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文鲁哀公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484年，孔子取道卫国回鲁国，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在电影《孔子》中，周润发所饰演的孔子，缓慢从车上走下来，稳稳站住。这一幕所刻画的，就是孔子那年回鲁国时的形象。那时候，他应该是64岁，已经白发苍苍了，那画面充满了沧桑感，而此时的他，是人们心目中的智慧老人，德高望重，声名远扬，鲁国的都城里挤满了想从学于他的年轻人。
在那个时候，孔子的学生冉求在鲁国季孙氏宗主季康子处担任家臣。此时，鲁国公室衰微，以季孙氏为首的“三桓”强盛，控制着朝政。所谓“三桓”，是指鲁国卿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因为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所以有“三桓”之称。
冉求对自己的老师孔子回国后的生活进行了多方照顾，但在增收田赋问题上，他却与自己的老师发生了矛盾。当时鲁国把这次税率的变更计划称作“用田赋”。孔子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而且他对自己的学生冉求也批评得十分严厉，甚至表示要清理门户。这件发生在孔门内部的争论，堪称一次重大的思想史事件。
一
这次争论，被记载于《左传》中，发生在公元前484年的年终时候，季孙氏打算在鲁国实行“履亩而税”的税制，即按实际占有田亩的数量来征收军赋，包括兵甲、车马之类，《春秋》上记载此事的原文是“用田赋”，这也是春秋时期税制改革的主要趋向。
当时，孔子刚刚回国，季孙氏立即派孔子的学生冉求前去拜访，意思很明显：在政策实施之前，先征求一下国老的意见。只要孔老先生说句话，表示一下支持，那这场税制的推行就会顺畅得多，因为毕竟是要增加税收，这可能会引起不少人的反对，有了孔老先生的支持，更容易说服和安抚群众。
但是，事情远不是季孙氏想象得那么简单。冉求去找老师谈，前后去了多次。然而，无论他怎样恳求，孔子只是板着脸，翻来覆去只说一句，“丘不识也”。
这里的“不识”，用词很讲究，孔子常用“不识”“不知”“未知”等词汇，来表达自己对某件事有不同看法，表述委婉，意思明确，可使今天的我们一窥那个时代的君子风采。
又一次，劝说半日仍不见效，冉求只得起身告辞，但最后还是忍不住抱怨了一句：“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你这么有威望，怎么就不肯说说意见呢？这时，孔子却把目光移向了窗外，不再作答了。
为何不答？因为要征税的是季孙氏，冉求是他的家臣，若是把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如实告知，会使冉求处于两难境地。因为冉求很难违背老师的意愿而支持增税，那样的话会被认为是助纣为虐，影响他历来十分看重的师生关系；但冉求也很难顺从老师的意愿来反对增税，那样的话，他与季孙氏之间也会出现问题，他这个家臣还怎么当呢？
出于上述原因，孔子不愿意很快地回答冉求的问题，但是这不表明他不愿意跟冉求交换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因为冉求毕竟是自己的学生。
果然，在另一个场合，孔子向冉求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文献原文的记载是“私于冉有曰”。此处，“冉有”就是冉求。
为什么要私下说呢？估计是在冉求问老师“若之何子之不言”的时候，有他人在场，或是冉求的随行者，或是别的什么人。以冉求的身份，又是被季孙氏正式派来拜访孔子的，不大可能是他自己一个人来。总之，在有除了冉求之外的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孔子不便说出对此事的看法。因为他对这件事是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只有在师生二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可能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从孔子处理此事的方式中，也可以看出来孔子为人处世的谨慎，这也是身为君子的一种品格。
孔子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意思是说，对于增税这件事，应该用“礼”来衡量，作为执政者，对人民施加的恩赐一定要丰厚，对人民下达的任务一定要适中，对人民征收的赋税一定要从轻。
我为什么会把这件事定位成一次重要的税收思想史事件呢？因为孔子的这段话虽然不长，却有很重要的价值。他是在劝说冉求要秉持他历来所倡导的谨慎精神。冉求在协助官方处理政务时，不可以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征税问题上尤其如此，这才是合于礼的“君子之行”。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谈税收问题并不多，但每次谈，都是持非常庄重的态度。他在另一次谈到税收问题时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在这里仍是从道德层面上讲述税收问题，他把“节用”与“爱人”联系起来，尤其富有创意。很多人在研究中都指出过这一点，我更关心的则是前面那句“敬事而信”。
在周代文献中，“敬”描绘的是一个人参加祭祀仪式时那种特殊的心态，但此处又有所不同。祭祀心态应只是对神的敬畏，神是伟大的，自己是卑微的，而孔子这里所说的“敬”，则是为民谋福利的一种莫大的责任感，是身在其中所产生的那种无比虔诚的“敬”。这种责任在孔子看来，具有一种神圣性和压倒性的沉重，也是出于对所承担责任可能出现闪失的一种隐隐担忧。
《国语·周语》中说：“明神而敬事之”，对税收这样重大的政务，必须心怀虔诚，讲求信誉。执政者就是要有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敬畏感。这是孔子一贯的思想主张，它在《论语》里，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
二
春秋之前，鲁国和各诸侯国一样，实行“周公之典”，即周公旦所创立的制度。各诸侯国实行井田制，诸侯与臣民的关系以互助为纽带，所以称之为“助法”。农人在公田上耕种，将公田上的收成奉献给君主，各诸侯国君主将收入的一部分奉献给周天子，而各国君主保证不会剥夺人民的基本生活所需，维系双方关系是一种远古遗传下来的契约关系，孔子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因为它是以道德、义务的形式来实现官民之间的互惠关系。
如果实行“履亩而税”，传统的井田制度就会被打破，官方征税、征役就会完全以自己的财政需要为中心，“使民以时”的传统可能会被削弱。在税收问题上，孔子是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破坏周礼早已确认的传统，是他所坚决不能接受的。
但当时实行“履亩而税”，却是各诸侯国税制演变的大趋势。作为执政者，他们要正视井田制已然衰落而致税源枯竭的社会状况，随着铁制农具的推广，出现了大量私人开垦的私田，而这些新开垦的处女地却收不上税来，所以，改革税法已是大势所趋。
鲁国在这之前的公元前594年，就已经实行过“初税亩”了，而“初税亩”就是一种“履亩而税”的税制模式，问题最后还是集中在税收负担上。据《春秋》记载，当时学者们普遍认为新税制的负担超过了原来井田制的负担，所以《左传》上说，“初税亩，非礼也”。
这次冉求与孔子之间的交流，最后的结果是“弗听”，谁弗听呢？当然不是冉求，而是季孙氏。鲁国当局拒绝听取孔子的意见，到了次年，也就是公元前483年的春天，鲁国全面推行“用田赋”政策，而冉求作为季孙氏的手下，自然也是支持这次税改的。
孔子与冉求之间因此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论语·先进》中记载了此次事件：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老师终于翻脸了——对于孔子来说，季孙氏他管不了，但冉求是自己的学生，竟然也助纣为虐，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表示，要与冉求断绝师生关系，而且把话说得很决绝：学生们，大家听好了，以后冉求再敢来，你们可以鸣鼓攻击，把他轰出去！
孔子在表达了“敛从其薄”的意见后，冉求却依然“聚敛而附益之”，唯季氏之命是从，协助推行“用田赋”，孔子因此才会勃然大怒——这哪里还是我的学生呢？
孔子的确有理由生气。季孙氏是鲁国最大的贵族，占有土地数量最多，控制的城邑比“三桓”中其他两家的总和还要多。在当时家国不分的体制下，增税受益者最多的自然是他季孙氏，为自家敛财而全然不顾百姓死活，在孔子看来，绝非君子所为。
公元前483年的冬天，鲁国出现了蝗灾，次年又发生了两次。季孙氏这次强行增税，如雪上加霜，给鲁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负担，甚至达到民不聊生的地步，孔子的话应验了。
孔子那句“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涉及到了收入、支出和福利三个方面的政策把握。孔子是思想家，他从根本上反对增收田赋，思考得非常深刻。征收要轻，以不扰民为原则，是为“敛从其薄”；政府各项支出要节俭，事情要办，但不要超过财力可支撑的限度，量入以为出，是为“事举其中”；“施取其厚”，“施”的意思，是上古“养民”举措的传承，是福利措施。
《周礼·司徒篇》有“保息六政”的说法，很是古老。原文是：“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此中涉及养老、赈济、儿童保健、医疗救助等民生的基本方面，目标是借此达到一个和谐的大同社会。孔子认为这些与民众生活保障有关的事情，都应该充分重视、妥善安排、支出到位。这也是传统，必须坚持。
三
夫子就是夫子，站得高、看得远，考虑周全，为当时的人们指明了未来的方向，其基本思想就是放到现在也不过时，但是也不是说，他的主张没有问题存在。
在孔子看来，支出和福利要确保，这是刚性的，政府维持运转的基本支出也要保证，但是他又要求收入要减轻，那只能靠节省下来的支出来维持了，但如果收支不相抵，如何能应付得来呢？夫子只顾讲大道理，这其中的矛盾如何化解？在这方面，孔子没有具体展开说，但问题却还是存在的，这是各诸侯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原则的落实，需要政策设计具有可操作性，但一旦进入了这个层面，儒家却变得失语，这是后世儒家在长期治国理财政策实践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只讲大道理，不解决实际问题，凭借权力一味地坚持己见，还会导致决策层无谓的争论和政策扭曲，比如王安石变法前后发生的事，就证明了“儒家短板”确实存在。
不过话又说回来，孔夫子重在思想贡献，他并不担任鲁国执政，也不承担具体政务的处理。作为思想家，他很少议论税收问题，但如果一旦涉及，他能一下子就点出问题的要害和核心之处——收入、支出、救济等，把财政事务中最主要的几个方面都抓住了，这令今天的我们不得不钦佩思想家的伟大。
以往，学者们普遍认为儒家对王权是属于服务型的思想体系，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在基本价值上，儒家是有底线的。儒家强调人的生存权，这与现代社会就很能沟通。在税收问题上，则集中表现为儒家一以贯之反对重税、反对聚敛的主张，例如孔子明确要求自己的学生与重税划清界限，决不能助纣为虐。
在《大学》里，孔子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盗臣”为何？贪官是也。“盗”字会意，在甲骨文里就有此字。本义是偷窃，偷东西的人，又指强盗，也指欺世盗名之人。“盗臣”不好，但滥征赋税的罪恶，甚至超过了“盗臣”，这是最不能被容忍的。
孔子把自己的学生分为三类：德行、言语、政事。德行，有颜渊；言语，有子贡；政事，有冉求、季路（子路）等；文学，有子游、子夏等。论办事能力，行政能力，冉求很擅长，甚至排在子路之前，这一点老师也承认。孔子不止一次夸赞冉求的才能，在《论语·先进》中曾说：“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这里的“由”是指仲由，即子路，“求”自然就是冉求了。对于这一句，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的注释是：“如今仲由和冉求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具有相当才干的臣属了。”
历史上有“冉求为季氏将师”的故事，冉求曾做过季孙氏的将军，率领军队与齐国在鲁国的郎亭作战，立下赫赫战功。在打败了齐军之后，季康子问冉求:“您的军事才能很了不起，是跟谁学过吗？还是先天就有？”冉求回答说:“是跟我的老师孔子学过。”季孙氏神往之，曰：“孔子何如人哉？”其仰头望天而问：“我想请他回鲁国，可以吗？”冉求回答说：“当然可以。”不过，季孙氏很快就见识到了孔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冉求在征税问题上的态度，使得孔子对自己的这位能干的学生，大失所望，以至于要断绝师生关系，这是动了真怒的表现。不过这只是暂时的问题，风波过后，师生关系还在，冉求毕竟是孔子的学生，不会彻底违背师命，只是未见到关于此事后续的详细记载。
宋代理学家程颢在解释何为“仁”时说：“按住脉搏时，最可知仁为何物。”此话大有深意，税收问题即与儒家的仁政思想大有关系。孔子、孟子等儒学导师关于税收的论述，就是“儒学中有生命的东西”，是儒家学说中被忽略了的批判性。不对的东西，不管面对谁，一定要指出来，一定要说“不”！
孔子被奉为至圣先师，一直被人们所纪念。当年司马迁周游各地，到过鲁国，去过曲阜，去看孔子留下来的遗迹，有庙堂、车服、礼器等。他距离孔子生活的时代，差不多四百年，并不很遥远，相当于现在跟明代的时间距离。孔子用过的东西，有的还在，好像不久以前老先生还在这里生活似的。司马迁看到这些，不免动情，于是说了以下一段很著名的话：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吸引力，让司马迁在那里徘徊，久久不去，而且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人写进他的史书里，让后世记住孔子。
（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