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即使以21世纪的眼光来看，宋代的城市生活中也到处弥漫着娱戏享乐之风。
如果有一件事物最能够将宋朝城市与中国古代其他任何时候的城市一目了然地区分开来的话，大概非“勾栏瓦舍”莫属。这些昼夜喧闹不息的所在不但遍布东京、临安、苏州、成都这样的大都市，就连普通的州县城、甚至某些比较大的市镇上也都有。
“勾栏”，也叫“勾肆”，亦有称“叫棚”、“邀棚”、“游棚”的，是指市井中固定的演出场所，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剧院、游乐场。勾栏的内部结构也像现在的剧场一样，最显眼处设有一个舞台，舞台下是观众区，通常有坐席。大多数勾栏场地不是很大，因为那时没有很好的音响条件，当然更没有扩音设备，观众也没有望远镜。但也有少数勾栏，比如东京“中瓦子”的“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的“夜叉棚”、“象棚”就可容纳上千观众，堪称大剧场。
“瓦舍”，也叫“瓦肆”、“瓦市”、“瓦子”，就是综合性的娱乐兼商业中心。它有点类似于今天城市里的shopping-mall，但又不尽相同。通常瓦舍中有酒楼、卖吃食的、药铺等商店，也有理发、纸画、卜卦、赌博之类服务，但瓦舍的主角一定是勾栏。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会把二者连在一起，称为“勾栏瓦舍”、“勾栏瓦肆”或“瓦子勾栏”等等。
也就是说，这主要是演出和游乐场所，其他商业服务都是为它配套而设。从这点上说，它又有一点像现在的迪士尼、乐高、环球之类的游乐场，但内容更为丰富。因为大城市里的一个寻常的瓦舍通常有好几座、甚至十几座勾栏。而东京的“桑家瓦子”、“中瓦子”和“里瓦子”加起来共有50多座勾栏，临安的“北瓦子”也有13座勾栏。这些勾栏瓦舍里每天不停演出的项目有歌唱、舞蹈、口技、傀儡戏、皮影戏、说书、“说浑话”（常常含有针砭社会、讽刺现实内容的幽默段子，有人认为它是相声的萌芽）、马戏、气功、杂技、魔术等，但凡你想得到的演艺类型几乎无所不包。据《武林旧事》载，南宋后期临安城里的这类大众娱乐表演共有51种“技艺”，假如对照今天的艺术门类，大体上可分为歌舞、说唱、戏剧、杂耍几大类。
如此繁荣的演艺市场自然而然催生了一大批受人追捧的明星、艺人和伎师。北宋东京城里有名有姓的舞蹈明星便有张真奴、陈奴哥、俎姐哥、李伴奴、双奴等等，南宋临安的演出市场更是高手如林、名家辈出。理宗年间，临安家喻户晓的“一线歌星”就有36名，而51项技艺中的出众明星加起来有478名。有些歌舞演出需要多人合作，当时最大的乐伎队伍人数已有超过百人的！直到600多年后的19世纪末，欧洲才第一次诞生如此庞大规模的交响乐队。
宋代的勾栏经营者也像当今的演出业经理人一样，十分重视宣传营销。勾栏门口都贴了“招子”，勾栏内外悬挂、张贴着“旗牌”、“纸榜”、“帐额”、“靠背”等。它们其实就是各种形式的宣传广告，上面会写明演出的节目单、时间以及主要艺人的名号。
随着勾栏瓦肆中演出戏目的不断发展和升级，许多技艺相互交融渗透，渐渐孕育出更为复杂高级的艺术门类。例如，舞蹈中开始出现故事情节，并配以音乐、诗词，乃至对白、插科打诨，便形成了元代戏剧的前身。
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想象，有多少落魄书生为了生计，终日混迹于宋代城市的勾栏瓦肆，为那些演出剧目撰写台词和歌词。而在这些各色人等的共同参与下，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商业性大众通俗文艺开始萌芽和兴起。
研究文学史的人经常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最早独立发明文字的文明，戏剧的出现比古希腊、印度等其他古老文明竟然足足晚了一千多年？而且中国始终没有诞生过希腊悲剧、但丁和莎士比亚那样富有冲突和张力的严肃戏剧文学？
有研究者指出，这是因为中西戏剧的功能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欧洲戏剧（特别是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民族史诗”的宏大功能，后来又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文学类型。而音乐在欧洲最初完全从属于宗教，歌剧则是从宗教清唱剧逐步演变而来。在中国，这些民族史诗和宗教信仰的功能都由诗歌和散文的文学体裁承担。中国的戏剧诞生于市井里巷，一开始就是商业性的，只是为了服务于市民大众的休闲娱乐需求。这种出生路径的迥异决定了中西戏剧内容、形式、乃至灵魂的根本不同。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戏剧更接近于20世纪才诞生的西方电影，它是从宋代摩肩接踵、人声鼎沸的瓦子勾栏里走出来的。
宋代老百姓满足自己声色之欲的场所远不止于勾栏瓦舍。
现代社会里，不少人有饲养花鸟鱼虫的爱好。在中国，这类爱好的大规模流行正是从宋朝城市居民中开始的。而且，宋人豢养玩乐的鱼虫可比现在人的范围广得多，种类也丰富得多。除了我们如今常见的猫狗之类宠物外，东京和临安市民养的，地上爬的有龟、狐狸、蛇……；水里游的有各种鱼，还有海豹……；天上飞的有鹦鹉、鸽子、孔雀、仙鹤……而且他们不但喜欢斗鸡、斗蟋蟀，使用的器具也都很讲究，木头竹子做的、金银丝编的，无所不有。
在宋人变着花样玩的各种乐子中，蹴鞠无疑是后人知道得最多的。凭借着施耐庵的不朽名著《水浒传》，这种风靡于宋代的竞技类游戏而今已举世闻名。如果你还记得起这本小说中的更多内容，你应该对相扑也不陌生。当时，这种供观众观赏的竞赛除了有“浪子燕青”这样年轻小伙间的“小二相扑”，还有更受青睐的“女子相扑”。因为相互激烈撕扯，相扑的女子经常会裸露出臂膀、甚至腰腹，所以时人也称它“妇人裸戏”。因为它实在太受欢迎，以至于一度竟然惊动到了大名鼎鼎的司马光。不过，这位位高权重的道德君子并没有因“妇人裸戏”“伤风败俗”而主张取缔它，只是希望它不要堂而皇之地在庄严巍峨的皇宫大门前夺人耳目。
因为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宋代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既有闲钱、又有闲暇的市民阶层，他们支撑起开封和临安昼夜不息的犬马声色。他们的审美情趣比不上那些饱读诗书的官僚士大夫，然而他们的存在给那个时代铺上了一层自由富足、丰富多元的底色。
六
其实，词又何尝不是如此？
今天对历史文化稍有涉猎的中国人一提到宋朝，多半会立刻联想到词，“唐诗宋词”嘛！从文学批评视角而论，本文开头引用的那首《望海潮》是柳永创作的不计其数的词作中为数不多的意境明媚、气象雄阔、品味高雅的作品。
这的确是事实，但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应当还原到当时的现实语境中去。词在宋代并不是印成书给人读的，而是用来唱的。宋词，其实就是当时传唱于歌坊、酒肆、勾栏、青楼的流行歌曲，它并没有诗那样高贵的出身。如果一首词写得过于文气古雅，观众很可能根本听不懂，又怎能流行得起来呢？
在柳永以曼妙的歌词赞美杭州100多年后，一个名叫孟元老的南渡遗民用散文笔调追忆了十二世纪初汴京街市上的商业和娱乐面貌：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从这里，你大概就可以窥见词在当时的真正生命力所在，它是大众娱乐市场需求的产物。只是因为有一代代上层士大夫的参与和改造，词后来才从下里巴人晋升为一种经典的文学体裁。这既是幸事，词的艺术审美价值由此获得了极大提升；但也不失为遗憾——抽离了源头活水，就阻断了词的未来可能性。
时人有言，“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是柳永的巨大市场成就。以他的才华，或许不是写不出更多《望海潮·东南形胜》，而是因为长年浪迹烟柳巷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他，对市场成功比对官场地位和文学事业有着更多冲动与渴望。又或者，这才是他对世界的真正价值。你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天才的挥霍。但换一个角度看，惟有在宋代，中国的文人才拥有科举入仕之外实现自我价值的其他通道和可能性。这难道不是他们的幸运吗？那不是一个人人都不得不向伟大和纯粹祭献的时代。
纵使苏轼这样天下仰慕的翰林学士、冠绝古今一代文豪，有时也会强烈嫉妒柳七们的成功，忍不住发出“我词比柳词何如？”之问。在我听来，这是一个美好时代的回响。
七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恰是在这样一种并不驱使芸芸众生奔向“伟大”的世俗而自由的时代氛围中，真正的“伟大”和“永恒”却喷涌而出。
对于当代很多人来说，历史就是挖掘和制造民族自豪的一座矿山。即使以这个标准来看，宋朝也是诞生中国历史上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伟大发明创造最多的一个朝代。
毕昇，今天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他比欧洲的古登堡早了400多年发明活字印刷术。毕昇是宋仁宗庆历年间的一位印刷作坊工匠，史上留下的关于他的纪录极少。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布衣”，古代史书，不论官修还是私修，都不太可能为一位没有任何科举功名和官场地位的普通老百姓立传。另外，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当时以及后来数百年里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商业应用。甚至直到将近千年后的晚清，传统的雕版印刷仍是中国印刷的主流。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也许是毕昇的发明尚比较原始，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人们使用起来并不比雕版更方便和节省成本。作为人类历史上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发明，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划时代意义是在历史演进中被重新“发现”的。而毕昇本人的名声，在今天也比在他自己的时代要大得多。
相比于时运不济的毕昇，当代中国教科书上的“四大发明”中的另三项——罗盘、火药、纸张——虽然都不是宋朝发明的，但都是在宋朝第一次得到大规模应用，特别是民间的商业化应用。
中唐以后，中原王朝失去了西域，这就使得中国内地与中东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只能转而依赖海运一途，“海上丝绸之路”代替了过去陆上的“丝绸之路”，而宋代又是中国近代以前海外贸易最兴旺的时期，贸易量成倍于以往。大概很多人都知道，泉州是当时全世界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于是，罗盘就有了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
纸张的使用在有宋一代获得了比以前数十倍、数百倍的迅猛增长，原因是宋代商业繁荣、城市人口激增，念得起书的人比之前和之后都要多得多，这自然就带动了图书市场和印刷业的空前发展。说到底，活字印刷术诞生在这个时代亦可谓应时而生。此外，由于商业服务和大众休闲娱乐业的大规模兴起，纸张在印书之外的其他用途也显著增长。
宋代采矿业发达，这让火药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真正的实用价值。另外，宋人喜好聚众游乐，逢年过节爱放鞭炮和烟火（王安石便有“爆竹声中一岁除”的著名诗句），加之火器的研制和尝试，也都是火药得以大显身手的机会。
从著名的“四大发明”在中国古代的命运，我们或许可以窥见这样一个重要启示：人类历史上所有真正突破性的发明、创新和洞见，其发生往往是偶然的，主要取决于具有罕见天赋的极少数人石破天惊般的神奇际遇。但这些发明、创新和洞见仅仅是种子，它们要能够生根发芽，进而在现实中结出丰硕果实，而不是被束之高阁、甚至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则有赖于合适的社会土壤，商业和市场又是社会土壤中最重要的养分。
与“四大发明”相比，纸币的发明好像没怎么引起现代中国人的自豪感。我想，这是因为“四大发明”被认为是能够富国强兵的“硬核科技”，而纸币只是没什么直接价值的“软发明”吧。
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诞生于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前后的四川。史载：“先是，益（今四川成都）、邛（今邛崃）、嘉（今乐山）眉（今眉山）等州，岁铸钱（铁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这段话告诉我们，“交子”是一种以金属钱币（铁钱）为本位的代币券（当时称为“钱引”），是因为市场上流通的金属钱币严重不足而在民间商业活动中自发产生的。
宋仁宗天圣元年，“交子”得到朝廷承认并被官方垄断。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024年1月12日），世界上第一个官方纸币发行机构“益州交子务”正式设立，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到南宋时又产生了“会子”和“关子”两种纸币，它们也像“交子”一样与铜钱、铁钱兼行，尤多流通于东南地区。
“钱荒”问题是五代以来长期困扰中原地区经济和财政的一个顽症。有宋一代全国铸钱的总量不断增长，太祖时每年所铸铜钱只有7万贯，到太宗至道年间增至80万贯，真宗景德年末已超过180万贯，仁宗庆历年间进一步增加到300万贯，到神宗熙宁变法时达到峰值，每年铸铜钱600多万贯。一百年间增长了近百倍。然而严重的“钱荒”问题伴随南北两宋320年始终，直至南宋最后灭亡也没能解决。究其原因，这是因为中原钱币的大量外流造成的。辽国、西夏及后来的金国自铸钱币数量非常少，它们多以宋朝铜钱作为自己的流通货币；加之当时海外贸易规模与日俱增，大量铜钱流向日本、东南亚，甚至远至中东和东北非。前述宋代采矿业的兴旺，满足铸币之需是重要动力。
宋朝货币就是那个时代东亚乃至东西贸易沿线国家的硬通货，以今天的视角而论，与当今世界上美元的地位和性质颇有相似之处。而从另一方面说，这也说明宋代货币经济的蓬勃兴起。货币中介取代了历史上长久维持的“实物（或劳务）交易”，在经济运行中发挥支柱作用。“交子”和“会子”诞生于宋代，可谓生逢其时。
不过总的来说，“交子”、“会子”、“关子”这些宋代纸币的命运比同时代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命运也好得不太多。它们在当时没有机会得到特别广泛的使用，并随后来历史的演进而被逐渐遗忘。作为超前的先行者，它们的历史意义不可避免地被低估了，就像宋朝这个朝代令人遗憾地被整体低估了一样。
八
衣食起居方式的改变是精英化的宏大历史叙事中极容易被忽略的一部分，但对无缘青史留名的普通百姓来说，却是最重要的部分。“柴米油盐酱醋茶”，被称为我们生活中须臾不能离开的“开门七件事”。其中，茶虽叨陪末位，但长久以来却一直被认为是华夏生活方式立足于世的一个醒目标志。
今人大多将饮茶的历史溯源至陆羽的《茶经》。陆羽是唐朝人，但在他的时代，茶还远远谈不上是中国人的普及饮料，饮茶只是一种小众的嗜好。更多人并不识茶为何物，即便知道，也只是把它视作一味草药。茶真正如柴米油盐一样进入一般老百姓的家庭，成为生活必需品，是从宋朝开始的。而且，正如你在《清明上河图》里看到的那样，宋朝城乡已经出现了专供人聚会、喝茶、闲聊的茶馆。
酒的真实历史显然比茶悠久得多，尽管传说茶是神农氏尝百草时发现的。如今中国的嗜酒者大多偏爱白酒，但蒸馏酒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不能算很长，专业人士认为，它正是在宋朝时发明的，最晚当在南宋。
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都颁布过禁酒令，不是宗教的禁忌或戒律，甚至也谈不上主要是为了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而是因为担心酿酒会“靡费”粮食。崇尚享乐的宋朝从没有禁过酒，但对酿酒的酒引子（而不是酒本身）实行朝廷专卖制度，因为这里面有一本万利的垄断收入。这种相对宽松的体制促进了制酒业的发展。宋代城市里除了有专门的酿酒作坊，饭馆酒楼往往也制酒沽酒。因为朝廷专卖，酒引子数量有限、品种单一，而社会上酒的消费量又极大，各家酒作酒肆为了提高产量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不得不绞尽脑汁不断改良酿制工艺。蒸馏酒的呼之欲出也就顺理成章了。
宋代发生的一件对后世中国人影响巨大、但又最不常被提及的事，是人们日常由“席地而坐”“席地而睡”转而使用桌、椅、凳、床等“现代家具”。
有稽可考，椅子是从五代时开始出现的，其源头或许是从西方或中东传入中原的。大致也就是公元十世纪前半叶那五、六十年里，桌、椅、凳、杌（兀）子（方凳）、床（有腿的）等“高起高坐”的新起居习惯逐渐取代延续数千年的“席地而坐”和“席地而睡”。不过这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一重大变化首先发生在民间，历时200年才被上层精英完全接受。至少，直到宋仁宗时，仍未有皇帝在正式场合使用椅子、凳子的任何记载，虽然那时它们在民间可能已经使用了一个世纪之久。又过了半个世纪，到了北宋晚期，君臣百姓都已普遍使用椅子、凳子和桌子。宋徽宗出行时也已改用椅子，称为“金交椅”（金饰或涂金）。而在徽宗时期绘成的《清明上河图》中，店铺内的桌子、椅子和凳子历历在目。只是在一些比较庄严的“国宴”上，还有一部分人是“就地坐”的，说明“席地而坐”的千年传统在那时仍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到了南宋，皇帝设宴时，已经见不到再有人席地而坐。
不夸张地说，现代中国人每天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其中最基础的部分是在宋代确定下来的。而在宋代之前，可是截然不同的。严复在《与熊纯如书》中写道：“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则赵宋一代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九可断言也。”
我们甚至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宋人所造就者，后世已十失其五也！
深受历史进步论熏陶的现代读者或许不会同意这个观点，我可以再举两个生活习俗方面的细节例子，让大家近观宋朝——
火葬，是当代中国殡葬的一项基本制度。但作为一种自主的选择，火葬其实在宋朝一度相当流行。北宋时，河东地区就很多人选择火葬；到南宋时，东南地区也流行火葬。这种风俗的初衷当然主要不是为了节省耕地，我个人判断，它应该是受沙门僧人火化习俗的影响。唐宋以后，从印度引进的佛教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对人们生活各方面都造成了深远影响。只是宋代以后，火葬这种习俗在民间又渐渐息迹。
地图，特别是旅行地图，是现代人高度依赖的。人们都知道，古代官道上每隔一段路都会有驿站。南宋官道驿站的店铺里，大多有一种《朝京里程图》出售，时人也称它“地经”。可以说它同现在的全国旅行导游图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以临安为中心，将南宋境内各地通往临安的道路和里程，以及可供歇脚的旅店、凉亭的位置，标识得一目了然。与数百年后出于政治需要、举朝廷之力勘绘、随后便束之高阁的《皇舆全览图》之类相比，这种“里程图”完全产自民间，为的全是满足市场需求。（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