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李昊的城市情话:只要想象你在中间,所有的路都通往你的方向

规划师李昊的城市情话:只要想象你在中间,所有的路都通往你的方向
2020年01月17日 09:03 经济观察报

轴线与权力

有一次出差,和规划界的前辈B哥住一个房间。白天的工作结束了,晚上我俩躺在各自的床上聊天。

“B哥,你做规划经验丰富,你说说,为啥一个城市的空间结构,一定要提出几轴几带?这种传统最早是怎么来的?和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里的城市五要素有没有关系?”

“这个嘛,其实最早还是欧洲大陆的城市设计嘛。巴黎豪斯曼的规划,城市都有放射性的宽阔马路,连接主要建筑物。归根结底,是一种权力的象征。”B哥点燃了一支烟,慢条斯理地说道。

“法国那是为了展现国王的王权,那我们故宫的中轴线,也是皇权的体现吧”我举一反三。

“皇权至上,以及大一统思想的标志嘛。”B哥说,“整个老北京城的中轴线,从南到北,都是突出‘正’和‘中’的意思。”

“B哥你对轴线这么有研究,看来没少在方案中画轴线啊。”

“其实,我非常厌倦画这个……”B哥这么说。

“为什么?”

B哥紧锁眉头,一言不发。然后深深地抽了口烟,再慢慢吐出,说:“因为我画了那么多权力的象征:几轴几带几中心。自己却一直是被甲方和领导指挥着改方案,改来改去,没有一点自主的权力。”

屋子里烟雾缭绕,我开始止不住地咳嗽。

——节选自《城归何处》

设计城市蓝图的规划师,并不能掌控城市的发展样貌

文/宋馥李 坐在对面的李昊和写文字的李昊,好像是两个人。

现实中的李昊,说话平平淡淡,轻轻柔柔,俨然一个每天规规矩矩画图的工程师。

写字的李昊更好玩儿,平实的语言里藏着狡黠,说着一件正经八百的事儿,忽然就插科打诨来一句不正经的。

城市规划师都像他那样吗?就如他自己说的:只是听起来很高大上。

“高大上”的李昊,主动约访我聊聊规划师这个行业,其实是想聊他的新书——《城归何处》,这本书号称汇集了他近百个国内外城市的游历,有132张照片、30万字,是一封献给城市的“情书”。

我当然不怎么相信这么矫情的描述。不过拿到书以后,我先翻到了“城市规划师情话”那篇。

1、“约吗,下周?”“约,周三过来吧。”挂下和甲方的电话,规划师小刘陷入了深思:为啥约甲方汇报项目还相对容易,约小丽出来怎么就那么难?

2、张书记问我如何理解新型城镇化中的“记得住乡愁”?我没告诉他,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只有一种乡愁,就是没有你的时候。

3、放射型路网最好画了,最简单了,只要想象你在中间,那么所有的路都通往你的方向。

……

这么好的题材,真让他写坏了!拉拉杂杂的写了那么多,要是当一本城市规划领域的专业书籍来阅读,大抵是要骂娘的。他写得肆无忌惮,除了城市规划和地理学,还涉及社会、地理、诗歌、电影、绘画和文化,处处显摆其阅历丰富,知识广博,还是太年轻了啊。

不过,他赶上了城市规划的大时代,这倒一点不假,在他并不算很长的从业期间内,目睹了太多乡村的凋敝、人口的迁移、园区的圈地、新区的疯狂扩张和老城街区瓦解的故事。

且看看我与他的对话。

城市规划谁说了算?

经济观察报:看了你的书,觉得城市规划师好像一直都很“憋屈”,很难有自我主张的自由表达,是这样吗?

李昊:不是很难,是压根没有。

我们经常和学建筑设计的对比,搞建筑的还有自我意识的表达,所以那些建筑大师都跟艺术家差不多,但城市规划不行。城市规划,说白了就是协调各方利益。

建筑师设计的建筑,虽然也受到甲方制约,可建成后八九不离十。所以建筑设计可以说是带着镣铐跳舞,城市规划基本上被镣铐给锁死了,你在图纸上可以画,但是现实中的制约因素太多了。

建筑设计是影响一小撮人,城市规划影响成千上万人。规划师可以把城市设计成这个样子,可城市最终变成什么样子,是多方利益的一个博弈,可能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经济观察报:这么说,你们都在设计自己掌控不了的蓝图,那太失落了,还有职业成就感吗?

李昊:我还好,我已经认识到这样的复杂性。对规划师而言,你想的越少越好。你个人的主观意识,取代不了市场的无形之手和多方利益博弈的复杂性。你越尊重这个规律,反而越接受现实。

我做的规划,很多是产业园区和新城新区的,做规划的时候,当然是期望它能符合预期,融合发展,让空间为这些功能服务。可是,最终它能成为什么样,要看招商引资的成效,要看市场的驱动力,会和你的理想千差万别。

那种强有力的总规划师的理想,如果能实现,肯定得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用强大的行政手段才能搞成。

别说规划师了,就是市委书记也不行,每个市领导都想让自己的城市成为明星城市,怎么宏伟怎么高端,但是真正能做出来的寥寥无几。很多时候,市领导也面临多方博弈,不见得都能伸张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市场这个无形的手,也会改变很多东西,这个不是他们能说了算的。

经济观察报:有句话叫市民才是城市的主人,公众怎么能参与城市规划?

李昊: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经历了大规模造城之后,提出了诸如倡导型规划和协商型规划,吸纳来自市民的意见,所以美国的那些规划师,做规划时需要到相关社区开听证会,征求老百姓和各种社会团体的意见。

中国也是这样,城市规划涉及的利益主体非常多,往往要征求政府各部门的诉求,还有一些相关利益主体,比如开发商或者一些大型企业,看看他们的一些需求。当然,也需要市民的意见,现在这方面越来越多了。

就像北京市的总规,就展开了很多轮的调研。“总规”出来之后,在规划馆放一个模型,让老百姓参观一下,提提意见。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在做规划方案之前,先做一些问卷调查。

我们中规院也开发了一个平台,就像大众点评一样,你可以在手机上看规划图,对某一个地方可以标点,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出来。我们已经在珠海和厦门实施城市规划编修时用了这个方法。

比如在厦门,我们和当地媒体合作来征求意见,后来很多意见也被采纳了,比如市民提出来的,关于怎么解决某一个区域的交通拥堵;还有希望某个区域增建一个公园什么的。

吸引公众参与,还有一种方式是下沉到街道,比如北京市海淀区搞的社区规划实验,就是和社区居委会协商,在区域内搞个小公园,或者在社区内配置一些公共设施,做一些微型的改造。

中国刚刚经历了城市的快速扩张

新城怎么都那么大?

经济观察报:中国刚刚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你怎么看待这个过程?

李昊:应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之前中国城市化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九十年代时一直是30%左右,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才开始猛涨,涨到了第二个十年,差不多涨到了50%。

在第二个十年,增速当然没有那么快了。这两年实际上已经降了下来,城市规划是房地产的上游,我们要先规划好地产再去开发,整个产业链都能感觉到。

比照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一般来说,从30%的城市化率到70%这一段,是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到70%之后就会慢慢回落。大规模造城和建城,英国是100多年前,美国是二战前后,日本是六、七十年代,韩国是到八十年代,中国就是刚刚过去这段时间。

经济观察报:造了这么多新城,从风格上看,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李昊:本世纪头十年,共同的特征就是搞新区建设,所有城市都建新区,为了新区发展,先建一个政府大楼,把市政府搬过去,再搞个大剧院,体育场和图书馆什么的,然后这些建筑会围成一大片,构成新区的总体格局。

要说有什么整体风格,就是路特别宽,一般都会有一个轴,两边对称,因为轴是权力的象征,一般还会有个超大的广场。早几年有些地方政府把广场建的比天安门广场还大,再建一个摹仿“白宫”的建筑。

这种城市规划风格最早从法国源起,其实很浪费土地,实际上沦为了形象工程,所以后来国家明确下文,禁止再规划大广场和宽马路。

经济观察报:你说的很准确!大广场宽马路实在太多了,那在你看来,为什么都喜欢“大”?

李昊:一方面原因是对西方城市规划理念的摹仿——尤其是美国。

美国基本没有对城市规划的管控,或者说管控力度非常弱,更多地是通过市场驱动,几乎放任自流。美国大规模造城是在二战后,那时候美国也进入了汽车时代,城市规划风格迎合了消费趋势,大家都向往住郊区的私家别墅,开汽车到市里上班,所以造城了城市的低密度蔓延,城市尺度非常大。

美国这种城市发展方式,能耗非常大,其他国家很难复制,对中国来说尤其不行,无论从土地集约利用,还是从能源约束也好,都难以支撑这种模式。

可是,在第一个十年,我们很大程度学习了这种模式,有一段时间,我们也大力支持小汽车主导的城市交通,所以路要修很宽,城市功能要分区。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消费倾向也是这样的,住大房子、开私家车,迅速比肩国际化的生活方式。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买车是要加钱才能买的。

这种消费倾向,也深刻影响了城市的书记和市长们,当然也影响了规划界。有时候规划师并不想设计尺度那么大的城市,甲方政府一给压力,要搞大的,那就只好就范了。

经济观察报:这十几年来,中国造了很多所谓“鬼城”和空城,从城市规划上来看,你觉得是怎么造成的?

李昊:一个新城最终是不是鬼城、空城,要看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郑州的郑东新区,最早说是鬼城、空城,美国一个机构根据卫星影像说怎么没人住,实际上是一种超前规划,郑东新区现在是深受热捧的一个区域,人们用脚投票,愿意花更多的钱到这来住。

这说明,像郑东新区这样的新城,是有一些阶段性的。郑州作为河南唯一的一个大城市,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力非常强,这几年河南出现了一个现象,外出务工的人会回流,回流的人大部分到了都市区,这说明郑州的发展很强劲。

另一些城市,像鄂尔多斯的康巴什,还是有一些问题,康巴什离主城区太远,当时是个空城,现在已经相对好一些了,但距离当初规划还是差一些,尤其是紧挨着的伊金霍洛旗那一片人还比较少。

我知道一些陕北榆林的人,也去那儿买房子。这说明,鄂尔多斯靠自身的人口集聚恐怕是不够的,不仅要吸引本市的人,还要广泛集聚区域之外的人。

为什么搞出了“鬼城”、空城,就是规划的规模太大了,地方政府的发展诉求太强烈了,背后又有土地财政的激励,在土地开发上太过超前,远远超过了产业和人口的集聚能力。

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有城镇化的红利,所有城市的人口都在增长。但后来就不行了,变成有的增长,有的不增长或减少。再往后,中国人口的大盘子在缩量,一个城市能吸引到进城转移人口,就非常有限了。

现在看,一些四、五线城市甚至县城建设的新城,危机就很大了。因为接下来,分化肯定会非常严重。

小街区密路网能促进人与人的交往

好城市什么样?

经济观察报:人口变动趋势,会给城市规划带来什么变化?

李昊:以前说城市规划,都是设想人口会增长,预期一二十年之后城市的扩张。以后做城市规划,或许要反着来了,那就是二十年后,我们的城市会缩减到一个什么规模。

当然,很多地方是不接受这种表达的。就好比我们的乡村,早就开始收缩了,原来一个县有几百个村,二十年之后或许只剩下几十个村了,为了发挥公共服务设施的效率,那就需要迁村并点,比如把学校都聚集在镇上。

城市就像生命体一样,有其自然的生长规律,就和人的生老病死一样,必然会有消亡的那一天。比如甘肃玉门那个老城区,产业没有了,人都迁走了,房子几百块钱能买一套。

未来,那些搞建筑的人,不光研究怎么造房子,还得研究怎么拆房子,研究如何拆除,才能消解对环境的影响。

经济观察报:从你的内心来评判,什么样的城市规划是最好的?

李昊:我觉得,一个城市能够把地域文化和城市建设做有机结合,就是比较好的。拿建筑来举例说,比如苏州博物馆,是贝聿铭设计的,他能把东方元素,抽象融入到现代建筑中,这种就好过那些完全仿建古城的。

从规划师角度看,美国城市那种低密度蔓延的方式不可取,我比较欣赏欧洲的城市规划理念,这两年业界也形成了共识,提倡混合用地,功能多元,小街区、密路网,适合人们出行的城市规划理念。

从城市尺度上来说,小街区密路网适合步行,能够促进城市里人与人的交往,城市会很有活力。

经济观察报:城市规划对城市文化以及人文气质,会有影响吗?

李昊:当然会有一些。

在城市规划中,本身有一部分是城市文化的发展策略。在规划中,应该融入地域文化要素,体现地域文化特色,比如在城市的景观风貌设计中,融入当地的文化要素,只有这样,才能让各个城市不再千城一面,保留它的地域特色。

不过,城市规划的传统,还是改造物质环境,城市的人文气质,当然很难用规划去塑造,这个更多的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去潜移默化地塑造。

经济观察报:你走过这么多城市了,你最喜欢中国哪个城市?

李昊: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说,我只能说喜欢某个城市的某个片区吧,比如上海的徐汇区,那里是原来的法租界,它就像典型的欧洲城市,非常适合步行,街头的绿地和公园比较多,商业和服务设施比较全,整体环境和城市管理也非常精细化。

另一个是杭州,它的城市风貌和自然融合得非常好,杭州有山有水,山水和人居建设总体上非常协调,这也是国内外规划界一致认同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大理,因为那儿有很多自由艺术家聚集,他们在大理搞了一些探索型的共同居住聚落,由自发聚集,形成了一种别致的城市活力和文化氛围。

所以你看,我最喜欢的大理,反而是自发聚集的,不是规划出来的。

(李昊系中国城市规划院高级规划师,专栏作家,摄影与旅行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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