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鸿兵:波音坠机不仅因为资本逐利,坏的货币制度是最关键原因

宋鸿兵:波音坠机不仅因为资本逐利,坏的货币制度是最关键原因
2019年04月01日 08:00 宋鸿兵

■ 文 | 宋鸿兵

波音坠机事件看似不幸的事故,其实是一起典型的“人祸”,其爆发具有必然性。资本逐利、人性贪婪是直接原因,但人性从来如此。激发人性中追求短期利益的坏的货币制度,才是最关键的原因。

波音为了应对空客公司的竞争,要推出换装燃油效率更高的新款发动机的机型,但是波音没有重新设计飞机结构,只是在原有737机型的基础上,为了让更大的新发动机留出足够的离地距离,提高了发动机的安装位置,这破坏了飞机的平衡性。

为了解决不平衡的问题,波音采用软件系统(MCAS)来进行补救。该系统在设计和向联邦航空管理局申报时,都宣传只会偏转尾翼0.6度,最终使飞机机头下压5度。但经过实际测试,波音发现效果不足,最终采取的方案是尾翼偏转2.5度,机头下压20度。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最终方案既没有向空管局报备,也未在飞行手册中和培训时告知飞行员,而且MCAS系统会在遇到某些故障时和飞行员抢夺飞机控制权,不断压低机头,飞行员也不能手动操作飞机,最终酿成惨剧。

那么波音为什么要采取软件补救的方式呢?

根本动机还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制造业有一个“1:10:100”成本法则,即在设计环节中花1元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没解决,生产环节中解决就需要10倍的代价,如果生产环节仍然没有解决,最后产品到了消费者手上,再想补救就必须花100倍的代价。设计、生产、流通环节中,解决问题的成本比例是1:10:100。

所以波音选择不对飞机硬件做大的改动,采用软件补救的方法,不仅可以用最小的代价“解决问题”,还有潜在的数以百计已交付旧机型的升级需求,显然是“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选项。

当人的生命安全与巨大的利益存在冲突时,波音选择了后者。波音难道不清楚飞机的平衡性存在问题吗?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白这是一个严重缺陷。波音公司明知有缺陷,补救措施也存在严重隐患,这种情况下继续正常销售,还把机型改动小、能节省训练费用作为卖点,这不是赚人命钱吗?

波音公司有问题,美国的监管机构FAA(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也难辞其咎。FAA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全世界航空业的标杆,号称是航空质量方面的“金本位”,最重视安全和质量。但这一次波音坠机之后,各国都已经限飞737MAX机型了,FAA到最后时刻仍然力挺波音,这正常吗?是没有发现波音的问题,还是装不知道?

这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专业精神的衰落和腐败问题。FAA最大的问题是把安全工作也外包出去了,它把内部核心成员分成了两个梯队,一个梯队做他们认为需要保留的事务,另一个梯队做他们认为不太重要的事情。后者到飞机厂家那里,把安全检测的主要责任外包给了波音公司。

这就产生了重大的安全隐患。传统上,安全工程师是决定一款机型能否通过安全测试的最后把关人,但是现在FAA的管理层给工程师很大的压力,要求测试能省就省,只查几个重要数据,逼迫工程师不遵守标准尽快让波音拿到适航证。管理层甚至敢在没有安全工程师许可的情况下单独签发放适航证。这在安全审查流程上有严重的疏漏,正被国会调查。

FAA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专业精神已经大大瓦解了。物是人非,虽然规章制度没变,但执行人的意识已经变了。本该最严格的的安全审查,现在居然外包给波音自己去做。而且透露消息的人也不敢实名举报,因为会遭到打击报复,第二天就会被解雇。

这背后还涉及腐败问题。比如现在的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是波音公司前高管,他帮波音推销飞机,还有种种不当行为,现在FBI已经介入调查。其实不只波音公司一家,暴露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下还隐藏了大量问题。

深层次的问题是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只要能赚到钱就是好的企业家吗?不是的。企业家精神应该是一个人创业最强烈的原动力,使企业家有能力聚集各种社会资源,生产创造出最好的产品,而且价格最低廉,创造社会价值,这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而现在这帮人还有这种精神吗?波音也好,苹果也罢,他们的创始人肯定都是有真正企业家精神的。但现在这些跨国公司的CEO们还能保持初心吗?美国上市公司近几年大规模回购股票,每年八九千亿、上万亿美元,大幅拉动了美国股市上涨。

并且这些企业买股票的钱是靠发行债券得来的,本来应该用在企业的研发,扩大生产线,招聘技术人员,提高生产率等等领域。但这些CEO们跟董事会签了军令状,只要股价上涨一定幅度,CEO就能拿到数千万、上亿美元的奖金,远多于几百万美元的工资。而且搞科研提升生产率,可能要十年以后才能真正见效,这些CEO们可能在此之前就离职了,有好处也得不到。所以对他们来说,只要能现在把钱装进口袋里,为什么要考虑遥远未来而且和自己无关的事呢?

但是公司发了债,最后承担结果的是企业的全体员工,还有买了债券的投资人,而CEO们把这些钱经过公司,最后揣到自己的口袋里面,这其实是合理合法的腐败。

这还是那个强调公平竞争、强调市场原则的国家吗?还是同样一帮人在执政吗?宪法一个字都没变,变的是人,人心不古。掌权者的心态、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关键是为什么?

70年代美元跟黄金脱钩之后,货币超发导致资产价格膨胀,使得资产回报率远远高于实业回报率,动摇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不光是企业家,所业人都受到了影响。比如买一套房赚的钱比在工厂干一辈子挣得还多的话,谁还有动力去搞实业?

货币政策改变,动摇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契约精神。货币是财富的契约,只有货币价值稳定,人们才会做长远打算。否则货币总是快速贬值,只能逼着所有人去想方设法走捷径,只考虑眼下的利益。当货币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都会发生问题。

真正良好的货币是高度稳定的货币,它是社会财富的度量衡,是社会财富契约最重要的保证。破坏了这个保证,就会使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变得没有底线。美国50、60年代的企业家,跟90年代、2000年之后的企业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成长于不同的货币体制中,价值观、人生观不一样。

由于“挣快钱”观念的盛行,这代企业家会去大力推进全球化,但这只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比如波音787大量依靠全球分工,但它太复杂,仅螺丝钉就多达270多万个,各种配件的生产分散在多个国家,本土只负责最后的组装和仅占整机零件10%的尾翼生产,其余90%的零部件都外包给了各国的工厂。和50年代98%自产、2%外包的比例完全反了过来。

因为“经济网络带宽”不足(详见《宋鸿兵:全球化为何逆转?因为“经济网络带宽”不足》),大量外包不仅使得产品质量不合格,工期大幅推迟,还使得国内大量配套厂家倒闭,40%的工程师和熟练工人失业,被迫转向其他行业,严重削弱了未来自主研发的能力。

新一代的企业家生长在一个没有货币纪律、没有货币道德的时代,“赚快钱”的想法最终摧毁了美国工业体系的竞争力。美国为什么拼命打压华为?因为本土制造商无法跟华为竞争。新一代企业家就想赚快钱,技术能力没有提高,最后当然干不过竞争对手。

由于整个企业家社会精英群体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他们具有强大的传染性,最后社会各阶层都会受到影响。现在最优秀的人才要么去了华尔街,要么当律师,这些职业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但在50年代,美国人最崇拜的是爱因斯坦,金融行业在人们的关注视线之外,也不受大家崇拜。而现在一个人如果说想当科学家,大家都会觉得你是个怪胎。

美国现在出现的毛病已经传染了很多国家。比如中国的经济水平虽然还没有发达到美国的程度,但是沾染的习气已经跟美国非常像。资产投资回报超过实业,原因是货币政策不对,低利息政策就会诱发这个现象。最后除了少数企业家能够保持初心,90%甚至更高比例的人一定会动摇,定力下降不能塌下心来做本职工作。最后社会发展的后劲,竞争力必然不足。

见微知著,波音遭遇的情况在全世界都能找到类似的影子。这不是个别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全球化过程和更根本货币制度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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