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维舟/文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有一个著名的隐喻“无形的手”（invisible hand），意指个人应用其资本来追逐其私利的行为，会在无意识中增进整体的社会效益。这一隐含着基督教神学色彩的短语，在后来广为人知，常被用以指代市场机制的魔力：只要我们顺应这样的市场规律，就能将个体零散、自发的行为导向一个非意图的宏大秩序中——在许多人看来，这一个五六百年来不断加速的图景就是全球化。
美国史学家彭慕兰与史蒂文·托皮克在其合著的《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描述的正是贸易如何使我们的星球上不同地方的人日渐连成一体的。不过，与亚当·斯密那种注重经济学规律和社会秩序的乐观不同，他们在书写中潜藏着一些质疑：是谁、以什么方式应用其资本，又是如何追逐其私利的？整体的社会效益又是对谁而言？作为在研究生时深受“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影响的一代，他们的视角更关注对普通人生活和感受的理解，无法因经济学的“客观规律”就忽视历史上“血腥的手和那只不可见的手往往狼狈为奸；甚至，往往这两种手为同一躯体所有”。或许可以这么说，“无形的手”向来也是“无情的手”。
市场机制打造的世界
虽然书名题为“贸易打造的世界”，但确切地说，现代世界是由市场机制打造的。贸易自古就有，但直到15世纪诞生于西欧的一种新型市场机制，才急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虽然这些闯入到世界各地的欧洲白人也是“做生意”，但其内在驱动机制却全然不同，这正是应予厘清的一个关键点。
对此，书中也有交代：市场一直都是社会力量所建构的，其有效运作有赖于人们在度量衡、价值、支付方法、合约等规范方面具有一定的共识；更进一步说，人们在交易物品时，不仅是为了物质享受，常常也是为了获取社会声望或增进社会关系，经济活动本身就是社会行为。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对礼物的研究，在原始社会中，经济活动从来都是深嵌入社会运作机制中的一环，社会和经济之间绝难清晰地予以划分——就像婚姻中的彩礼如果说成是购买新娘的费用，双方都会视为难以容忍的侮辱。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明确指出，“所有的交换，都表现出社会交往的某些方面，在考虑交换物质层面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它们的社会层面”，在原始社会中完全不存在充满竞争、价格垄断的市场，因而“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与生俱来的经济方式，而人类社会更普遍的经济方式也不是资本主义”。
这些看似属于常识，但对古典经济学来说却是全新的认识。因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就是存在一个独立分化且自我规范的经济领域，在其理想型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下，贸易是一种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每个人都在市场竞争中独自寻求自我利益的实现。但自1970年代以来，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视角的研究开始强调：经济活动不是一个绝然独立的领域，而是社会文化序列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
这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社会都有内外部贸易，但很多特定商品直到西方经济活动介入后才成为全球化商品。例如咖啡在1690年代之前仅栽种于也门的三个特定产区，其发源地埃塞俄比亚在20世纪之前从未对外出口咖啡；南美洲的古柯虽然栽种、采收技术十分简单，但它最初也只生长于特定的生态区域，且对印加人而言是“神圣植物”，在宗教仪式和医疗中有重要意义，却并非拿来换钱的商品。中国的茶叶虽然在明清时期已在一定程度上商品化，但其生产仍依赖不同的产区，是“特产”而没有“品牌”，最上品的物产通常还是用以进贡的。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当它发现市场机会时，有一种强大的创造利润的内在驱动力。这乍看好像没什么稀奇，谁不喜欢钱？但在传统世界里，绝大多数社会里的人们的确认为有许多东西都比钱更重要：北美印第安人办夸富宴来获得社会声望；佛教社会强调散财多做功德；中国人则觉得获得科举功名比赚钱更能光宗耀祖，因而有钱人家还会捐纳个官来当。换言之，对这些社会来说，赚钱只是达成其它目的的手段，但在资本主义价值观下，利润最大化本身就是目的。不仅如此，当时的西欧还出现了一种基于个人主义的市场竞争机制，一旦发现市场机会，就有很多人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只要能捞一票，哪怕走遍全世界。
无论哪种商品，要获得暴利，背后遵循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它最好成本很低，获利空间巨大，需求旺盛，且自己直接掌控从生产到流通的所有环节，将产生的利润都收入自己囊中。各地的淘金热、对野牛等野生物种的滥捕、秘鲁鸟粪的疯狂采挖、巴西海岸森林的毁灭，说到底无非是因为这些自然出产的资源，人们根本无须付出任何“成本”却有巨大利润，而后人承受的代价有多大，他们根本无暇顾及。除此之外，早期的热门商品如香料、糖、茶、咖啡、橡胶等，无不是在欧洲有着巨大利润的大宗商品；而它们之所以利润高，说到底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都不能在欧洲本土生产，原产地遥远而产量极小，且须经过中间商的重重盘剥。
就像现代的“进口替代”战略一样，当时欧洲资本主义者的思路也是一样的：自己来生产这些替代品以打破垄断，降低价格。为此可以采取种种办法：葡萄牙人直航印度，绕开中间商直接购买香料；荷兰人直接占领原产地香料群岛；将咖啡、茶树、橡胶等树苗从原产地偷运出来，在自然条件相近的殖民地大面积种植；但最具革命性的，则是葡萄牙人开创的模式：在非洲殖民地强制黑人奴隶劳工生产糖，这是现代工厂的最早雏形，自此欧洲人不仅能以低廉成本获得商品，而且还能稳定持续地生产出来。当然，对像中国这样既无法直接占领、又难以打破其垄断的大国，英国人除了进口替代（自行研发瓷器、并在印度种植茶园）外还有最后一招：输入鸦片来抵消其大额逆差。
相比起来，明清时代的中国虽然也参与国际贸易，但这种贸易形态并未从社会文化体系中脱嵌出来——在晚清朝贡制度遭全面破坏之前，贸易的考虑从未凌驾于政治、文化因素之上。在中国市场内部，盐、瓷器等重要物质的生产均由官府掌控，或实行专卖，或有官窑专供御用；在对外贸易上，中国市场感兴趣的往往是某种“文化性商品”：如燕窝、鱼翅、人参、檀香木等只有特定文化中的人才会消费的物品。这一点本书虽未提及，但彭慕兰并非不知，至少他在《大分流》中也提及“搜寻檀香和其他在中国受到珍视的异国风味的输入品对众多太平洋岛屿造成了极大的生态破坏，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只是当开往中国的船只开始装满鸦片时，它们才得到了解救。”这些物品除了胡椒外，大多都是采集而非种植、养殖的，而且脱离了中国文化的情境是很难理解的。晚清郭连城在其《西游笔记》中记载游历意大利时被人好奇地问：“闻贵处盛馔必有燕窝，夫燕窝既无厚味，又多资价，而贵处相习成风，亦可怪矣。”实际上，最早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美国人也有类似的想法，他们发现中国人对美国的商品大多兴趣缺缺，但却深信人参的疗效，虽然在美国人看来这仅是一种迷信。
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像燕窝这样的珍品，其提供与消费体现的是一种身份地位和双方的权力关系，至于燕窝本身究竟有多少营养是次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虽然有市场需求、甚至也有伍秉鉴这样富可敌国的行商，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满足于自己在特定制度中的位置，从未谋求以自己的资本投入，去直接掌控海外的生产和进口替代，以牟取利润最大化。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中国商人缺乏政治力量的支持进行海外冒险，还因为像燕窝、檀香木这样的物品，其价值就在于其珍稀性，也没有一个社会中产阶级可以从中创造出广泛的市场需求来。
破坏性即创造性
理解了市场机制的这些特点，就能理解它在近代出现时，为何能如此强大、又如此具有破坏性。一言以蔽之，那都是因为这一套机制原本就是中立的、非人格化的，就像货币在流通中越是如此，就越是势不可挡；当它这样推行开来之后，原先世界各地那种社会、政治、经济紧密联结的机制就首先遭到了全面破坏——这就是朝贡体制为何在近代中西遭遇中首当其冲被强力废除的原因。
与此同时，原先那种不同地方的贸易群体各自分工的默契也逐渐消亡了。近代之前的跨国贸易常常依赖某些特殊的离散性贸易群体，例如印度的帕西商人和南洋的福建人，他们可以在同乡群体内依靠天然纽带所赋予的信用从事经济活动，在名誉和家乡地位对个人行为还有强大约束力的时代，仅此就能让人按诚信做生意。但西方的新机制截然不同：它远道而来的目的就是绕过中间商包揽利润，因而在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绝不手软，只有在初期不得已时才采取融入当地社会的妥协做法。不仅如此，西方市场竞争的理想型便是一种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充分竞争，因而正如萨林斯所言，“每个人都要独自面对自我的欲望，而在原始贸易中，每个人都要照顾贸易伙伴的期求”。换言之，在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下，这些新来的西方殖民者倾向于打破传统默认的互利惯例，而想要不顾一切地实现自己的目的。
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商品的双重入侵下，原本那些区域性的贸易网络逐一瓦解，自足与互利的伊甸园一去不复返，自此全世界连成一体，外面那个不知其面目的“世界市场”的微小波动，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饭碗。随着这一变化到来的，便是世界的加速流动：起初是商品，随后是人员、资金、信息和思想。虽然这一过程一直在进行中，但正如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中证明的，只有到19世纪才出现了铁路等空前强大的基础设施技术，使得流通的规模骤然增大，流通速度加快，这冲决了世界各地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中的传统社会，使他们如梦初醒地发现自己原先的生活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
在这样大规模破坏的基础上，新的统一标准才能得以建立。无论是米制的度量衡还是时区制，都是在19世纪得到贯彻，这恐怕并非偶然。值得注意的是，流通的加速不仅使时间、距离的阻隔消失，传统的中间商衰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还加速了社会的动员并加剧了冲突——这种感受，晚清时的中国人应该感受尤为痛切。这种时空压缩的危机感就好像原本远在天边、对你的平静生活无从干扰的外星人，忽然带着武器出现在你家门口一样，使得人们在惊慌中急迫地行动起来，原本避免冲突的距离感也以极快的速度日渐消失。
在此，书中反复强调的是：新技术、新事物的引入，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铁路在19世纪被视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利器，然而在1910年就已拥有世界上第四大铁路网（铁轨总长占全亚洲85%）的印度，却未能迅速跻身现代社会，且铁路本身也获利微薄，实在令当时的欧洲人大惑不解。原因说到底可用一句话概括：印度的铁路系统原本就不是市场机制的产物。它的很多线路最初的建设目的是为了输送军队或救荒，英国殖民政权又向投资铁路建设者提供绝不亏本的保障，凡难以获利的线路就由印度纳税人补贴不足。这种不平等的政治结构所施加的干预，使得英国金融资本家稳赚不赔，而技术等又由英国提供，根本未促进印度本地的发展。换言之，从印度本身来说，这是一个“并非自己想要”却过早被迫掏钱来买入的一个奢侈品。这呼应了全书的另一个关键论点：市场的运作并不按经济学理想模型的纯粹利益交换来，政治和军事手段从来都不袖手旁观，“全球化的过程，并非一直是由经济主导，政治、文化因素有时也扮演主导角色”——值得补充的是，这里还遗漏了宗教的因素。
这诚然是对以往传统观点的修正，但却很容易绕回到另一个难题上来：如果西方模式下经济活动“其实也不例外”地和政治、文化、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那么为何是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像中国可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吗？身为加州学派的历史学家，两位作者的回答似乎是肯定的，至少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就讨论了清代江南地区和英格兰哪个更有可能现代化的问题。这的确可以深化我们对历史丰富可能性的认知，但无疑削弱了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特殊性。以我们现在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在朝贡体制下中华帝国政治力量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市场力量决难自发分化出来萌生资本主义，也无从在那个年代以中国自身的贸易机制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来。不论好坏，我们正是凭借着市场机制的无情力量，才打破了传统社会这个鸡蛋，尝到了现代化这个煎蛋。至于你觉得这是破坏还是创造，那就要看你更看重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