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作家协会原党组副书记、秘书长褚水敖逝世

在代表作诗集《言志集》，散文集《不喜不惧》《我负北大》等作品中，褚水敖尤其注重讨论诗词创作的现代化问题。早在20年前，他便在本报刊发的文章中指出，“现代诗词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总的来说，现代诗词还不够现代。现代诗词如果要得到更大的发展，要为更多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所喜爱，必须在‘现代’两个字上下功夫。”此后，他在诸多讲座场合都在呼吁现代诗词在内容与形式上如何匹配现代的问题，形式上主张“既有对古典诗词的规律的遵循，但又根据随着时代而起了变化的语言、语音的需要，适当地作一些放宽，或突破。”内容上则强调不重复模仿古代文人生活，而是要反映现代生活的内容。

多年担任上海市作家协会领导的褚水敖，对作协和作家们有着很深感情，他将此地称作是“福地”。他也像许多从全国各地汇入上海的作家，在此扎根生活、写作，“我的精神最热烈、最有力、最富于深思与激情的领域，是文学的天地。”

我的福地

（刊发于文学报2004年12月9日）

文 / 褚水敖

我把上海作协视为我的福地，这不是故作动听之语，而是她确实给了我福分的联想。

我不是上海人，但我和上海的作家，在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有了缘。那个年代，年轻人要是对文学有了感情，往往很痴迷。我读初中时，就开始了文学梦，很喜欢写点诗呀什么的，已经有一些短文小诗在浙江的报上发表，到高中时，俨然是县里的小秀才了。那时我经常读上海的文学杂志，对许多上海作家很崇拜。上海作家里有两位和我们家乡余姚的关系很密切，一位是赵自，另一位是胡万春。

赵自的老家在余姚，一个著名的村子赵家。胡万春不是余姚人，但他的夫人张凤仙是余姚低塘人。我当时在低塘中学读书，赵家又离低塘很近，这就给了我认识赵自和胡万春的机会。1962年春天，赵自回老家，余姚文联闻讯之后，在低塘组织了一次余姚作者的座谈，实际上是请赵自讲课。那一次我跟随一位负责人到赵家请赵自。当时，作家对我来说是很神圣的。第一次见到一位作家，不知说什么才好，立即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正是盛春，陪着心目中和实际上都很高大的一位上海作家，行进在绿色的稻田相夹的小路上，心里涌起一阵阵欢喜与自豪。那次座谈会的内容我至今还依稀记得，而且还和余姚其他作者一起，与赵自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我珍藏到现在。前不久，我把照片拿给赵自看，他说他对那次座谈会以及我这个小作者也有很深的印象。

胡万春也去过余姚低塘，但他可能去得少，反正我没有在家乡见过他。他那时候很红，我看过他不少小说，我的眼里他是一位大作家，当然也很想见见他。机缘凑巧的是他的内弟是我的同学，而且也喜爱文学。我们相约去上海时拜望胡万春。1961年冬季的一天上午，我由同学陪着，真的坐在胡万春家的书房里了。胡万春很客气，很随和，一点也不嫌我是乡下来的孩子。听说我读完高中要考大学，就问打算考哪里。我说要考北大中文系。“考北大？立志搞文学呵，好好好。”他连声说好，夸我有志气。他说了很多，并留我吃中饭。他夫人特地把一碗香喷喷的红烧肉摆在我的面前。胡万春见我腼腆，一次又一次地把红烧肉夹到我的饭碗里。那时我家很穷，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红烧肉。他鼓励我的话和不断为我夹红烧肉的情景，至今依然深印在我的心里。

我记得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曾经多次经过巨鹿路675号。当时也挂着作家协会的标牌。大门里边通向绿荫的小路好像比现在深。我痴痴地站在大门口，向里边望了又望，很想进到里边看看。可是毕竟还小，毕竟是乡下来的，始终不敢进去。

虽然没有进去，但那时的我，是把这里看作文学的殿堂，不，是把这里想象成文学的天堂的。

时间过去了30年，到了90年代初期。这30年间，我对文学由热爱到若即若离。所谓若即若离，是我心里虽然还是装着文学，但我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因素，使我不能对文学有自由的久长的亲近。当然关键还是自身，从骨子里说，自己缺乏不受功利影响的对文学的献身精神，比起儿时和年轻时的我来，对文学的情爱稍微有点淡漠了。然而文学的火星还是不时地闪耀在我的心里，只是不曾熊熊燃烧。而这火星，也包括对于上海作协以及她所栖居的大院的向往。所以，在1990年的春天，当我受《上海文学》的邀请，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同志一起，走进作协院子时，虽然已经没有儿时那样神圣以及诚惶诚恐的心情，但激动与好奇，仍和当年一样。

记得是周介人先生陪着我到爱神花园里兜了一圈，细细地给我介绍花园洋房以及喷水池雕像的来历。然后一起坐在东厅，听周介人大谈文学。我当时在安徽的一家新闻单位，分管宣传包括文艺。但毕竟不是以文学为主，所以还是隔了一层。好在我工作之余，还是爱好着文学，也经常写一些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之类，从这一点上说，还是与文学息息相通的。因此，当周介人大谈文学时，我也话语不断，就当时文坛比较关注的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可能是因为这次交谈彼此留下好感，从此以后我和周介人先生开始了交往，而且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生活中许多事情是连在一起的，而相互连接的链条往往是偶然性。想不到我和周介人的友谊。一年之后外延为沪皖两地一次重要的文学交流活动。我和周介人经过多次商谈，由《上海文学》出面，在上海组织一批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到安徽采风。由我和安徽省委宣传部以及安徽省文联联系，负责接待，并组织安徽作家和上海的作家、评论家见面，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与文学创作相关的问题。地点定在马鞍山。这次活动本来是想小规模搞的，后来周介人给市委宣传部和市作协一汇报，规模搞大了。结果上海的采风团共四十三人，由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俊西和作协上海分会（上海作协的旧称）党组书记罗洛带队，浩浩荡荡开赴马鞍山。采风团里有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王富荣，有俞天白、胡万春、孙甘露、殷慧芬、唐颖等作家，有潘旭澜、应必诚、王纪人等教授，有周介人、毛时安、蔡翔、邹平等评论家。还有当时还在读博士生的郜元宝等人。我和安徽省文联的负责人代表安徽方面，专程到南京迎接。采风团在马鞍山度过了很有意义很愉快的五天。而我通过这次活动，和上海文学界的许多人交了朋友，建立了联系。

此后又经过三年，我调到上海工作。我到上海作协来办转会手续，又到了爱神花园。进入花园，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曾经再三想这个问题。我发现文学的种子，在我很年轻时就撒在我的心里，后来萌芽并且长成了树。这棵树虽然不大却在我的心里一直挺立着，根子扎得很深。

生活又给了我一个没有想到的偶然：刚刚迈入新世纪，我居然来我儿时不敢进来的上海作协工作了。而且很明显的，我这回就扎在这个单位里不走了。一晃又过去了四年。在这四年中，我和许多作家千丝万缕般地联系在一起。不少作家和我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则为上海作协的发展壮大尽了绵薄之力。我有时想想这大概就是所谓有缘，所谓命中注定。我的最有活力的生命以文学为依托。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我其实有愧于作家的称号，只是特别喜欢读书，尤其是读文学的书，只是也常常舞文弄墨而已。不过，仔细想来，我还是与文学最有缘分。在所有的精神样式中，我毕竟是最热衷于文学的。我的精神最热烈、最有力、最富于深思与激情的领域，是文学的天地。

这就够了。也可由此明白，我为什么把上海作协看作我的福地。

配图：作协资料

来源：上海作家、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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