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林/文
新的一年又到来了。这句话每年都可以说，只是2020年显得稍有特殊。整数年看起来总是有点不一样，尤其是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七零后、八零后，甚至零零后这样的标签来区分人群的今天。或许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二零后这个崭新的群体就要登上舞台了。不过在哀叹自己又一次被甩在沙滩上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心存侥幸的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年把我们甩在沙滩上的这些后辈们，究竟是第一批“二零后”呢？还是最后一批“一零后”呢？这个刚刚到来的整数年，到底是一零年代的最后一年呢？还是二零年代的第一年呢？
这个问题看起来并不需要讨论，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跨世纪”还记忆犹新。2000年到来时，世界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既然2000年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2020年当然就是这个世纪第三个十年纪的第一年了。可假如把观察的尺度放大一点，再向前追溯一百年就会发现2000年到底是不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其实大成问题。因为1900年，人们曾经为那一年到底是不是二十世纪的第一年而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
1900年到底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还是二十世纪的第一年？这对1900年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很时髦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当时的欧洲人分成两派争吵不休，第一派从直觉出发，1899年到1900年我们进入了一个整百的年份，既然一百年是一个世纪，那么1900年我们就跨入了二十世纪。而另一派则从理论出发，提醒大家注意所谓“公元”纪年法是没有“公元零年”的。公元纪年法从“公元元年”开始，但公元元年并不是公元零年，而是公元一年，所以公元一世纪也就是公元后的第一个一百年，显然应该是从公元元年到公元一百年。二世纪则是从公元一百零一年到公元二百年。以此类推，十九世纪就应该从1801年开始1900年结束，所以1900年依然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1901年才是二十世纪的第一年。
这个理论曾经说服了大部分人，至少是英国的大部分人。英国的《泰晤士报》邀请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专题文章之后，大部分伦敦人都接受了第二年才是新世纪的现实。但也有人坚决反对这种观点，认为理论如果和人的直觉矛盾，那一定是理论错了而不是人错了。这种呼声在巴黎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在跨世纪这个问题上，巴黎人把对争论和拉帮结派的热情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整个1900年，巴黎人都在争论这到底是不是新世纪的第一年。在任何适合辩论的场合，无论是咖啡馆、沙龙还是剧院包厢，无论什么话题，哪怕是一句简单的“您今年多大”，都可以引起人们围绕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甚至是争吵。
如果有人在社交场合问对方年龄，简单地回答无论是“二十五”还是“三十七”或其他诸如此类的数字，都很可能成为之后一系列争论的开端。围绕着这句简短的回答，在场的人会立刻分成两派，爆发出激烈的争论。直觉派马上就会提醒“先生！您错了！年龄和公元纪年一样没有零岁！”“所以您今年不是二十五也不是三十七，您是二十四或者三十六”。他们的目的是以此来嘲笑世纪问题上的理论派，但从这种嘲笑里却可以看到两个有趣的情况：第一是法国人并没有我们文化里的“虚岁概念”；第二则是当二十一世纪到来时——其实是这些直觉派笑到了最后，2000年到来时，全世界的人们都跟直觉派一样迫不及待地认为自己跨入了新世纪，甚至新千年，这又是为什么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把观察的范围放得更大，看看人们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自己生活在哪一个世纪里”。1900年再向前一百年的1800年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争论，当时整个法国和大半个欧洲看起来都处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困难时期。但其实随着1799年拿破仑建立执政府，革命的法国曾经进入过一个短暂介于革命和之后拿破仑战争间的宽松时期。温和派认为拿破仑可以恢复秩序和安宁，保王党人则认为拿破仑可以成为法国的蒙克将军恢复波旁王朝，所以很多过去流亡在外的人这时候又纷纷回到法国，比如著名作家夏多布里昂就是这个时候回到巴黎的。随着这些人重新聚集在巴黎的沙龙里，执政府时期的巴黎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革命前的浮华年代。如果人们愿意去讨论自己究竟处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一年还是十九世纪的第一年，他们是完全有条件、也有机会进行这种争论的。但这个时期的人们急切地想要在历史当中找到各种范式来理解他们所面对的动荡时代，并不关心自己究竟处在哪个世纪。如果再向前追溯，会发现1700年、1600年也没有什么人关心自己究竟生活在哪一个世纪里。
那为什么当世界从十九世纪跨入二十世纪时，人们围绕着这个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呢？原因还得从十九世纪自身的特点来找。十九世纪以1848年为界可以清晰分成前后两部分。在前半部分十九世纪的欧洲从政治版图到生活方式都和既往的几个世纪没有什么区别。一个1800年出生的人，他的大部分生涯里看到的欧洲都和1700年出生的人所看到的没什么两样。有些东西似乎正在浮出水面但又模糊不清。但一个在十九世纪中期出生的人如果足够长寿，像奥地利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那样1830年出生活到1916年，或者像最后的德意志帝国宰相巴登的马克斯王子那样1856年出生活到1929年，他所看到的绝对是一番翻天覆地的景象。
马克斯王子曾经对人说他小的时候，德意志很多地方还没有铁路，城市里也没有煤气灯。但当他成为帝国宰相时，整个帝国已经遍布铁路网，城市被电灯照亮，人们甚至开着飞机在天空中战斗了。对这一点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显然深有同感，在他年轻的时代，人们还骑马作战。当老年的他出席军事演习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试验装甲汽车了。
正是在十九世纪里，曾经波澜不惊的欧洲的仿佛突然上紧了发条，然后各个不同的国家、民族、都纷纷以自己的方式去改变欧洲的面貌。各种各样的革命、各种各样的进步和发明，艺术和思想喷薄而出。1887年莫泊桑乘坐热气球飞到马斯河口时，他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迹。1909年齐柏林伯爵就创办了用飞艇从汉堡飞往美国的定期航线。
在这个世纪里曾经波澜不惊的世界突然进入到了一个头晕目眩的转变阶段。置身其中的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里。当他们想要一个概念来确定自己特殊性的时候，他们发现“世纪”是一个最好的标志自己所处时代的概念。于是人的命运第一次和他们所处的世纪联系在了一起。巴黎的浪漫派的诗人缪塞开始用十九世纪的历史来解释同时代人的命运，他生活在十九世纪松弛沉闷的前半期。所以他把和他一样在“大军团的隆隆战鼓声中”出生和长大，却在复辟时期的沉闷乏味中走进人生的孩子们叫做“世纪儿”。
一个生活在十二世纪和一个生活在十三世纪的人，或者一个生活在十七世纪和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的人，如果不考虑黑死病或者三十年战争这样的意外事件，他们的命运其实并不会有太多的不同。只有那些生活在十九世纪人，发现自己被生活远远地抛出了传统的世界。他们把这种变化归结于自己所生活的十九世纪。于是当1900年到来时，他们开始关心这究竟是一个陌生的新世纪的第一年？还是生活在眼花缭乱的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
谈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一个摆在面前的明显反例：米什莱和他的千年末日说。这位伟大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告诉人们：公元一千年到来时，整个欧洲都弥漫着一种世界即将灭亡、历史即将终结的恐惧气氛。无论是趾高气扬的统治者、全副武装的骑士，还是衣衫褴褛的工匠，甚至是地牢里脸色苍白的囚徒，在那一刻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末日的来临。但公元一千年到来了，生活却在延续。人们意识到世界不会灭亡，随即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新式的城堡、哥特式的大教堂拔地而起。中世纪繁荣灿烂的文化诞生了。
如果真的有一个千年末日恐惧，那就说明至少在公元一千年，人们是很清楚自己生活在哪一个世纪的，而且当人们跨过第一个千年纪时，是很关心自己生活的这一年在历史当中的位置的。这又如何解释呢？事实上千年末日说本身在近一百多年当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很多文章和书籍就在论证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千年末日恐慌：例如众多宏伟的建筑在公元一千年以前已经动工，公元一千年时工程也没有停。设计它们的人很清楚自己设计的是一座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宏伟建筑，当然也要跨越“公元一千年”，但人们还是开始了这样的工程，可见当时的大多数人，包括为教会工作的工匠和设计师在内其实都并不相信千年末日说。
而且千年末日说本身也不是一个历史概念、而是一个宗教概念。所谓公元事实上就是基督教的纪年法，公元元年是历史上的基督教神学家所推算出的耶稣出生年。公元多少年，用基督教的说法就是“主后”多少年，既耶稣出生以后多少年，所以公元纪年本质上是耶稣的年龄，所以公元纪年才和人的年龄一样没有“零年”，从一开始就是公元一年。
而早期基督教又是一个充满了末日情结的宗教，认为整个世界都处在耶稣两次降临之间的短暂时光里，一旦基督再次降临世界就会毁灭，历史随即终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耶稣却并没有降临，很多人的信仰因而就发生了动摇，于是教会默许了“千年末日说”的流传。因为对早期教会来说，公元一千年是一个遥远的年份，既可以让信徒找到希望和安慰，又不需要去面对这个遥远的未来。所以当公元一千年真正到来时，信徒当中肯定有人相信这一年是世界的毁灭、历史的终结的。比如德意志的奥托三世皇帝就真诚相信他是千年末日的皇帝，要去面对历史的终结。
但这种少数人的秘密信仰和恐惧，并不能真正影响大部分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公元一千年前后，欧洲人的生活在继续。有趣的反而是米什莱把少数人的恐惧和期待推广到整个社会，认为它是一个遍及基督教欧洲的普遍的恐慌。原因其实在米什莱自己，米什莱出生在1798年，和海涅、缪塞一样是个典型的十九世纪知识分子。当他把十九世纪的日新月异所带来的焦虑和对世纪的敏感投射到中世纪历史中时，就被原本只存在于少数人中间的“千年末日说”吸引了。一个十九世纪的知识分子和十世纪的皇帝、宫廷神父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把他对世纪的焦虑改头换面，渲染成了中世纪的“千年末日大恐慌”。
说到米什莱是一个十九世纪的知识分子，也就接触到了世纪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层面，那就是阶层。对十九世纪真正感到日新月异、眼花缭乱的是哪群人呢？每天朝七晚七，一周工作六天的工厂工人显然不会觉得他们的世纪有多好，即使他们对自己到底生活在哪个世纪感兴趣，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用来争论，咖啡馆在这个时期还是一种高消费。只有去得起咖啡馆的人们才会有时间也有机会讨论世纪这种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刚好能搞清楚为什么“二十世纪从1901年开始”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1866年即将结束时，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说“如果可能，我希望这一年永远也不要结束。”因为这一年他打败了奥地利、吞并了汉诺威、拿骚、黑森卡塞尔。这一年可以说是这位老国王平生功业的巅峰，而且他不知道1870年他还有机会打败法国成为德意志皇帝，1866年只是他平生功业的巅峰之一。所以当这一年即将逝去，他希望这一年能够永远持续。同理对十九世纪正在兴起、登上历史舞台的市民阶层来说，十九世纪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却是他们最成功的一个世纪，他们内心深处当然希望这个世界更长一些，所以大部分英国人最终接受了1900年是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结论。
而巴黎人对二十世纪的迫不及待刚好印证了硬币的另一面——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十九世纪是美好的。对依然把持着巴黎社交生活的话语权的贵族来说，十九世纪是一个不断衰落的世纪，是一个依靠资产生活的食利者阶层不断遭到重创，渐渐失去元气和活力的世纪。他们当然希望这个世纪早点结束，只不过没想到新世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加黑暗的世纪。
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2000年到来的时，再没人跳出来提醒大家2000年其实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用1900年赢过一次的“理论”来给全世界人民添堵了。因为对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人来说，“世纪”本身就是一个新鲜玩意，我们都是跟在欧洲人身后明白自己究竟处在哪一个世纪里的。到底哪一年跨世纪，对依然过农历新年的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多重要的事。
但对欧洲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曾经被十九世纪弄的眼花缭乱、而在1900年争论自己究竟在哪一个世纪的欧洲市民阶级来说，刚刚过去的那个“二十世纪”绝对是一个灾难性的世纪。这个世纪里连续爆发了两场世界大战，还有两战之间的极端政治运动和种族压迫；二战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冷战、铁幕与核战争阴云。当1999年终于要过去，当公元纪年变成二打头时，人人都热切的期待自己能够从此进入一个新时代。所以2000年到底是不是新世纪的第一年已经不重要了，人们希望它成为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人们希望早一点跨世纪，甚至早一点跨跃一个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