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珊/文
“人以群分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如果你的朋友都很穷，那么你也可能一直穷下去，而你的孩子以后可能也都很穷。”12月初，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修·杰克逊（Matthew Jackson）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比较》编辑室主办研讨会上说到，和不平等不一样，“人以群分”造成的阶层固化正在代代相传——穷富难以往来，之间的信息差距越来越大，阶层壁垒便世代相袭。“富人的金汤匙代代流传，穷人的孩子只能像老鼠一样打地洞。”
杰克逊教授在其新书《人类网络》中毫不留情地指出，曾经期予可以轻易实现阶级跨越的“美国梦”近乎破灭。虽然84%被访问的美国人仍旧坚信“如果努力工作，就改善生活”，但在衡量社会流动性的“代际收入弹性”方面，美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丹麦，仅达到邻国加拿大的1/2,甚至也落后于巴基斯坦。
事实上，“不流动”和与之休戚相关的“不平等”，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绊脚石。近些年欧美经济学家们格外关注相关课题，显而易见的佐证了这一点。政客们对症下药，企图用简单粗暴的金钱补贴赢得期盼平等和流动的民心。承诺按人头发月金，杨安泽提出的“无条件基本收入计划”助他在总统初选时一路高歌猛进。
但在杰克逊教授看来，仅仅依靠万能的金钱，万万不能解决社会流动问题。他研究种种网络如何运作超过25年，近年来越发关注“人们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互动的普遍趋势”。杰克逊教授认为，在流动减弱背后，不平等仅仅是结果而非本质原因——根深蒂固的“人以群分”和被其禁锢的信息、规范网络，才是操纵命运的翻云覆雨手。
“同质性，连通性，外部性，是人类网络的基本特性。”杰克逊教授认为，倾向于和自己相似的、志趣相投的人打交道，并与之相互影响，而不愿和“非我族类”的人多做来往，几乎是人类的本性。微观来看，他的调查发现，在族裔混合的美国高中，同窗的不同族裔的学生之间几乎没有交流，白人、黑人分别独占着各自的信息、机会，形成了两股势力，而拉丁裔因人数太少，只能选择站边。宏观来看，杰克逊的团队研究发现，从上世纪60年代到2011年，读过大学的人收入和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在技术大潮下，高素质的、教育素质很高的人都如鱼得水”，同时，在经济学家视角看来，通过推荐找到工作的比例相当高，那么群体之间的就业存在巨大且持续的差异就显而易见。“这种同质化反过来又阻碍了对教育和劳动力的投资，那么，社会越同质，导致的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缺乏就会越严重。”
但简单粗暴的金钱补助，无法根本弥补这种人际网络同质化造成的差距和固化。在新书中，杰克逊教授举了一个类似“孟母三迁求邻”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美国1990年代的一项研究，让被选定了的一群公共住房居民获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免租金凭证：前者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而后者只能在较低贫困的社区使用。相当多拥有前者的父母仍决定留在原先赤贫的社区，而拥有后者的父母往往选择移居到较低贫困的社区。数据显示，后者的迁居决策给他们的孩子在是否上大学、大学等级、收入水平上造成了很重要的积极影响，而选择安陋居前者的孩子被迫在未来的财务上承受了重大的损失。
出路在何方？杰克逊在书中承认，针对流动性而对人际网络进行任何重大的变革，几乎都会是失败的战斗，考虑到人类历史上有那么多大规模失败的社会工程。他提供了一些温和的建议，例如向低收入的父母们提供相当关键的、而在他们人际网络中难以获得的子女教育信息，让寒门起码有可能出贵子。
研究造就阶层固化的同质性以外，杰克逊教授也研究了人类网络的外部性如何使得社会得益。外部性是指人际网络中人们彼此的行为会影响到彼此的幸福，而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帮助人们建立了比以往更多、更紧密的联系，这也带来了巨大的好处。“1980年，全世界4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现在不到10％。”
人类网络外部性可以对社会造福，在场主持研讨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对此深表赞同。他举例，快手、拼多多能够帮助贵州、广西这些贫困地区卖货，实际上作为基础设施创造了一种新的、连接性的诚信机制。“真正使贵州、广西这些贫困地区的产品卖出去的是靠什么？不完全是靠一个企业家，也不简单是一个市场范围的扩大，实际上是一个网络连接性的增强。”这种增强，将贫困地区落后的、基于熟人的小范围网络，连接到陌生的、大范围的网络。
也因之，刘守英教授对人际网络之于中国经济学的在地研究价值，做出了更多的展望。“农民工进城拉帮结派、专做某个行业，是我们熟悉的事实。”在刘守英看来，人际网络实际上构造了经济活动最主要的网络，或许可能是比市场、企业更关键的单位和研究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