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宋鸿兵
波音坠机事件看似不幸的事故，其实是一起典型的“人祸”，其爆发具有必然性。资本逐利、人性贪婪是直接原因，但人性从来如此。激发人性中追求短期利益的坏的货币制度，才是最关键的原因。
波音为了应对空客公司的竞争，要推出换装燃油效率更高的新款发动机的机型，但是波音没有重新设计飞机结构，只是在原有737机型的基础上，为了让更大的新发动机留出足够的离地距离，提高了发动机的安装位置，这破坏了飞机的平衡性。
为了解决不平衡的问题，波音采用软件系统（MCAS）来进行补救。该系统在设计和向联邦航空管理局申报时，都宣传只会偏转尾翼0.6度，最终使飞机机头下压5度。但经过实际测试，波音发现效果不足，最终采取的方案是尾翼偏转2.5度，机头下压20度。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最终方案既没有向空管局报备，也未在飞行手册中和培训时告知飞行员，而且MCAS系统会在遇到某些故障时和飞行员抢夺飞机控制权，不断压低机头，飞行员也不能手动操作飞机，最终酿成惨剧。
那么波音为什么要采取软件补救的方式呢？
根本动机还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制造业有一个“1:10:100”成本法则，即在设计环节中花1元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没解决，生产环节中解决就需要10倍的代价，如果生产环节仍然没有解决，最后产品到了消费者手上，再想补救就必须花100倍的代价。设计、生产、流通环节中，解决问题的成本比例是1:10:100。
所以波音选择不对飞机硬件做大的改动，采用软件补救的方法，不仅可以用最小的代价“解决问题”，还有潜在的数以百计已交付旧机型的升级需求，显然是“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选项。
当人的生命安全与巨大的利益存在冲突时，波音选择了后者。波音难道不清楚飞机的平衡性存在问题吗？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白这是一个严重缺陷。波音公司明知有缺陷，补救措施也存在严重隐患，这种情况下继续正常销售，还把机型改动小、能节省训练费用作为卖点，这不是赚人命钱吗？
波音公司有问题，美国的监管机构FAA（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也难辞其咎。FAA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全世界航空业的标杆，号称是航空质量方面的“金本位”，最重视安全和质量。但这一次波音坠机之后，各国都已经限飞737MAX机型了，FAA到最后时刻仍然力挺波音，这正常吗？是没有发现波音的问题，还是装不知道？
这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专业精神的衰落和腐败问题。FAA最大的问题是把安全工作也外包出去了，它把内部核心成员分成了两个梯队，一个梯队做他们认为需要保留的事务，另一个梯队做他们认为不太重要的事情。后者到飞机厂家那里，把安全检测的主要责任外包给了波音公司。
这就产生了重大的安全隐患。传统上，安全工程师是决定一款机型能否通过安全测试的最后把关人，但是现在FAA的管理层给工程师很大的压力，要求测试能省就省，只查几个重要数据，逼迫工程师不遵守标准尽快让波音拿到适航证。管理层甚至敢在没有安全工程师许可的情况下单独签发放适航证。这在安全审查流程上有严重的疏漏，正被国会调查。
FAA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专业精神已经大大瓦解了。物是人非，虽然规章制度没变，但执行人的意识已经变了。本该最严格的的安全审查，现在居然外包给波音自己去做。而且透露消息的人也不敢实名举报，因为会遭到打击报复，第二天就会被解雇。
这背后还涉及腐败问题。比如现在的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是波音公司前高管，他帮波音推销飞机，还有种种不当行为，现在FBI已经介入调查。其实不只波音公司一家，暴露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下还隐藏了大量问题。
深层次的问题是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只要能赚到钱就是好的企业家吗？不是的。企业家精神应该是一个人创业最强烈的原动力，使企业家有能力聚集各种社会资源，生产创造出最好的产品，而且价格最低廉，创造社会价值，这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而现在这帮人还有这种精神吗？波音也好，苹果也罢，他们的创始人肯定都是有真正企业家精神的。但现在这些跨国公司的CEO们还能保持初心吗？美国上市公司近几年大规模回购股票，每年八九千亿、上万亿美元，大幅拉动了美国股市上涨。
并且这些企业买股票的钱是靠发行债券得来的，本来应该用在企业的研发，扩大生产线，招聘技术人员，提高生产率等等领域。但这些CEO们跟董事会签了军令状，只要股价上涨一定幅度，CEO就能拿到数千万、上亿美元的奖金，远多于几百万美元的工资。而且搞科研提升生产率，可能要十年以后才能真正见效，这些CEO们可能在此之前就离职了，有好处也得不到。所以对他们来说，只要能现在把钱装进口袋里，为什么要考虑遥远未来而且和自己无关的事呢？
但是公司发了债，最后承担结果的是企业的全体员工，还有买了债券的投资人，而CEO们把这些钱经过公司，最后揣到自己的口袋里面，这其实是合理合法的腐败。
这还是那个强调公平竞争、强调市场原则的国家吗？还是同样一帮人在执政吗？宪法一个字都没变，变的是人，人心不古。掌权者的心态、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关键是为什么？
70年代美元跟黄金脱钩之后，货币超发导致资产价格膨胀，使得资产回报率远远高于实业回报率，动摇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不光是企业家，所业人都受到了影响。比如买一套房赚的钱比在工厂干一辈子挣得还多的话，谁还有动力去搞实业？
货币政策改变，动摇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契约精神。货币是财富的契约，只有货币价值稳定，人们才会做长远打算。否则货币总是快速贬值，只能逼着所有人去想方设法走捷径，只考虑眼下的利益。当货币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都会发生问题。
真正良好的货币是高度稳定的货币，它是社会财富的度量衡，是社会财富契约最重要的保证。破坏了这个保证，就会使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变得没有底线。美国50、60年代的企业家，跟90年代、2000年之后的企业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成长于不同的货币体制中，价值观、人生观不一样。
由于“挣快钱”观念的盛行，这代企业家会去大力推进全球化，但这只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比如波音787大量依靠全球分工，但它太复杂，仅螺丝钉就多达270多万个，各种配件的生产分散在多个国家，本土只负责最后的组装和仅占整机零件10%的尾翼生产，其余90%的零部件都外包给了各国的工厂。和50年代98%自产、2%外包的比例完全反了过来。
因为“经济网络带宽”不足（详见《宋鸿兵：全球化为何逆转？因为“经济网络带宽”不足》），大量外包不仅使得产品质量不合格，工期大幅推迟，还使得国内大量配套厂家倒闭，40%的工程师和熟练工人失业，被迫转向其他行业，严重削弱了未来自主研发的能力。
新一代的企业家生长在一个没有货币纪律、没有货币道德的时代，“赚快钱”的想法最终摧毁了美国工业体系的竞争力。美国为什么拼命打压华为？因为本土制造商无法跟华为竞争。新一代企业家就想赚快钱，技术能力没有提高，最后当然干不过竞争对手。
由于整个企业家社会精英群体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他们具有强大的传染性，最后社会各阶层都会受到影响。现在最优秀的人才要么去了华尔街，要么当律师，这些职业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但在50年代，美国人最崇拜的是爱因斯坦，金融行业在人们的关注视线之外，也不受大家崇拜。而现在一个人如果说想当科学家，大家都会觉得你是个怪胎。
美国现在出现的毛病已经传染了很多国家。比如中国的经济水平虽然还没有发达到美国的程度，但是沾染的习气已经跟美国非常像。资产投资回报超过实业，原因是货币政策不对，低利息政策就会诱发这个现象。最后除了少数企业家能够保持初心，90%甚至更高比例的人一定会动摇，定力下降不能塌下心来做本职工作。最后社会发展的后劲，竞争力必然不足。
见微知著，波音遭遇的情况在全世界都能找到类似的影子。这不是个别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全球化过程和更根本货币制度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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