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费尔普斯 CFP/供图）李佩珊/文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trother Phelps）88岁了。15年前，他因对于“宏观经济政策跨期权衡的分析”，及其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短期和长期影响之间关系的理解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基于他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两个重大发现：长远看来，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没有权衡，这已成为如今主流的经济学智慧；另一个发现则是著名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律”，这让他保持着宏观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人物地位。
在这个世纪，费尔普斯的研究兴趣主要转向了经济活力，这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他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于欧洲经济的研究。他于2013年出版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Mass Flourishing: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一书指出，活力是最初现代经济得以成功的核心，而缺乏活力造成了当前的经济体萎靡不振。他将经济的活力描述为创新的意愿和能力，也正是活力为创新提供了根深蒂固的动力和支撑：“革新的动力、必要的能力、对新事物的宽容度以及有关的支持制度。”
在费尔普斯看来，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出现的繁荣的历史进程，是广泛出现的“自主创新”的结果：“从国民经济中原创的本土创意所发展出来的新工艺和新产品。”他认为这些领跑国家以某种方式形成了创新活力，即开展自主创新的欲望和能力，并将之称为“现代经济”，其他国家通过紧跟这些现代经济的发展而获益。
此外，费尔普斯将这种活力与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区分开来，因它出现于作为“阳光下的新事物”的现代经济体而非老式的商业经济体中，来自于与众不同的创造性的现代观念。因此，他指出活力真正体现在草根创新中，每个普通人都应当自由地提出、尝试、发现新的想法和新的实践方式。对于正处于政府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掀起的“创业潮”中的中国，费尔普斯的这本《大繁荣》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时隔八年，费尔普斯和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合作者的新书《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Dynamism:The Values That DriveI nnovation , Job Satisfaction,and Economic Growth）在中国出版。他们继续了费尔普斯对于经济活力的研究，将他于《大繁荣》中所做的推断通过引入TFP（全要素生产率）结合统计学分析的证据加以支持：大众创新、经济增长和工作满意度与社会所信奉的价值观有关；现代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独立、主动性、成就感和接受竞争，在自主创新水平较高的国家有较强影响；一个民族的现代主义指数几乎可以解释近几十年来各国生产率增长一半的差异。
费尔普斯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经济和现实的高度兴趣。他接受了经济观察报的专访，对于中国如何在当下通过教育和就业激发年轻人和经济的活力提供了他的见解。
费尔普斯认为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普遍工资仍旧偏低，以致于大多数的年轻人被迫接受了工资更高却可能相当无聊的工作。他相信未来中国的年轻人将更有能力和信心选择“更有趣、更刺激、更有挑战性”即更有“活力”的工作。如今这十年，将会是考验这愿景是否会实现的十年。
在教育方面，正如他在《活力》中所指出的，“强调教育孩子服从的变量对价值观的潜在变量具有负面影响，因而它可能会减少创新。”他认为这场关于“活力”的革命必须从学校和课堂开始。无论中美的孩子们都应当在课堂上接触到描述创造新事物和进行冒险的生活的小说、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让学生重新接触到充满想象力的生活。
|访谈|
经济观察报：您于2013年在中国出版的《大繁荣》一书在中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激励了大众创新的潮流。您的新书《活力》同样在呼吁创新，为什么时隔8年您仍希望继续这个课题？和《大繁荣》相比，它有什么延续和突破？
费尔普斯：在《活力》中，我和我的研究团队主要尝试收集证据，以检验《大繁荣》中的“价值观对创新很重要”的假设。要知道，一些价值观鼓励创新，而另一些价值观让年轻人更愿意选择非商业部门的工作（包括私人和公共部门）。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和18世纪自大卫·休谟开始出现的现代主义，以及19世纪克尔凯郭尔、尼采和威廉·詹姆斯的哲学在当代是否仍然受到追捧。在《活力》中，中国读者可以读到我们对这一假设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
经济观察报：您在《大繁荣》中指出，来自普通人的创新而非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乃至“大繁荣”的真正原因。在《活力》中，您和您的合作者用统计学方法证明了这个观点。根据你们的新发现，为什么来自普通人的创新比技术进步更重要？
费尔普斯：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重要的经济学家阿瑟·斯庇索夫，以及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都认为，创新来自科学家和探险家的发现。企业家必须筹集必要的资金，来对这些发现进行开发和销售，最终推向市场。
对此我持相反意见。我认为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大量创新主要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自主创新的结果。《活力》中的其他一些统计结果无可辩驳地表明，大部分经济增长来自人们在工作之中的新想法。如果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们受正确的价值观驱动，新想法会更多且丰富，会促成更大的创新。这些正确的价值观包括活力主义、自我表达的渴望和敢于对未知进行探险。
经济观察报：您在最近的采访中认为庞大的人口规模将会有助于中国的创新前景。有意思的是，您在《大繁荣》中引用了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ond)的研究，认为在17世纪或者更早时期，中国人口远超英国和美国，但这对于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并没有起到帮助，那么，中国的人口和创新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
费尔普斯：我认为，在17世纪的中国，创新遇到了巨大障碍，而今天的中国一直欢迎甚至赞扬私营部门的创新。
经济观察报：您在书中写道，“强调教育孩子服从的变量对价值观的潜在变量具有负面影响，因而它可能会减少创新。”在社会财富不平等状况加剧和教育回报率上升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逼迫孩子去追求更高的学业成就，中国很多家长堪称“虎妈”。我们该如何改变我们养育和教育下一代的方式，来提高国家的创新水平？
费尔普斯：我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的全部答案。但是我一直在鼓励我的国家，即美国，将描述创造新事物和进行冒险生活的小说、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重新纳入高中课程。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让学生接触到充满想象力的生活很重要。我敢肯定中国人在这方面做的很好。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展示出了相关才能。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积极的现代价值观可以促进创新。在您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曾经指出，公众是否““接受竞争”对生产率有很大影响。在大多数人认为竞争是有益的、在工作中积极发挥主动性的国家，经济的生产力会比较高。但是对于如今中国的很多年轻人而言，高强度的工作制度让他们疲倦，“躺平”、“摸鱼”成为流行词汇。这样的态度在全世界都有所涌现，例如韩炳哲的《倦怠社会》在全球都是畅销书。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对这样的局面，企业管理制度是否也需要某些程度上的革新？
费尔普斯：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想说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普遍工资水平仍旧偏低，以至大多数的年轻人（即使其中有富有想象力的人）被迫接受高薪工作，不管工作本身有多无聊。我相信，随着中国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将有能力从事更有趣、更刺激、更有挑战性的工作，而不是高薪的无聊工作。目前的十年可能会检验这一信念。
经济观察报：我们可以在《大繁荣》中看到创新的减弱和不平等之间有所联系。和富裕群体相比，边缘群体在衰退时所受损失占比更大。创新的衰落是今天不平等加剧的根源吗？
费尔普斯：我确实认为，美国总体创新的放缓（即使是在硅谷，近年来也有些放缓）已经对人们的态度和愿望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美国亟需重整旗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