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图虫创意）李义平/文
一只看不见的手
就我掌握的情况，“看不见的手”的提法，在斯密的书中曾经出现过两次。一次出现在《道德情操论》中，是讲必需品的分配；另一次出现在《国富论》中，是讲资本、或者说社会资源的配置。
斯密指出，人们在支持国内产业即投资时，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写道：“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不过了”。
“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机制，就是自动调节。他说，如果某一部门投资太多，利润的降低会纠正这种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合适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的用途上”。“自动调节”这一绝妙的后果是，它会作为它自己的护卫者。如果产量、价格或某种报酬偏离了社会上规定的标准，自有一种力量会调动起来，使之复归原位。市场是个人经济自由的巅峰，却成了大家最严历的监工。在市场上，你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然而，如果你做的得不到市场的赞可，则个人自由的代价是经济上的毁灭。
斯密的上述结论述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
（1）产权是重要的。只有产权与决策者的利益休戚相关时，决策者才会把利润和企业的健康发展放在首位，才会在做出决策时慎之又慎。
（2）每一个活动于市场经济中的投资者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和自己掌握的信息，做出在他们看来是最佳的判断，在市场和投资者的相互博弈过程中，使社会稀缺资源达到最佳配置。
（3）由于信息和认识能力方面的原因，集中决策往往不能保证最佳的资源分配。就我们的实践而言，联系历史和现实，斯密的上述论述实在应当引起我们的思索。
国富论
[英] 亚当·斯密/著
高格/译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7年1月
自由劳动
其实，分工、交易、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都是以自由劳动为前提和枢纽的。
对于自由劳动，斯密从财产权和资源配置的角度做过十分精湛的论述。让我们不嫌啰嗦地把这些“原始”的论述介绍给大家吧！
斯密指出：“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重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与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体力和技巧，那明显地是在侵犯这神圣的财产，那不但侵害这劳动者的正当自由，而且还侵害劳动雇用者的正当自由。妨害一个人，使他不能在自己认为适当的用途上劳动，也就妨害另一个人，使他不能雇用自己认为适当的人。一个人适合不适合雇用，无疑地可交由有那么大利害关系的雇主自行裁夺”。
斯密批评欧洲的政策“妨害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活动，使不能由一职业转移至其他职业，由一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时会出现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斯密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只有承认劳动所有权，劳动者才是独立的，才会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反面就是依赖国家、依赖组织，这样就无法搞市场经济）；只有承认自由劳动，才谈得上劳动者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谈得上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
事实上，也只有如此，市场经济才能发挥它的应有功能。如果不承认劳动所有权，窒息劳动力的流动和交易，就很难有大规模的其他商品交易，也就难以带动其他资源的优化配置。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才能成为资本，商品生产才能普遍化。在马克思的这个论述里，也包含着同样的意思。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正是通过大量的人员流动发育起来的。据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由劳动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基础。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不承认劳动力所有权和自由劳动。
除了对自由劳动的论述之外，斯密对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人力资本也有着高瞻远瞩的论述，只不过他在概括其内容、阐述其意义时用的是“固定资本”的概念。斯密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之能”看作是“固定资本”的重要内容。他说：“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身上，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与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
仔细地想一想，斯密把这些内容归结为“固定资本”似乎意义更为深远。
自然秩序
英国学者罗杰·巴克豪斯曾经在他的《现代经济分析史》中指出，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广泛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英】罗杰·巴克豪斯：《现代经济分析史》）。
从哲学层面讲，斯密信奉自然秩序，这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时髦的哲学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自然秩序（不管这种秩序究竟是什么），这种秩序要比人类人为地创造出的秩序优越得多，自然规律优于人造规律。
在斯密以前，重农学派（法国的一个认为只有农业才真正地创造财富的学派）就坚持自然秩序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自然规律所统治的，而自然规律永远不是统治者的独断法律所能改变的。他们具体阐述了自然规律的内容，即享受财产所得的权利、从事劳动的权利以及享有不妨碍他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把自然秩序翻译成现代语言，即是说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其各个因素之间深藏着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即我们通常所讲的规律。斯密与重农学派过从甚密。在《国富论》里他把自然秩序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阅读《国富论》，可以发现字里行间都渗透着“自然秩序”的思想，以至于很难单独把一段话引出来作为他对自然秩序的论述。
由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斯密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工商业一般事务进行干预，主张保护私人产权，主张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扮演“守夜人”角色的自由市场经济。
斯密具体规定了国家的职能或公共产品的范围。这些公共产品是：其一，公共安全。斯密说：“君主的义务，首先在于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其二，法律秩序。斯密说：“君主的第二个义务是，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其三，其他公共产品。斯密说：“君主或国家的第三个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绝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斯密这里所讲的，还包括主要是为了便利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换言之，这些必须政府办的是不能交给市场的，是市场的负责清单。
斯密对中国的评论
在《国富论》里，斯密对当时的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体制有着一系列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评论。在此，我们摘其主要者而论之。
1.斯密对中国与近代欧洲产业政策取向做了对比。
他认为：“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及国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利于农业，即农村产业”，他强调，“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
我们确实特别重视农业，并且是自然经济的农业，欧洲确实特别重视制造业，特别是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制造业，结果欧洲发展了，中国落后了。就中国今天的情况看，那些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区域依然落后，而那些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却经济发达。原因在于制造业附加值高，而且必须进入流通领域甚至是国际贸易领域，是一个开放的、竞争性强的产业。而斯密所讲的当时的中国农业，是我们的传统农业，这种农产品附加值低，而且进入流通领域的比例极少，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产业。
这些分析告诉我们，为了经济的发展，我们在产业选择上应当遵循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原则，注重所选产业的附加值弹性，并且尽量扩展和提升所选产业的产业链和附加值。由此出发，我们应当改造传统农业，使之尽可能地产业化和市场化。
2.斯密认为中国应当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并重。
他指出：“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的，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
斯密的这些评论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国内市场，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国内市场广大，忽视了国内市场的开发而仅仅依靠对外贸易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中国同样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国外贸易，因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我国现在非常重视国内市场，必须建立包括各种要素在内的、无障碍的大市场，各种要素能够配置在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作用的产业和地区。马克思认为，平均利润的形成是各种要素最佳配置的标志，但前提是无障碍的大市场和各种互素的自由流动。德国曾经的落后就在于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市场，后来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建立不无关系。我们要建立统一市场，必须克服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这是当务之急。
3.中国历史上的落后在于缺少市场经济，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国富论》里，斯密有一段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法律构架的评论，这一评论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切中要害的。
斯密说：“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法律制度所允许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得极大的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负担这样的利息”。
斯密的这段论述起码说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诸多特征：（1）封闭或闭关自守；（2）不是市场经济及与之相应的法制；（3）保护大官僚的垄断利益；（4）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5）这样的制度安排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斯密的这些论述切中了当时中国的时弊，揭示了中国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
19世纪末，中国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严复曾以《原富》的译名翻译《国富论》并于1902年出版，然而并没有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反响，因为清末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与《国富论》的精神相差太大了，根本没有对《国富论》所倡导的精神和制度变革的需求。今天，中国人民在艰苦的探索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我们才感到了斯密思想的深邃和伟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斯密当年所批评的现象有望得到根本的改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使中国同样富国裕民，中国人民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