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极昼
文|蔡家欣 黄敏
编辑|王一然
提前过筛
回忆自己的初三，晓勋总是感到遗憾。别人都在埋头苦读，努力往成绩排名榜上挤，当时她却只有一道命题：要不要放弃中考？
她记得有一天课堂被各类中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中职”）的宣讲会闯入。之后，班主任时不时在课上敲打：成绩不好的同学，要是中考拿不到C（合格）以上，就没有毕业证；如果不想中考，可以来找我商量。
“说的就是我。”晓勋在讲台下想。她在广西县城一所普通公立中学，全年级八个班，晓勋在最差的三个班之一。而她的成绩又是差中之差，常年徘徊在班级倒数十名内。
班主任反复提及的毕业证，是晓勋的软肋，“我认为它非常重要”，在她的认知里，没有毕业证，“连中专都读不了”。
多位放弃中考的学生回忆，影响他们选择的，都是那张毕业证，“他说分数低，拿不到毕业证，我就害怕了。”事实上，关于毕业证，一位初中老师表示，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因为成绩不好不给，但“各地教育局有自己的微调策略。”
晓勋一个人跑去办公室，班主任递给她一张表。上面的内容她记不清了，但只要她和父母签字，就可以解决当下的“困境”。“老师说，不考试就能拿到毕业证，职校会帮忙，因为我们已经属于他们的学生了。”
晓勋的母亲50多岁还在卖水果，父亲负责送货。关于中职，这个家庭的认知基本来自于往职校送过货的父亲，“他们上课都在睡觉，去了也没用。”
他们鼓励晓勋，“考虑一下（继续中考），对自己没有遗憾，至少可以混个高中文凭”。在这对父母的朴素认知里，“要有文凭，读高中总比不读好”。他们甚至找到在民办高中教书的亲戚，即便成绩不理想，晓勋也可以去那里继续读书。
晓勋动摇了，“还可以考试，不要放弃”。
晓勋的经历是很多成绩“边缘生”的写照。根据公开报道，近三年来，安徽、江苏、江西、山东等地均被爆出“差生被劝退中考”的现象，在中考到来之前，他们被要求签署放弃中考的承诺书或者申请书。
早在2010年，教育部就发文强调，任何学校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劝说学生放弃中考和中途退学，或要求学生转校，或强迫学生报考某类学校。针对此现象，各地区也有相应规定，福建部分区县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参加中考，才能拿到毕业证。
但事实上，劝退不仅存在，而且不仅以表格和签字的形式出现。
一位本该在2021年参加中考的女生，报名当天上午，被班主任单独谈话，以拉低平均分为由，建议她放弃报名。她没同意，中考百日誓师之后，教导主任和班主任再次劝她，这次理由多了几个，比如“达不到分数没有毕业证”，“没毕业证上不了职校”，甚至说，“你是个女孩，比不上男孩，没有爆发力。”
回忆当时情景，女生说，似乎她只要参加中考，前方的路便被堵死了，惶恐中，她最终签下那张放弃中考的承诺书。
也有一位被劝退的上海学生差点抑郁。据他的妈妈刘群描述，班主任直接给她儿子放假7天，让他考虑是否放弃中考。刘群认为，儿子成绩不好，但被评为过美德少年，不管最后结果如何，都应该参加中考。夹在中间的少年没有办法，直接躲到床底下，他问刘群，“妈妈，老师不让我去读书，你让我去读，我到底要听谁的？”
为了让儿子中考，刘群辞职后每天坚持接送，最后儿子的成绩没有达到高中录取线，去一家中专读机器人专业。她说，即便如此儿子也不后悔，“为什么不考呢？考试是我的权利呀。”
动摇
晓勋并没有坚持太久。中考前一个月，她连同班上其他七、八个同学被召集到办公室，几个老师围着他们谈话。回忆那场谈话，晓勋认为，与其说是劝退中考，不如说是“画饼”：
首先是春招的优势：相比秋招，春招的门槛更低，没有特别的分数要求和其它限制，还可以让他们优先选择专业。
春招是中职应对生源萎缩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学生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要在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普职分流”。20世纪80年代，为了应对当时经济建设背景之下的人才需求，国家提出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问题逐步得到改善，并在1985年明确提出，“力争在5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普职比大体相当”政策自此诞生，并被延用至今。
但随着“包分配”就业政策取消和高校扩招，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黄金时代成为过去，迎来招生滑坡。
河南大学教授王星霞在调研中发现，为了完成招生任务，维持“普职比大体相当”的目标，各类中职开始“实行灵活多样的招生录取办法”，包括对所有接受教育的人全面免费、取消所有知识门槛、面向人人，几乎沦为技术培训，甚至与初中学校合谋，动员宣传在校生招考，将学生强制分流到技能类学校。2020年春季，湖南800名高一新生因没有达到当地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选择就读民办高中，却遭遇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强制退学。
这些“捍卫”中职生源的种种做法，被王星霞评价为，“异化为一场攻艰克难的战争”。
作为扩充生源措施之一，春招将目标瞄准了像晓勋这样成绩靠后的学生。一位负责春季招生的中职学校老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时曾阐述春招生源的核心：主要是学习成绩不行，甚至不想再学习的学生，如果不进职校，很可能会辍学就业。
这正是晓勋的恐惧。在她的认知里，如果中考不理想，失去毕业证，那她只能进工厂。这是她最恐惧的归途，“我不想去工厂打工，我在网上看视频，他们每次完成的工作都相同，就像重复的机器人。”
她说，从小学到初中，几乎所有假期她都用来补课，还是逃脱不了差生的定义，补习班做过的题，换一个数字，她就搞不明白了，“学了很久没任何用。”
在她印象里，成绩好的、活泼的学生总是被老师耐心对待，她属于最末等，坐在角落里，被同学取外号嘲笑，老师也“不怎么管，只会扫描你一眼”。
被老师谈过几次话以后，晓勋逐渐失去信心，“也感觉没有希望了。”
在老师的描述中，职校能帮他们就业，一份稳定工作是晓勋对读书最终的期待。“他会告诉你去职校对未来有多好，以后会有什么好工作。”
15岁的晓勋没怀疑过这些话。劝说的老师里就有她的班主任，晓勋对她印象不错，“很温柔”。晓勋的生活圈子除了家人、就是同学和老师。相比没读过什么书的父母，她更愿意相信老师的判断，“我们很信任老师，老师说的话都很正确的那种，我认为老师是对我们好。”
那场谈话后，她就有了答案，“我非常想提升自己，去职校真正学习。”父母表示，随她安排。
一位在职校读高三女生在回忆弃考的过程，也提到了对老师的信任，“老师说不参加中考，我们可以直接上这边最好的大专。”入学后这个女生才发现，那“其实是个技校”。“没想到老师会骗人。”她说。
老师的“动力”
这场“提前过筛”的博弈里，老师确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升学率是最重要的驱动力，“这种差生不考，平均分就上去了，普高率也上去了。”在东部沿海某中学教书的老师李秋说。
李秋介绍，升学率就像是生产指标，每年中考到来之前，被层层往下分发。李秋所在的县区教育局会给每所中学定全市排名要求，甚至会细化到学科，“有些重点中学要是某个学科没有县第一都会被谈话。”之后学校再设定目标，包括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的录取数量。
这些指标最终会落到一线教书的老师肩上。带课成绩好，老师在学校的地位就会提升，有可能被调往重点中学；反之则会被边缘化，被调去教“杂科”，成绩差的老师，没有开公开课的机会，“手段多得很”——而这些都与职称、考核紧紧挂勾，“长远来讲，还影响退休金”。
层层压力之下，很多老师只能给出最被动的选择，那就是劝学生放弃中考，保住升学率。
海南某公立中学的初三班主任大发认可“这个途径（劝退中考）对学校有利”，但不认为这全是升学率的推动。“大家总认为免考对学生不公平，事实是这些孩子的学习情况不尽人意。”
大发的学校在片区里排名长期垫底，按照往年的分数线，班上第一名，也只能勉强够到公立高中的线。今年2月，学校召开了一场针对差生的免考会。大发通知了班上七、八位学生的家长，海南中考满分900，学校规定，300分以上拿到毕业证，而这几个学生均不超过180分。
推荐这几个人免考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在乎毕业证，已经放弃学习。打架斗殴是他们的日常，甚至还会在课上玩羽毛球和火柴。“即使他现在开始努力，也很难考上高中。”大发说。
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实的家庭条件。班上将近三分之二的学生家长都是外来打工群体，他们租住在城中村，经济条件并不如意。根据大发了解，目前许多中职学校都看重升本率，会以优厚的奖学金吸引优生，反之，如果（参加中考）成绩差且拿不到毕业证，“不交高价，没人愿意让你去上（民办高中和职校）。”
免考动员会的第二天，学校因为被投诉而停止劝说。大发班上只有一个家长同意孩子申请免考，“孩子残疾，家里期望他有学上就行。”
大发有点遗憾。中考之后，受限于成绩和家庭条件，辍学是很多这类学生的选择。而弃考去读中职，对于学生个人和家庭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广东一位女生记得放弃中考后的轻松感，“压在身上的石头一下子丢掉了。”在那之前，“每天都要背书，背的东西让我觉得很乏味，睡不够也睡不好。”一位妈妈也认可这种方式，女儿成绩差，在她看来，与其参加中考，不如直接弃考顺利拿到毕业证上职高，“各取所需，免得家长焦虑不安，病急乱投医。”
但是，同样作为母亲，大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参加中考，“即使考几十分，我也会让他参加，我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如果他后来回忆没有参加中考，心中会有遗憾。”
互联网上，老师们也因此成为最先被声讨的对象，在“劝退中考”的话题下，他们被“唯功利性”的骂声淹没。很多人不知道，这背后是“普职比大体相当”政策带来的压力。十几年前，包括浙江台州在内的沿海部分地区就率先实行了严格的“五五分流”，这个比例被逐渐普及开来，近三年来，安徽合肥、湖南长沙也都在严格实行这个录取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九年义务教育完成后，仅有一半的学生能升入普通高中，剩下的一半，只能被分流进各类中职学校。
为了避免被分流，升学压力逐步下移。王星霞表示，为了普高目标，择校和应试教育的压力甚至有可能传导到幼儿园环节，“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代价
2021年秋天，15岁的晓勋踏进中职。她选择了邻市的一家职业学校学幼师。学校是父亲的朋友推荐的，“他的小孩在那里读，说非常好”。
但现实远没有老师描述的美好。晓勋性格内向，甚至有点自卑。幼师专业需要独立上台表演，比如弹琴、唱歌。晓勋记得，第一次上台弹琴发音，她的声音发不出来，老师鼓励她，但她就是做不到。
同宿舍的女生也开始排挤晓勋，只要她一说话，其他人就沉默，然后开始笑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在笑我土。”被孤立的感觉在那年中秋得到印证，一个女生给全班同学都送了月饼，唯独缺了晓勋那一份。
在许多学生的描述中，中职更像是一个小社会，人际关系复杂，课堂混乱、没有秩序感。一位女生报名商务英语专业，进去之后却发现这个专业已经被改为商务文秘，“还跟市场营销混一个班”。另一位女生在进入中职以后则彻底打破想象，上课老师照书本念，底下的学生则是玩手机谈恋爱，“只要不打扰上课就行，其它随你。”
不仅如此，许多学校打着校企联合的幌子，向企业输送学生工。一位职校生从高二下学期开始就被学校安排到电子厂做焊锡，每天从早上七、八点开始干十四五个小时，但为了毕业只能听从学校安排。
教学质量低、管理松懈，这些都是让杭州女生绵羊当年坚持中考的主要原因。在她的认知里，职校风气不好，存在霸凌、早恋、辍学等各种问题。她属于被考试制度淘汰的人，40人的班级，她排名在25左右，已经被划入没有希望冲刺“优高”的那部分学生里。
教导主任也找绵羊谈话，但绵羊坚持自己的想法。她的父亲是1980年代的大学生，受家庭氛围影响，她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差生。按照她的说法，尽管数学、科学成绩倒数，但语文靠前，还拿过省级的征文比赛奖项。“我内心还是有傲气。”
那年中考，绵羊落榜了。但在家里的帮助下，她转到另一所中学复读，第二年如愿考上高中。之后作为美术生参加高考，顺利考上一本，之后是研究生，如今已经博士毕业。
当然，平行轨道的中职以及职业教育中，也有人向另一条升学之路攀爬。正在恩施某职高读高二的一位学生进入职高后，选择了自己擅长的计算机专业，从高一开始参加各类全国级技能大赛，“如果拿到全国级大奖，专业课几乎满分，文化课（很轻松）就可以（上本科）了。”
但没有家庭资源的支持，也没有某个方向的专长，在被同学孤立的氛围和课业压力下，晓勋最终选择辍学。
与她类似的经历不是少数。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跟踪研究，中职学校的辍学率在2014年达到高峰为23%，尽管已经呈下降趋势，但2017年这个数据还保持在8%。
近年来，随着普职分流焦虑的扩散，边缘的中职生也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中职教育体系也在谋求改变。根据《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中职招生仅占高中阶段教育总数的33.85%。
政策层面上也在逐步打通这些中职生的升学路径，他们可以通过“对口升学”、“高职单招”、“职教高考”等方式获得专科、本科学历。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20年调研，在近两万份样本中，约有65%中职生升入高等院校继续学业，其中约10%升入本科院校。
然而，没参加中考的弊端，却在这个体系之中显露出来。一位中职生在参加高职高考时，直到报考才知道，由于没有中考成绩，她并不能直接报考本科，只能先考大专。根据公开资料，在部分地区，“在本市参加中考”成为中职生高考报名的条件之一。以上海2024年三校生高考报名条件为例，部分不满足户籍条件的考生，必须满足“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完整学习经历。”
辍学后的晓勋还是进了当初恐惧的工厂，每天的生活都是重复的：把两个充电器并排放一起，开关一按，品牌的名字就印了上去。连续工作八个小时，每天能拿八十块钱。曾经和她一起弃考的同桌，从职校休学半年后又重新回去“混日子”，“能待一天是一天，最后考试靠运气”。
回头再看那个十字路口——中考，晓勋会有一种“不公平”的感觉，这或许来自学生时期对老师的信任依赖，以及相关信息的匮乏——如果参加中考，会有更多选择，或许可以去一所更好的职校，或许可以去民办高中。“当初感觉是自愿的，现在回想，其实有一半是‘洗脑’的。”即便知道答案很难被更改，她还是说，“如果还有机会，我肯定不会放弃，考不上也没什么遗憾的。”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