小记》中说：“我很喜悦我能够为作者把这些小诗集拢成册，虽然，这些小诗比起抗美援朝这一庄严伟大的斗争，还只不过是一脉世纪的血流与一首雄壮的战歌的音波而已；但是，作者使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和工作的真诚，以及对于党、祖国和人民的深厚的爱情。”

徐放是牛汉的朋友，也是诗人，时在人民日报社编“人民文艺”星期专刊。他与严辰共同主编了《现实诗丛》，因此，他也当然是牛汉《祖国》诗集的编者。据徐撰文披露，在每一种诗集封面醒目印着的“现实主义”手写体即为胡风所写。在《祖国》出版前，牛汉也曾希望徐放将诗集的出版大样送给胡风一看，并敦请其费心修改一番。

《在祖国的面前》出版后，牛汉对诗集的印刷很是不满，他在十一月给胡风的信中甚至连带也吐槽了一下出版方的老板，信中说：“印得太简陋了，纸质太坏。心里挺闷。我是一个十分爱美的人。老板一定会赚钱。”一个诗人爱惜自己的作品，本无可厚非。但只要看看同期出版的“大众文艺丛书”其他种书籍的设计与印刷，相信他会认同出版风格的一致也是一种风格，天下出版社应该没有厚此薄彼。当然，牛汉也知道，诗集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其中的诗篇。他在自己的床上翻阅了几十遍后，确认其中的诗作比前一个诗集《祖国》要好些，内心才释然了一些。他自我评价：“这个诗集，我总感到还不够很热，很壮实。头一篇，我就感到太轻薄了。后面的几首，《想念》《我会回来》《前进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塔》我修改了一点，但还不满足。”

牛汉热忱盼望胡风能对他的诗歌做些批评，因此，在致胡风数封信中，牛汉都提出了这个愿望，但胡风或是需要斟酌,或是只是忙碌，应该是没有立即对此请求做出回应。在数十年后河清海晏后，对自己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这三本诗集，牛汉又是如何自省的呢？一九八三年，他在给梅志（胡风夫人）的信中说：“……我尽量写得深些，因为五十年代那些诗歌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指我的那些诗），心里一直内疚。胡先生解放初曾多次向我提醒！”可见，胡风当年对牛汉的请求，是有过回复的。

牛汉（后中）和朋友们为胡风（前中）庆贺八十寿辰（1982年，北京）

二

牛汉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这三种诗集，我有其一，即《在祖国的面前》，书得自网络。以书上旧印寻迹，可知此本原是“云南军区政治部图书馆”的藏书，品相尚好。从书后的借书登记表页可得知，自入藏图书馆，此书总共只有三次的借阅记录。这本盖有“部队图书，不得外传”蓝印的诗集，在一九五五年“胡风案”风起后，自然被彻底打入冷宫。从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有关部门发布的相关文件可以获知，牛汉出版的四部诗集（除了一九五一年所出三部外，另有一九五四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爱与歌》），都在“应停售和停版”的书籍目录中。已在图书馆中的存书，则“一律不得公开借阅”。

诗集《在祖国的面前》一九五一年十月由天下出版社正式出版，被收入该社“大众文艺丛书”，印数五千，书价为旧币制的三千八百元。这个印数，固然不算多，但也决计不算少的。天下出版社由原在上海的天下图书公司转制而来，所出版的“大众文艺丛书”涵盖了诸多来自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在新中国的初年影响应该是不小的。天下图书公司搬迁到北京后，改名天下出版社，社址曾先后在地安门内米粮库三号和草场胡同二十七号，负责人葛一虹。这个私营的出版社，后在一九五三年底被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除葛一虹妻子陆一旭（党员，被调任某女中校长）外，出版社其他十一人全部加入了人文社。

合并的原因可以从当年出版总署关于两社合并情况向有关部门的报告觑见一二，报告称：“三反运动以后，私营天下出版社负责人葛一虹表示，因资金周转不灵，要求歇业；但从另一方面了解，主要原因是葛不愿意继续有资本家的名义。为了保证出版力量，我署意见，可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并，以加强后者的力量。冯雪峰、葛一虹表示同意。从（1953年）7月中旬起，即进行这一合并工作。9月间，我署知道文化部电影局有成立电影出版社的意思，又提出拟用‘天下’人力，由电影局成立电影出版社，后因条件谈不妥（电影局要求只出电影书，葛还要出戏剧书），葛一虹表示不愿意去作，作罢；仍与文学合并。”两社合并的来龙去脉在此基本说清，且可看到出版总署对这个私营出版机构的耐心。

牛汉在信中私下向胡风吐槽“一定会赚钱的”天下出版社老板即是葛一虹。葛是老资格的话剧人，曾在一九三零年代初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也还是在出版总署的报告中得知，天下出版社迁到北京后，曾有两处房屋，一处让售给了人文社，一处仍留自用。马未都与葛的儿子熟稔，曾在自己的书中为葛一虹速写，文中提及：“葛小刚家原来在北京火车站的胡同口，一九四九年刚进城时他爸花七根金条买的独门独院，盖国际饭店时被强行置换了一些楼房，老宅子便不复存在。”此说不遑考证，如确，“会赚钱”之说也大抵不虚。另有胡风回忆录亦可旁证，述及一九四六年时的上海：“葛一虹自费顶了一层楼房，约有三、四间吧，有很大的客厅，还有大卫生间，很气派。二、三十人开会没问题。”

在两个出版社合并之前，一九五三年三月，因抗美援朝结束牛汉退伍回京，他不愿意回人民大学，遂应冯雪峰之招，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

牛汉与胡风的关系，终于在一九五五年招祸。五月十三日，牛汉从报纸上看到了舒芜署名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次日，牛汉被正式拘捕。五月二十四日，报纸上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其中就节选了胡风致牛汉两封信中的语句。

据牛汉自述：被关押后，需“继续交待问题，写全面的自传”，至一九五五年五月始被释放。一九五七年五月，被公安部通知可以回家了，“以后由派出所管”。同年八月，其原单位开党支部会议，会上通知本人，说“经中央审查，历史清楚，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一九五八年二月，牛汉恢复上班。但其身份，应该仍是“分子”。据同在人文社亦是“胡风分子”的绿原回忆，一九六五年人文社为牛汉、绿原两人摘掉了“胡风分子”的帽子。比起之前的境遇，此时已算是有相对平静生活的好景，但如此好景并不长，之后就是“史无前例”的大运动汹涌而来。纠缠、逶迤至“五七干校时期”，大约所有人都概莫能外的同一命运了。

牛汉和朋友们（前排左起：鲁藜、曾卓，后排左起：徐放、杜谷、牛汉、冀汸、绿原、路翎。1985年1月，北京）

三

文化部系统的五七干校，就在以后被众多文化人纷纷回忆的湖北咸宁向阳湖。在牛汉的回忆中，在“干校”有两件事他觉得颇可“自豪”：一是自己干体力活从不含糊，二是从未写过任何的“大字报”。他说，他对“干校”的感受，与同在咸宁“干校”的臧克家是“完全不同”的。也是在向阳湖，“倒霉”了的郭小川认识了牛汉，并主动道歉自己曾在一九五五年为并不相识的“胡风分子”牛汉写过一首《某机关有这样一位青年》的讽刺诗，此诗被收入次年出版的《投入火热的斗争》诗集。但郭小川的道歉，并没有马上得到牛汉的回应，他说自己当时“很谨慎”。关于“干校”岁月，牛汉曾写过一组《关于向阳湖的札记》，其中一节题为《那些年》，大抵可作为“很谨慎”的注解：

那些年我没有记过一天日记

没有邮过一封信

没有被人握过手

没有叩过谁家的门……

雨过天霁，牛汉晚年回忆起胡风，说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尊胡风为先生。他在初二最早读到的两本新诗诗集，一是胡风的《野花与箭》，另一是田间的《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冈卫们》，时在一九三八年秋冬之际。与胡认识后，他的称呼是“胡先生”。牛汉说：“这个先生的称谓和它的内涵，不是几十年来已被异化了的那个表示人与人之间严酷距离的符号，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先生。”

在这篇题为《对胡风先生形象的一些理解》的文章中，谈及胡风对他的影响及形象，他说：“胡风，在中国（不仅限于文艺界），是一个大的形象，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现象。至少在我的心目中，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存在，有如天地人间的大山，大河，大雷雨，大梦，大诗，大悲剧。他给我最初的感应近似一个远景，一个壮丽的引人歌唱的梦境……”无疑，牛汉的观点是鲜明的、诗意的。

牛汉自画像

一九九零年代初，因职业关系我访问过一众文化老人，但与牛汉先生始终缘悭一面。但回想起来真要细究的话，与他也算是见过一面的。我翻查了早年的日记，得到了准确的时间。时间：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地点：北京的政协礼堂；事由：“端午诗会”。主办方在日记中失记，但想来应该是“诗刊”杂志社。我与同事小查（海子）都收到了请柬，那天便一同从学院路四十一号坐公交车前往。“诗会”结束之后，远远看到了起身准备离场的牛汉。他个子很高，望之巍然，在那个嘈杂场景中颇有些鹤立之姿。当时因他主持的《中国》杂志所发诗歌，颇合青年爱诗人的口味，故我与小查想趋前请益。但才走近几步，就发现他已被众人团团围住。既如此，我与小查相视一笑，便默契地止步、并反身离开。近四十年前的微末小事，记在此处，既是对诗人牛汉，也是对一九八零年代诗歌背影的再一次遥望，同时，也是对亡故多年的诗人海子的一种缅怀。

牛汉在白洋淀（1994年，划船者为诗人芒克）

牛汉在年轻时说过：“中国需要诗，好诗，真正的诗，不只是需要一行，需要几百万行。”晚年，他在自述中曾说：“我从不喝酒，从不抽烟，几十年来，只叹气，叹气真舒服！我年轻时爱唱歌，后来不唱了。叹息就算是我的歌唱吧。”在另一处文字他有相似表述：“有时我喜欢叹气；但这种叹气是很痛快的，跟唱歌相似。所谓‘慨叹不已’吧，非常任性、深情的大声慨叹。”

在牛汉所著的一本书扉页上，醒目地印着一行字，相信大概率是作者授意所加。查了一下出处，句子出自牛汉一九九六年在日本第十六届世界诗人大会开幕式上的一个发言。那行字是：

“谢天谢地，谢谢我的骨头，谢谢我的诗”。

2024年10月20日七章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