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庙石碑上为何有明清两代的碑文_

南锣鼓巷附近有一条帽儿胡同，这条胡同的文物资源非常丰富：从胡同口东侧进来，首先是路北5号一座建于清代末年的四合院，向前不远，是11号的文煜住宅，也即著名的可园。胡同的西口则是末代皇后婉容的故居，同样也是一座深宅大院。而就在胡同中段，还隐藏着一座庙宇——梓潼文昌庙。

如今，残破的文昌庙里除了一些建筑，还保留有一块石碑：《重刻明成化敕建文昌庙碑》，当年文昌庙中轴线上的御碑亭内，还有一块重要的石碑：《重修地安门外文昌帝君庙落成敬纪》，这块碑已经无从寻觅。民国时期，北平研究院下辖的史学研究会编写《北平志》，对京城内外共十一个区合计八百余处庙宇进行过全面调查，后来在《北平庙宇调查》这套资料中，留存了诸多庙宇的平面图七百余幅，照片三千余张，另有金石拓片四千余品以及相关记录八百余份。文昌庙这块御制碑的内容，也被记录在案，这为后人了解文昌庙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通过这些资料，也得以勾勒出文昌庙的全貌和它的沧桑过往。

文昌庙中路建筑示意图杨征绘

成化大修为母祈福

梓潼文昌庙的始建年代不详，历史上关于它最早的记录是在景泰年间的一次维修，但这次维修只能算是小修小补，因为二十多年后的成化十三年（1477年），在明宪宗朱见深的授意下，文昌庙迎来了它建庙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理。而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用皇帝自己的话说，就是“仰慕文昌应化之德，扶贤助忠之功，未遑裨报”，尤其是当时他读了一本《文昌化书》，对文昌帝君就更加崇拜了。而正当此时，手下大臣和皇帝汇报，说在京城东北部有这样一座文昌帝君庙，香火十分旺盛，而且特别灵验，只是庙宇“殿宇窄狭，难于瞻礼”。宪宗听后立刻慷慨解囊，下令重修庙宇，并命内官监太监陈青总督修理事宜。工成之日，宪宗钦赐庙名为“敕建护国帝君庙”，并在焕然一新的大殿中安放原有的文昌帝君圣像。值得一提的是，宪宗特意命人在后殿中安奉皇太后的像，以祝“圣母弥寿如天同”。

这位皇太后正是明代历史上的孝肃皇后周氏，她是昌平州文宁里柳林村人（今海淀区苏家坨乡柳林村）。相传英宗在这一带打猎的时候，因追逐一只兔子，误入了周家。所有家人都逃跑并躲避起来，只有10岁的周氏，丝毫没有惧怕，或许还和在场的英宗攀谈了几句，于是龙颜大悦，将周氏携入宫中。后来她生下了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也就是后来的宪宗，母以子贵的她被封为贵妃。宪宗皇帝对自己的母亲也是极尽孝道，在文昌帝君庙内供奉周太后像便是孝道的一种表达。英宗去世后她更是被尊为皇太后，与原配皇后钱氏平起平坐。

明代的文昌庙原有规制已经无从查考，到清代中期，整座庙宇已经残破不堪。清代嘉庆年间一个巧合的事件，竟然让文昌庙迎来了命运的“逆袭”。

嘉庆重修祭祀升级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去世。彼时白莲教起义已经席卷了几个省，这给嘉庆皇帝留下一道难题。乾隆时期的得力武将福康安、阿桂、海兰察等人已先后谢世，寻觅和起用新的武将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嘉庆五年（1800年），德楞泰率领军队入川。这位年过半百的蒙古正黄旗的猛将，早年间曾先后随阿桂出征金川、缅甸，后又参加过平定台湾、廓尔喀等战斗，可谓身经百战。他带领的清军与白莲教的战斗打得很艰苦，在最为危急时刻，德楞泰所率领的健锐营已经被敌军重重包围。这位51岁的老将没有退缩，而是直接擒贼先擒王，最后竟然转败为胜，生擒主帅冉天元。捷报传到京城，嘉庆皇帝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尤其是当他得知战斗的地点临近四川梓潼县，也就是文昌帝君的老家，心中自然觉得这是“天佑”。于是在嘉奖德楞泰的同时，也为梓潼当地的文昌帝君庙专门题写“化成耆定”匾额。

此后，嘉庆皇帝自然地想到了一个问题：文昌帝君如此有名气，为什么在北京没有专门祭祀他的场所？此问题一经抛出，便得到了臣下的回应：其实京城还真有这样一座庙宇，只不过少有人问津，且因年久失修，“倾圮久矣”。

嘉庆皇帝被文昌帝君暗中协助清军护佑家国的事情所感动，决定要将这座曾经有着较大规模的文昌庙全面整修一番。他特令步军统领到实地勘测，并亲自掏腰包三千两助力文昌庙维修，又从宫中调运颜料、官铜不下两千余两，并组织各级官僚开展修庙募捐，最后请自己的老师朱珪撰写碑文详细述说过程。

文昌庙石碑及其南侧的魁星殿

工程自嘉庆六年（1801年）二月初二开工，五月初九，主体维修工程基本告竣。当天嘉庆皇帝亲临现场，并对文昌帝君像行九叩礼，可谓是极尽诚心。

嘉庆皇帝还下旨将文昌帝君的祭祀升格为春秋岁祭：“岁春祭以二月初三诞日，秋祭，仲秋诹吉将事，遣大臣往。前殿供正神，后殿则祀其先世，祀典如关帝。”至此，北京城西有汉寿亭侯庙（亦称白马关帝庙，在今龙头井街心公园西侧，已毁），东有文昌帝君庙，可谓“文德武功，允相配也”。

至咸丰年间，更是将文昌祭祀升格为中祀，礼部官员向咸丰皇帝请示：“请崇殿阶，拓规制，遣王承祭，后殿以太常长官亲诣，二跪六拜，乐六奏，文舞八佾。”此事得到了咸丰皇帝的批准，文昌庙的祭祀水准，也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碑身四面记录缘由

依照碑文和资料，笔者将文昌帝君庙旧时的主要建筑做了梳理。中路：山门三间、钟鼓楼四间、御碑亭一间、魁星殿三间、东西配殿六间、桂香殿（后改为敷文殿）三间、后虎座一间、转角房二十三间、后殿五间。东院：关帝殿三间、东山僧房二间、西山僧房二间、财神殿一间、僧房四间、娘娘殿三间、东西耳房二间、大悲殿三间、东西僧房六间、御座房三间、东西配房六间……东西宽十五丈五尺，南北长二十九丈。

如今文昌庙的山门已经无存，原址盖起了黑芝麻胡同小学帽儿胡同校区的教学楼，当年山门内有“白色特”（即公马）一匹，高约五尺，旁有童子像一，高六尺，小马童像各二，高三尺，以上塑像均为泥塑。山门内悬木牌三，分别书“文昌梓潼禅林”、“一尘不染”、“万法皆空”。山门内钟鼓楼亦无存，原东侧钟楼悬挂有“晨觉”木额，西侧鼓楼则悬挂“昕徵”。

钟鼓楼之间为御碑亭，内有石碑一通，名为《重修地安门外文昌帝君庙落成敬纪》，四面均有文字，其中正面文字分为三个部分，最上端为嘉庆皇帝《重修地安门外文昌帝君庙落成敬纪》御制诗，中间部分是嘉庆皇帝的上谕，最后一部分则是礼部、太常寺官员依照上面皇帝的旨意开展的一系列工作。

石碑的背面，是嘉庆皇帝的老师、时任户部尚书的朱珪所写的碑记：《敕建文昌帝君庙碑》。该文全面记录了嘉庆皇帝重修文昌庙的缘由以及修建过程、提升文昌帝君祭祀规格等，并对文昌帝君信仰的起源做了一番考证。值得一提的是石碑的两侧也有文字，分别是嘉庆皇帝的七位宠臣针对皇帝的御制诗所作的诗词。随着御碑亭的拆毁，这块石碑已经下落不明。

御碑亭再向北，便是魁星殿，上世纪30年代进行庙宇调查时，该殿由毓生祥染纸工厂占用，但殿内当时仍存有木质金身魁星像一尊，一手执笔，一手执墨斗，以象征文运。其中墨斗上还用铁丝悬挂着七星，整体造型即民间所流传的“魁星点斗”。殿内悬挂木质匾额，曰“天心平旦”。

明清碑文同存一碑

魁星殿后即保存至今的《重刻明成化敕建文昌庙碑》，该石碑阳面同样是朱珪撰文，清代著名书法家，时任上书房总师傅、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国子监事务的刘墉书丹。阴面则记载了此次修复文昌庙众位大臣的捐款。

这块碑讲述了这样一件大事。当时奉嘉庆皇帝之命修缮文昌庙时，找到了成化年间的两块石碑，其一为《皇帝敕谕碑》，保存相对完好，当时发现被镶嵌在后殿东廊壁上（今已下落不明）；还有一块，出土时已经“断烂漫灭，不可复完”，在嘉庆皇帝的授意下，查阅《明一统志》后，“乃依原文补刻以志”。也就是朱珪在撰写碑文时，先把成化年间那块碑的全文刻在碑上，再在后面续写新的碑文。所以这块碑的碑额叫《重刻明成化敕建文昌庙碑》，碑名为《明御制文昌帝君庙碑记》。

这块留存至今的碑，有诸多珍贵之处：上面的明代碑文系明宪宗亲自撰写，并保留了他的诗，这也是明宪宗为数不多流传至今的诗文；整篇碑文系清代著名书法家刘墉所书写，堪称是书法艺术史上的珍品；碑阴所列当时所有捐款官员的官衔，这些官员既有皇帝身边的近臣，亦有中央和地方上的各级官僚，可以说整个名录是研究清代官僚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碑阴底部忠实记录了重修后文昌帝君庙的规模和主要建筑名称，结合民国的复原图，为人们将来有条件时全面修复文昌帝君庙提供了比较确凿的资料。

石碑后即为庙宇内最恢弘的殿宇——敷文殿。其中殿额为咸丰皇帝御题，满汉文，并有“咸丰御笔之宝”图章。殿内供奉金身文昌帝君，两侧为帝君的两位侍童，即天聋和地哑。两位童子两侧，还有四尊塑像。四尊塑像中竟然有殿外石碑的作者和书丹者，即朱珪和刘墉。大殿内有两块皇帝御书匾额，分别为嘉庆皇帝题写的“赞天佑顺”和咸丰皇帝题写的“阴骘下民”，另有嘉庆皇帝御制对联一副，曰“辅世长民莫如德，经天纬地之谓文”。如今，敷文殿已成大杂院，殿额、匾额、对联以及塑像也都早已不见踪影。

敷文殿后有“虎座一间”，这就是常说的“后抱厦”，也即鲁迅先生笔下的“老虎尾巴”，这座抱厦至今犹存，只是保存现状堪忧。这种殿后带虎座的建筑样式，在北京并不多见，理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敷文殿后的“虎座”，即“后抱厦”。

敷文殿后即为过厅，中有穿堂一座，走过穿堂便来到了最后一进院落，内有五开间大殿名为“玉真庆宫”，西侧则为跨院一所，内有祖先堂一座。如今文昌庙除山门、钟鼓楼和御碑亭被拆除，中路其余建筑主体保存尚好，期待有朝一日此处能够得到修复，续写古人保护文物的故事，并为南锣鼓巷这一街区增添一处颇为重量级的历史文化遗产。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