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文学青年”的时代

胡洪侠|“文学青年”的时代
2022年11月25日 08:32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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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民乃至贫寒子弟而言,高考差不多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尤其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2003年6月初,非典阴影中的中国高考如期进行,“文化广场·周末生活”的“那年,我们高考”征文也顺顺利利展开。吴万平的稿子来了。我忘了是他自己送上来的,还是他通过电邮发过来的。

老吴的稿子我读了没几行,就憋不住哈哈大笑:原来他的数学也这么差!可是,读着读着,发现他的故事还有反转:他第二年高考数学竟然考了58.75分。岂有此理,佩服佩服!

吴万平1968年初中毕业,不过他的初中也只来得及上了一年课,然后文革就来了。到了该上高中的时候,校门已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门正轰轰烈烈地开着,他于是成了一名小小知青,到安徽贵池的唐田公社插了队。1974年12月,他终于有机会招工进城,去安徽地质局321地质队12号机当了一名钻探工。和那个年代许多同龄人一样,他也是一名“文学青年”。话说回来,那个时候,不爱“文学”,又能爱什么呢?爱劳动那是必须的,不成其为爱好。爱科学之类则没什么可能,因为那不符合“政治挂帅”的原则。其实,所谓“爱好文学”,如今看来也是徒有其名。当古今中外的名著都成了“毒草”的时候,“文学”还有多少可爱的?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年轻人总是会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理想”。吴万平的理想也就是用“文学”做武器,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他初中阶段已经开始大量阅读“革命文学”,《人民文学》《诗刊》杂志每期必读。当工人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写小说、诗歌。他向来是有自信心的,他觉得自己周围那些”文学青年“,哪里有人像他那样用功?有谁能像他那样读过那么多文学作品?

所以,当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传来,吴万平摩拳擦掌,信心十足。他的信心来自于如下判断:

其一,我爱好文学,我当然要考文科,我一定能考上;其二,我要是考不上,这铜陵市(地质队所在城市)无人能够考上;其三,我数学虽然不好,那有什么,我不学了,我放弃了,只要我文科考高分,一定有“伯乐”会发现我,相中我。

结果,他想象中的“伯乐”没有出现。他落榜了。不过,他的另一个“预言”倒是应验了:那一年,铜陵市果然没有一人考上文科大学。

当年读稿子读到这里,我很想握着吴万平的手,用力摇啊摇啊,然后气喘吁吁地说:“同志,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的数学也很差,1979年的高考我的数学竟然考了8分,这实在让我惊喜。我也是拒绝学习数学的,我也是盼望有’伯乐‘的。可是,这个世界有的是’伯伯‘,就是没什么’伯乐‘。”

接下来的故事就不一样了:吴万平竟然开始猛攻数学了。哼,这……这放弃数学的革命意志坚定吗?

文学青年吴万平(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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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像现在,考不上大学除了自尊心受到一点打击外,也没觉得多大损失。我在地质队当钻探工,加上野外津贴,每月收入50多元,并不比我母亲,一位1958年大学毕业的老师收入少。半年后的1978年高考,我准备放弃。因为我工龄已有4年,多熬一年即可带工资上学。没想到我母亲固执地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劝我不要放弃这次高考。等我收到母亲一封长达20页的信,决定参加高考时,只剩下40多天的复习时间了。

【胡按:当时读到这里,一个小疑问一闪而过:执意劝他继续高考的是他母亲。为什么不是他父亲?现在我已知道,这里面又有痛彻肺腑的故事。老吴一直没有对我讲过他父亲的故事。最近因为写这个系列,我偶然了解了一些。容我改天慢慢道来。】

最令我头痛的是数学。多亏了我所在地质队的一位水文地质员韩寅,他虽然只是1968届高中毕业生,可早已把初高中数学“煮”得烂熟。韩寅因为要赡养没有工作且多病的母亲,不能参加高考,就把他多年浸润所得“秘笈”倾囊相授。这位“武林高手”很快摸清了我在数学方面的长处和短处,制定出我的学习计划:彻底放弃平面几何(我从此知道放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学精学透对数和三角函数(韩寅说这两种东西常混在一起出题,不学精学透考试时一绕弯子肯定拿不到分,等于没学),加上我初一时学得还算扎实的代数,再来一点解析几何,他保证我能拿到想拿到的分数:50分。

【胡按:我的成长岁月里没有”韩寅“,所以,我的数学至今很烂,不能不说是情有可原。哈哈】

天晓得韩寅从哪儿弄来了那么多对数和三角函数的难题。而且他一有机会,就对我的解题能力赞不绝口,这大大吊起了我学习数学的胃口。我那时要求只上“大夜班”,因为有些麻烦事在“白班”和“小夜班”时都做完了,所以在钻机正常转进的时候能睡上四五个小时。这样,我就省下了睡觉的时间,把其余十几个小时全交给数学了。只在累了的时候,背背历史、地理和政治。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我在灯下忍受蚊虫叮咬,挥汗如雨绞尽脑汁解题时,窗外凉风习习的小山包上,坐着一大群挥舞扇子的青年男女。在这个自发形成的交谊舞台上,他们常常为某个问题,热切地争吵打闹。而究竟是我还是“王老师”(子弟学校的一位高中语文老师),更有希望考上大学,也是争论的“焦点问题”。绝大部分的人都将信任票投给了王老师,惟有韩寅———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个“知己”,从来都是为我“据理力争”,而不管是否会得罪某个“漂亮妹妹”。这些争论,前所未有地激发了我的斗志。

考试的那一天终于来了。我下了大夜班,匆匆换下工作服,爬上队里接送考生的大卡车。几十上百号人———青工和子弟都有,老师和学生同在———分乘数辆卡车,浩浩荡荡向市区考场进发。那一年,文科生的录取比例是60比1。我仗着数学贡献给我的至关重要的58.75分,狂妄地在3个志愿栏里都填上了一模一样的大学和专业名称。最终我如愿以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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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平那年考上的是安徽大学中文系。他确实如愿以偿了,不过,“狂妄地在三个志愿栏里都填上了一模一样的大学和专业名称”这件事,确实没有发生过。他当时没有狂妄到这个程度。或者换句话说,他回忆自己年轻时的“狂妄”时,表现得比当年更“狂妄”一些。

我手头正好有参考文献,可以列出他当年填报的所有志愿。如下:

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系科(或专业)

复旦大学 中国文学 历史学

上海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历史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 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 中国历史

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学 世界史

一般高等学校系科(或专业)

安徽大学 汉语言文学

安徽师范大学 中文 历史

安徽劳动大学 历史

安徽师范大学巢湖专科班 中文

安徽劳动大学铜陵市专科班 中文

“中文”与“历史”,不仅是他首选的系科,也代表了他的理想与志趣。多少年之后,在我们同事的岁月里,他的中文功底与历史情怀,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未完待续】

胡洪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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