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晓红/文“首次不设经济增速目标，优先稳就业、保民生；赤字率首提‘3.6%以上’”。
5月22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两首”定调也许会令近期热辩的赤字货币化降温，但底线思维下的被赤字压力有增无减。部分民生等相关财政支出相对刚性，因此财政赤字明显扩张。这从近期的国内财政收支矛盾中，不难看出端倪。
《报告》将预算赤字率调至3.6％以上（去年2.8％），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去年为2.15万亿）。据此，专家预计，今年实际财政赤字或超过8.5万亿（去年4.8万亿）。
这是什么概念呢？3.6万亿增量（财政赤字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专项债增量1.6万亿）全部用于地方政府，说明地方财政存忧，完成“六保”任务需财力支持。就地方财政目前状况，财政部部长刘昆预计，减收增支的规模在8000亿到9000亿元，一些地方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面临较大的压力。
而且3.6%是下限，届时赤字率的安排只会在此之上，至于超出多少，则可能取决于动态调整机制；正如《报告》首次不设经济增速目标，主要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和经贸形势的不确定性很大，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样，财政可为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变化预留政策空间；何况2019年中国政府负债率为38.5%，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
事实上，“六保”中的“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都是要花钱的刚性开支，加之减税降费力度将再加码，亦无疑会被动增加财政赤字；尽管中国政府对提高赤字率慎之又慎，也尽管有分析认为，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达到的资金规模能够满足需要。
是这样吗？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之际，近一个月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提出“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适度地实现赤字的货币化”的初衷在于，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
一个备受争议的印钱操作进入了人们的讨论想象空间……“不能开这个口子”、“毫无底线”、“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贻害无穷、饮鸩止渴”！一时间舆论喧嚣。
反方的支撑理论依据是：由一个基本恒等式（费雪方程式MV=PQ）衍生而来的“货币数量论”；正方的理论依撑是MMT（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数量指标不能准确衡量市场的流动性，货币数量的增加不会直接导致通货膨胀。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MMT是政府透支、央行埋单的“铸币税”安排，将冲击总体价格体系，扭曲经济主体的决策，对实现经济金融稳定的目标南辕北辙。
但也有人将MMT视为“内生货币资本化”之根，称其可谓新凯恩斯主义的精髓；即改革货币政策理念和方式，旨在构建“股权资本优先”的政策环境；并借此破解中国企业“债务杠杆过高、创新资本稀缺”之悖论难题；发达国家借此将“应对金融危机与加大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相结合”，以实现经济的“再工业化”。
真相如何，留待时间去验证。事实上，尽管《报告》明确了赤字率的下限，以及抗疫特别国债的额度，但尚未明确特别国债的发行机制等细节；赤字货币化之辩可能并无最终定论。但我们注意到，《报告》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这昭示，货币政策将更加宽松，“量”的宽松是关注重点；意味着进一步“放水”在路上。
当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市场的流动性并不紧张，只是难以抵达中小企业的账上，它们依然嗷嗷待哺；中小企业和居民在疫情中遭受的损失并未得到直接弥补，部分企业仍面临倒闭风险，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财政方面则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但市场对3.6%的赤字率看法不一；基本共识是：财政开了赤字率的口子，且不失稳妥。接下来，要看特别国债的发行方式如何，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如何协调？如无意外，届时应不会触碰法律“底线”。
然而，全球经济确实被疫情推入了一个“无人之境”，大衰退已成即定事实。不妨跳出固有思维框架，无论其过时与否，即使我们仍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市场机制完善下的未雨绸缪未尝不可；关键在于寻找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平衡点。比如，赤字货币化（直升机撒钱）支持制造业民企、中小微和困难家庭等，但与之对应——要同等约束银行的信用创造。
也因此，赤字货币化的命题或在于条件与市场约束机制，诸如筹资、启动、使用以及退出机制等；两会之后，赤字货币化激辩也许会消停。《报告》就此没有具体回答，但留下些许想象空间。如果我们转换思路呢？“货币资本化”亦未尝不是值得探讨的一种新视角，毕竟财政收支矛盾待解，被赤字压力在绎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