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是宁夏西吉捕猎野猪“英雄帖”的最后期限，300头的目标只完成了一半，当地林草部门不得不延长了捕猎期限。几支高分中标的外地狩猎队，原本被寄予厚望，却因天气、地形等原因发挥不佳。在屡屡“难觅猪迹”后，他们也不确定，当地2600头野猪的估算数量是否准确？在野猪退出“三有动物”名录后，不止西吉一地开始对野猪进行捕猎。陕西岚皋县发布通报，因近期野猪损害庄稼严重，11月24日上午，有4人带猎狗自行上山撵野猪，在猎狗追赶下的野猪进入了农户院子，一位76岁的老人受到攻击，经抢救无效死亡。地方林草部门坦言，在狩猎调控野猪这件事上，现在还是“摸石头过河”的阶段，需要更多专业的指引。野猪种群的日常监控如何进行？以什么标准确定“调控数量”？如何高效的组建捕猎队伍？更为长远的问题是，野猪种群激增只是一个逗号，在顶级捕食者缺失的生态环境中，可能会有更多繁殖能力强、缺少天敌的种群数量激增。生态种群管理这道课题，不能只靠捕猎这一种解法。
没能如期完成的任务
7头，这是一个月的时间里，陕西镇安县张祥炎猎场有限公司在西吉打到的野猪数量。他们为此付出了一条猎犬的代价，价值3万元，被野猪獠牙挑破了肚子，当场死亡。
相比一个月前的踌躇满志，负责人陈新策心理落差不小。因为是异地队伍，差旅伙食自付，他们还花1000元租了一处农家院子，也没有条件布置狗舍，30多条猎犬大部分时间只能窝在车里。“这个月已经花费了两三万元，还死了一条猎犬，按照打了7头的补贴，收益只有一万多元。”
9月底，宁夏西吉县林草局在官方公众号上发布了公开招标猎捕队的公告，在本地媒体以“宁夏一地野猪泛滥、招募赏金猎人”为标题进行报道后，这一政府行为立刻成为了全国关注的舆论热点。最终，两支西吉本地队伍以及四支外地队伍中标，从10月18日到11月16日，计划调控捕猎300头野猪，每猎到一头80斤以上的野猪，可获得2400元补贴。
去年6月，国家林草局发布了新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野猪正式退出“三有动物”之列，西吉正式开始以集中捕猎的方式控制野猪数量。西吉林草局资源保护室主任张荣表示，这是当地能想出的最优解法，“而且不论打没打到，在猎犬出现过的区域，通常半个月内都不会有野猪侵扰。”今年他们面向全国招标，主要是想学习西北其他地区的猎捕经验。
多支异地队伍都在这次捕猎中遭遇了“水土不服”。张荣透露，截止11月13日，总计只打到了115头野猪。据深一度了解，到11月18日，六支队伍总计打到了170头野猪，收获最多的是来自西吉本地的“西北刀客”，打到了70头。包括陕西渭南、陕西镇安、甘肃泾川的几支外地队伍，都只打到了15头左右，距离每队50头的“保底目标”相距甚远。
张荣分析，之所以捕猎成效不及预期，与当地近期降雨天气以及部分捕猎队不熟悉地形等原因有关。目前，西吉县林草局已决定，将捕猎期限再延长20天到一个月。此前，各支队伍划分了独立负责的区域，现在本地队伍和外地队伍开始合作捕猎，力争完成300头的目标。
作为此次“赏金猎人”招标初期综合评分最高的猎队，负责人陈新策有些气馁。在背靠秦岭的镇安县，他们一年能打到300头野猪，但西吉沟壑纵横，黄土山地上还布满了密刺林和隐藏在枯草下的大坑，捕猎比在秦岭相对平缓的山路上更难。“去年当地已经打过一些野猪了，野猪很聪明，现在山上的猪都是‘惊弓之猪’，不好打了。”
“地形不熟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当地可能并没有这么多头野猪，起码在划分给我们的范围内是这样的。”陈新策以及其他几支队伍猜测，当地2600头野猪的数量截止于去年，现在这个数字可能并不准确。在刚开始打猎的半个月里，陈新策用无人机搜寻时，很少见到成群的野猪。
要捕杀多少只？
西吉县调控300头野猪的目标是如何制定的？张荣透露，在去年8月的试点捕猎中，本地的4支护农队在16天的时间里共猎捕到146头野猪。于是，今年县林草局主要根据去年猎捕的情况，再综合下批资金、对猎捕队伍成本计算来进行综合评估，将猎捕数量定为300头，猎捕期限定为30天。
据张荣介绍，截至2023年8月，西吉县域内野猪种群数量约2600头。西吉本地不具备日常密集监测的条件，这一数据来自于相关部门组织高校等机构进行的测算，主要通过临近水源地挂在树上的红外相机和人员对野猪出现区域的走访确定。
宁夏野生动物保护处工作人员回复深一度时介绍，上一次对于全区野猪数量的普查，始于2011年开始的全国二调，是由国家林草局统一测算的。据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数据，宁夏西吉、泾源、隆德等7县区均有野猪分布，总量达1.6万—2.4万头，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2—3.14头。
针对西吉的捕猎计划，有人提出质疑，根据国家林草局公布的《防控野猪危害工作技术要点》对于“野猪密度过高”的定义，西吉县总面积3130平方公里，官方公布的野猪数量是2600头左右，没有达到“北方1头/平方公里”的标准。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所正高级工程师丁晶晶解释，野猪平时都生活在山林里，近年来频繁出现在人类生活的城区，但媒体在引用数据时可能会按照整个省市的面积和数量来算，出现一些误读，用某一区域内的密度来表述更为精确。“在南京，我们是根据模型来计算的，先收取红外相机的数据，再通过模型来计算某一区域内的种群密度。”
在野猪出没的地方，江苏省架设了四百多台红外相机。根据监测，全省大约有11700头野猪，主要分布在宁镇扬、无锡、常州的丘陵山区，虽然只占全国的0.6%，但由于江苏人多地少，野猪生活的区域和人类生活的空间重合度较高，所以野猪的出镜率、曝光率相对较高。
根据南京市绿化园林局的数据，南京市的8个行政区有野猪分布，各监测区域野猪种群密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21年的每平方公里3.24头增加到2023年的4.43头。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指南京市全部1614.42平方公里林地，而是8个行政区中的重点“监测区域”。
南京紫金山地区在2021年每平方公里的野猪数量大约9头，通过调控今年降到了4头。据南京市绿化园林局消息，自2022年起至2024年10月底，南京通过笼捕、围捕等方式，累计调控野猪356头。但由于各个地方投入的资金不一样，一些地方野猪的增长速度还大于调控力度，野猪仍呈上升的趋势。
当野猪种群过度繁衍，且无法依靠生态系统自身调节，就需要人类来充当“天敌”——这是部分生态学者和林草部门的共识，但对于种群数量如何确定、具体调控多少只，却需要更为详实的研究和更严谨的论证。
张荣坦言，受制于西吉当地的经济和自然条件，调控数量的确定较为依靠经验，“没有统一的方法和标准，地方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希望野猪管理问题得到国家层面专家的建议指导。”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忠秋曾参与过南京野猪的种群调控会议，他谈到，种群管理的数量，也要结合不同的环境来确定，“野猪总是频繁出现在某几个小的区域，如紫金山等地，按照这些地区野猪出现的频率，那肯定是超标了，所以需要对局部进行种群管理”，但不意味着整个南京地区都野猪“泛滥”。
多位受访专家向深一度解释，调查野猪种群数量需要综合多种监测方法，包括判别遇见率，追踪巢穴、粪便等痕迹，以及使用红外相机等技术手段。仅是监测这一项工作，就可能花费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此来获取野猪种群数量、密度、年龄、体重等方面的数据。
而最终“调控”的数量则来自于复杂的生态模型计算，不单是依据种群的数量规模，还要考虑增长率、地区承载力，以及该地区生物链中野猪天敌种群的情况、野猪惠及种群数量等诸多因素，如此才能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这也是种群调控的初衷。
今年1月，国家林草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野猪危害防控的建议”，经科学、综合评估，我国野猪数量达200万头，在28个省份有分布，在其中26个省份致害。
不过，野猪在科研领域的地位稍显尴尬。李忠秋透露，野猪不是珍稀动物，科研经费有限，国内少有专家专门对此进行研究，野猪总是“捎带”的那个，“我们都是在研究其他野生动物时，也会监测到野猪，从而估算它们的种群。野猪研究领域宽泛，还有一定风险，研究起来难度也高。”
“只想弄死它”
早于政府有组织的捕猎前，深受其害的村民们对野猪就有了“除之后快”的想法。
“只想弄死它。”西吉县旧堡村村长马飞虎提起野猪咬着牙，做了一个叉的动作。他翻出手机，滑动着春秋季节村民发在微信群中的短视频，里面都是野猪到访之后的狼藉农田。他自己也曾多次遇到野猪，上一次见到时，七八头野猪正旁若无人地穿越过公路。
旧堡村一位村民称，自己春季刚种下的10亩马铃薯被野猪拱去一半，一年之间反复种了3次；另一位村民称，野猪钻到了十几亩玉米地最中间，没吃净的玉米散落一地；还有村民刚覆好的庄稼地膜，也被野猪多次拱开。
在当地村民的印象中，最近四年野猪带来的困扰明显增多。尤其是春播和秋收时，与野猪的交手最频繁。他们试着用网和绳子将自家农田围起来、布上稻草人，或在杆子上竖起大喇叭，靠声音驱赶，又或是在夜里反复四五次点燃鞭炮。有的村民干脆在山中的田间地垄处搭起简易帐篷，隔两小时打开手电筒巡一次地，几个月也睡不了一个囫囵觉。一些常规的驱赶办法逐渐失效，那时野猪又尚在“三有动物”之列，村民们没有打野猪的能力，也不敢打。
作为一名林草干部，张荣感慨，野猪数量增多，对于当地可以说是“甜蜜的烦恼”，在凸显了当地生态环境恢复向好的同时，也带来新的考验和问题。
他是土生土长的西吉人，在小时候的记忆里，现在被社交媒体称为“西吉阿勒泰”的月亮山河床干涸，西吉举全县财政之力，经历了二十年的退耕还林、涵养水源的工程后，河床里才重现碧波，山中也常见猪獾、红腹锦鸡等野生动物。大片沙棘林、山杏、山桃树从山顶自上而下铺下来，村民采摘变卖果实也改善了生活。但野猪的活动圈没有界限，当林地和农田只有一步之遥后，吃完山杏山桃，扭头就瞄上了村民种下的玉米。
野猪的命运也随着政策而改变。2021年，张荣还开着车，跟随林场的人一起救助了一头后腿受伤的野猪，野猪凶猛，把他们递过去的木棒咬折了。不久之后，国家林草局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野猪危害防控工作的通知》和《防控野猪危害工作技术要点》，明确提出种群调控密度控制标准为：南方丘陵地带2头/平方公里、北方地区1头/平方公里，以及猎捕区域、猎捕方法、猎获物处理方法等，包含宁夏在内的14个省份成为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地区。
从此，野猪成为了“调控”的对象。林草部门尝试了很多办法。布设陷阱——西吉山地多，凸凹不平，难以布防，掉进去其他保护动物怎么办；笼捕——卡车载着笼子还没到达山间的指定地点，可能就已经上不去了；围网——农田面积太广，总有豁口能钻进去，一钻进去就是一群。
直到2023年6月26日，国家林草局发布了新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野猪已不在其中，西吉县正式开始尝试在指定时段内狩猎野猪。
兰州大学生态学院教授赵序茅对深一度表示，政府有组织猎杀野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野猪种群激增最根本问题是顶级掠食者缺失造成的生态失衡。
上世纪50年代，人类对野生动物无差别的猎杀使得豺狼虎豹受损严重，这些物种恰恰是野猪的天敌。根据1995年全国第一次野生动物资源专项调查结果，中小型和大型食肉动物的数量和分布在全国非常堪忧。
赵序茅说，豺狼虎豹等食物链上的顶层动物种群恢复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现在的新增林地中有大量生态价值弱、生物多样性差的经济林和速生林，不利于顶层动物种群的恢复。野猪杂食、环境适应能力强，繁殖力强，每胎可产7只左右猪崽，种群恢复起来较为容易。
他担忧，野猪数量增多是一个先兆，调出“三有”名录只是给这件事情画上一个逗号，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生存能力强的野生动物数量激增。野猪造成的人兽冲突及管理方式，或许会对未来其他物种种群扩张治理提供镜鉴。
需要合力解决的问题
近三年来，张荣每年春忙秋收季节压力最大。今年8月份，当地一位种植户多次找到林草局，要求赔偿野猪侵害田地的损失，并多次打市政热线投诉他们。“庄稼受损，村民只知道野猪是林草局管的。”
张荣带她找了当地几家保险公司，大家都摊手说没办法，目前为止，当地只有自然灾害相关的农业保险，野猪致害不在其内。保险公司也向张荣表示难处，“一片地进去一头野猪把两三个玉米啃坏了，是按照数量还是面积理赔？啃掉你两三片叶子不影响结果又该怎么赔？我们这里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最后，张荣四处协调关系，从其他款项中找来700元赔给农户，又添上些种子化肥算作补偿，才化解了这桩投诉。
某种程度上，解决野猪致害的担子更多压在了林草部门。张荣解释，包括这次80万的猎捕、无害化处理资金，很多人以为是农田受损下发的资金，“实际上，是因为野猪拱坏了林区的树根，才有了这笔防止野生动物侵害森林的经费，资金来源是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的恢复资金。”
作为宁夏最后脱贫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仅2023年西吉全县野猪损害的庄稼面积超过1000亩，经济损失估计在200多万元。在张荣看来，野猪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生态问题，而是需要多部门合力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社交媒体平台被称为“野猪之城”的南京，2022年时，浦口区农业农村局与人保合作，试点购买了“野生动物肇事险”，理赔最多的就是野猪对农作物造成的破坏。甘肃敦煌今年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了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推进此项工作的，是由林草、财政、农业、发改、保险等部门单位组成的领导小组完成。
需要更多部门参与解决的不光是资金问题。张荣设想，未来也许会向上级建议，效仿四川、江西等地的做法，由政府组成一支可持枪的狩猎队，更为便捷的对野猪进行调控，这也需要公安部门的介入。
还有几位受访专家提到了“调控成本”的问题，当下“悬赏捕猪”的措施成本高、难度也大，可以考虑更加“市场化”的做法。比如能否成立专职的企业、让野猪肉进入市场流通，这又涉及准入和质检制度的建立，需要市场监管部门的配合。
无需“喊打喊杀”
西吉野猪猎捕的消息成为热点后，南京猎捕的新闻也再次热度升高，短视频平台全国各地的护农猎捕账号热度居高不下。猎犬追野猪、撕咬，猎手骑猪、抱摔猪......在这些视频的评论中，也不免见到一些片面的论断。“野猪能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杀干净。”
让一些生态学者担忧的是，这些对野猪猎奇、泛滥的论调和“喊打喊杀”的趋势已经偏离了种群调控的初衷。
李忠秋曾参与过青海一处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狩猎试点工作，当时设想效仿国外的模式，通过采用收费较高的商业狩猎来解决野生动物保护的资金问题。但后来公众和动保组织反对声音很大，就没有后续开展。
在李忠秋看来，无论杀与不杀，哪种方法都不该“二元论、走极端”，在讨论对一些物种的保护时，要么就是坚决不能猎杀和利用，要么就是一下子全面放开，“但物种的增减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进行动态调控。”
在这个秋天，因为野猪发生的事故和新闻频频冲上热搜。10月25日，在浙江建德市，一头野猪在街头流窜，冲撞、咬伤两名行人，还撞破玻璃墙闯入一家商店；10月27日，江苏南京，野猪侵入高铁联络线，与列车相撞，引发设备故障，随车机械师下车处置故障过程中被邻线限速通过的列车碰撞，不幸去世，而近年来，被野猪咬伤人的新闻也不在少数。
李忠秋说，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野猪“闯入”人类生活区域的现象，我们本就享有同一片土地，起码在我国，野猪也远未达到“泛滥”的程度，“大家觉得好像野猪已经泛滥成灾了，一看到野猪就觉得应该杀干净，但还是需要客观去看待问题，大家说多不等于真多。南京的这次事故也不该让野猪背锅，而需要思考高铁线路防异物侵线，以及机械师本身操作可能存在的风险。”
对于野猪种群的调控管理，捕猎不是唯一的解法，也不是最终解法。
一位科普作者认为，人类也应该从自身做出改变，比如不随意投喂、围观，不刻意激怒野猪。在科学调控数量的同时，也应考虑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野猪经常从哪里过路？野猪经常几点过路？能否在这些路段限速，同时铺设震音铺装提示野猪？”
比如，在南京和句容之间，就架设有一条绿色廊道横跨公路，连接起宝华山与汤山；在深圳银湖山与梅林山之间，也架设有生态连廊。廊道下方，是平整的柏油公路以及来来往往的车流，动物则通过布满绿色植物的廊道穿梭于两山之间，破碎化的物种栖息地由此被连接起来。
有一点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常识，野猪并非“百害而无一利”。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动物园专门开辟了“本土动物保育区”，野猪在其中享有最大的面积。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在对野猪的介绍中写道：“野猪虽然看起来像是一群贪吃的大家伙，甚至粗鲁的行动方式让它们很容易被视为破坏者。但如果不去了解，又怎么会发现野猪和森林的关系，野猪和森林中其他动物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所看到的森林的样貌，其实都是在被野猪悄无声息地管理着的。”
在茂密的森林里，野猪的粪便也会把树木的种子带到更远的地方开枝散叶；在被积雪覆盖的山林中，很多小型野生动物和鸟类都会跟在野猪身后，靠它拱出的土坑取食、栖息；而野猪四处拱地翻动泥土，保持着土壤的活性、肥力，让人类能够闻到雨后泥土的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