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展雄/文
今年是英格兰的多事之秋，伊丽莎白女王去世，首相接连换了三位（鲍里斯·约翰逊，特拉斯和苏纳克），国民经济没有起色，10月份金融市场大震荡，“股债汇三杀”。表面上，英国经济陷入泥潭是因为脱欧和特拉斯的鲁莽改革，深层原因则为产业结构失调，制造业长年不振。
不列颠传统有一套“士农工商”的尊卑等级体系。众所周知，英格兰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自由贸易主义的大本营。在近代列强争霸中，日不落帝国凭借先进的金融优势，屡屡击败小农经济的法国。
然而，英国反工商业的一面就鲜为人知了。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著作《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呈现了当今英国产业的病症，如果要更全面理解英国的重农抑商，就不得不从《英格兰史六部曲》入手，深入挖掘其文化传统。
资产阶级的“叛变”
不列颠近现代发展历程存在有一条暗线，实业家新富与乡绅门阀世家的对立，从拿破仑战争持续到撒切尔时代，一直如此。
国内经常有学者痛心于中国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没能发展起来，其实英国也有类似的情形。跟瓦特同时代的工业巨子、棉花大王理查德·阿克莱特1792年去世，留下了50万英镑的巨额遗产。他的儿子经营才干不亚于其父，却变卖了父亲大部分的工厂，购买土地和政府债归隐田园，在乡间盖了一栋宏伟的别墅。
这种做法一直到了工业革命尾声阶段。马库斯·塞缪尔是一位白手起家的财富英雄，他出生于伦敦东区的底层贫困家庭，一步步创业，创办了大名鼎鼎的壳牌石油公司，塞缪尔发财后，“背叛”了资产阶级，试图跻入贵族门阀圈子并从政，通过竞选当上了伦敦市长。
一战时期的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他经常说些社会世风日下、物欲横流之类的高调，看不起平民出身的反对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还给对方起了个外号——镀金的商贩。而讽刺的是，阿斯奎斯本人也是工商业老板后代，其父为约克郡毛纺织厂的高管，阿斯奎斯从小按照博雅教育的培养方式长大，摆脱了原有出身，便以乡绅自居。
所谓博雅教育，简单概括来说，就是从小学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熟悉从西塞罗到伏尔泰的著作，养成良好的哲学艺术品位，这套绅士精英培养体系充满人文气息。而工商业集团的人才养成体系则偏向实用，知识侧重于机械、会计和建筑工程等方面，以便未来开厂经商。如果工厂主的儿子从小接受博雅教育，然后在乡村买了块地，再娶个家世良好的妻子，那他在社会阶梯上就算有了巨大的上升。
18到19世纪的英国爱情小说，也离不开阶级跃迁这个主题。《傲慢与偏见》中的男主达西来自英国北部工业区，他的富裕身家无疑是从开工厂获取财富。但他需要班内特这样德高望重的家庭(女主伊丽莎白的家庭，家里出过牧师和官员)联姻，而名门闺秀伊丽莎白又要依仗达西的财力来维持身份地位。浪漫的爱情背后，充满了各方博弈与精打细算。
选举之战
在这种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新兴工商业集团迟迟不能得势。根基立足于广大乡间的贵族乡绅们，在资产阶级革命后也牢牢把持着大权。在一些选区，当权者毫不费力就能控制选区，这种地方名为“衰败选区”。
顾名思义，“衰败选区”经济萧条，人烟稀少，不列颠的202个选区中，选民人数在50人以下的选区有56个，51-100人的有21个，101-300人的有36个，加起来占据议席总数的约1/2。人少了就方便控制，选举结果基本可以内定，而选民人口规模大的地方，变数多且较难操控。
山区老萨勒姆（Old Sarum）有选民资格的仅为7个，著名的皮特父子首相（老皮特打赢了七年战争，创建日不落帝国的海外霸权，小皮特抵抗法国大革命，组建反法联盟）就是在这里进入政坛的。反观工业化势头最猛、经济最红红火火的四座大城市，曼彻斯特、利兹、设菲尔德和伯明翰，在议会里连一个议席也没有。
《英格兰史六部曲》[英] 彼得·阿克罗伊德 /著王喆 赵国新 朱任东 马睿 朱邦芊 王庆 /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9月这种经济实力与政治实力不匹配的格局是历史遗留问题。“衰败选区”原本也不衰败，三四百年前，往往是民生富饶、工商业发达的好地方。世事沧海桑田，随着时间流逝，繁荣城镇衰落，经济萧条了，但这些地方在议会里仍占据席位。最不可思议的是：有些地方在地理意义上不存在了，却依然享有议会代表权。位于沿海的丹维兹选区由于海浪冲刷和地壳运动，土地几乎全部沉入北海，选民册上的30个人早就迁居别处。但是按照习惯，选举投票箱仍然设在原地，于是等到大选，一位贵族提供一艘船，选民们乘船入海，到丹维兹投票。
用马克思的话来讲，英格兰工商业集团有着“资产阶级软弱性”，他们服从于重农抑商的大环境，很多人主动脱离本阶级转化成乡绅，即便是进步派系，也倾向于妥协退让，以温和渐进的方式争取利益。
1785年，各个新兴大城市的领袖人物提议，向36个“衰败选区”注入100万镑扶贫资金，换取他们放弃议席。这个方案还是小皮特默许的，他自己是靠“衰败选区”上来的，可见其改革意志，但是既得利益集团怎么可能轻易退让，否决了赎买方案。所以英国统治者不肯赋予北美殖民地议会代表权，也就不难理解了——同时期的英伦三岛本土的新兴工业城市都没有席位，更何况北美。最后华盛顿和杰斐逊喊出“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以战争和革命获得了自由。
现代学界热衷于拔高1688年光荣革命的地位，把资本主义的时间表提前几个世代，实际上“资产阶级统治”在这一个半世纪后才建立，1830年议会改革成功，多数“衰败选区”被取消资格，曼彻斯特等工业中心在国会拥有了一席之地，资产阶级这才初步掌握了权力。
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
再深入来讲，英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格局与宗教矛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理解这场权力的游戏，不能抛开教会派系因素。
首先要理清一个常识，英格兰并不是单纯的新教国家，英国基督教划分成新教和国教两个阵营，国教徒又分为倾向守旧、上层利益的高教派（High Church）和倾向改革、激进民主化的低教派（Low Church）。新教徒的派系杂七杂八更多了，清教、再洗礼派、马格莱顿教派等等，信徒诗人约翰·弥尔顿把宗教改革后的英国称作“一胎接一胎下崽的子宫”。
亨利八世本人无意于接纳加尔文和马丁·路德的新思想，只不过出于打击罗马教皇权威的政治考量，才跟天主教决裂。伊丽莎白一世因为清算了前任血腥玛丽的天主教政策，对抗天主教头号强国西班牙（无敌舰队之战），阴差阳错当上了新教的保护者。但在内心深处，女王偏向旧传统。查理一世时期，圣公会出了一个最杰出的神学家，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他熟悉各种教义理论，知识水平不输于加尔文分子。高教派就此正式定型，同时英伦三岛各教派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跟社会政治危机交织在一起，资产阶级革命爆发。
经历了内战、共和革命、复辟等一系列动荡后，英国官方形成了独尊国教、对新教既容忍又提防的政策。习惯上，民间把各路新教徒统称为不从国教者(Nonconformists)。虽然光荣革命成功后的第二年《宽容法案》颁布，不从国教者有了一定程度的活动空间，但仍被束缚住了手脚，这些人被禁止进入军队和公务员系统，也不能进入高等学府。
由于出路较窄，新教徒只能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人职业，勤恳发财致富，在木匠、金匠和零售商行当里，新教徒的比例奇高。勤俭节约、努力工作的新教伦理也有助于他们积累财富。在曼彻斯特、伯明翰等新兴工业城市，新教徒的人口比例也明显占优，贵族集团竭力保留“衰败选区”，不给曼彻斯特国会席位，这与压制不从国教者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圣公会低教派和不从国教者的基本盘是新兴工商企业家和开明派贵族，到了光荣革命后演化成辉格党；高教派通常是保守派贵族，跟托利党联系密切。但是安妮女王去世后无嗣，血缘关系近的亲戚全是天主教徒。为了保证光荣革命的成果不被敌人窃取，伦敦政坛高层跳过50多个天主教继承候选人，选择远房亲戚——汉诺威家族的乔治一世为国王，他是一个路德宗信徒。托利党内部的顽固派认为，汉诺威王朝得国不正，坚守斯图亚特王朝正统。乔治诸王只能重用辉格党，于是18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保王党不爱国王的奇观。
一个叫亨利·萨谢弗雷尔的高教派教士，狂热反对自由主义。辉格党宣扬光荣革命是“人民主权”“契约精神”的胜利，萨谢弗雷尔公开唱反调，痛骂辉格党是一帮乱臣贼子，并且谴责宗教宽容政策，认为对新教徒应当全面镇压，毫不手软。1710年，在辉格党政要的指示下，法庭审判惩罚萨谢弗雷尔，销毁其布道录并停业三年。消息传开后，高教派信徒群情激奋，上街抗议，捣毁了伦敦最大的几个不从国教者的教堂，围堵辉格党政要的家宅，还冲击英格兰银行（银行股东以富裕的新教商人居多）大厦，意图拔掉这个新教阵营的经济根基。
朝廷一方面出来维持秩序，制定《取缔闹事法》，严惩肇事者；另一方面更换内阁，撤下辉格党首相的职务，安抚高教派势力。
10年后，经济史著名的南海泡沫发生，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炒股参与南海投机，亏损后说出一句名言：“我可以计算天体的运行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
在这场人类最早的金融泡沫里，举国上下癫狂，寡妇拿出养老本投资，公司股价从最高点的每股1000英镑以上下落到泡沫破灭后的每股124英镑，成千上万个家庭损失惨重，社会大众敌视金融业以及金融业背后的新教商人。
英国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与独尊圣公会的宗教格局互为表里。新教徒要想摆脱二等公民的地位在社会金字塔往上攀登，最可行的办法是同样是接受博雅教育，在乡村买一块土地，摇身一变变成文质彬彬的乡绅。
经济学巨子凯恩斯一家就是这样的转型典范，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泛英格兰的资产阶级先天发育不良，他们因信仰遭到统治阶级的排斥。作为以工商业营生的不从国教者，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通常要另谋出路以求得保障，同时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也受到抑制。
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伦三岛逐渐衰落，失去世界工厂的头号宝座，跟这个现象有着莫大的联系。同样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的公司体制发展晚于美国，职业经理人和企业所有人的分离制度在工业革命后期开始，直到1880年代，伯明翰才诞生四家责任有限公司。
1886年，诺贝尔炸药托拉斯是英格兰唯一一次重大的公司合并。北美在镀金年代就有了巨头托拉斯企业，而英国要进入20世纪后才出现。整个19世纪，不列颠岛的大多数工厂规模较小，只有巴罗因弗内斯市的维克斯造船厂和泰恩赛德的惠氏-阿姆斯特朗工厂规模较大。到了20世纪初，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工业区，超大型工厂（标准为雇工超过1万人以上）的数量只有6个，不仅远远少于北美五大湖工业区，也少于圣彼得堡、都灵和德国莱茵工业区。
到二战后，英国的工业创新力明显落后于美国，生产效率降低，社会陷入滞胀状态（同时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两种问题），这种滞胀状态持续了近三十年，专家们称之为“英国病”。
这种病症的表面原因是福利国家开支过大、日不落帝国解体，更深层原因却在于英国的重农抑商传统，当它还是世界工厂的时候就存在缺陷，并在盛期就埋下了衰落的病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