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45年,中国人财富增长的“黄金时代”

致富45年,中国人财富增长的“黄金时代”
2023年10月01日 08:49 经济观察报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静 田进 宋笛

周国柱很怀念曾经在义乌闯荡的日子。

作为周顺鞋业的创始人,周国柱常津津乐道的往事是:义乌24个摊贩用“门板”击败了当地最大的百货公司。1980年代,周国柱和伙伴们每隔几天就从路桥或温州进货,在义乌街边架起一块门板,摆上10来双鞋叫卖起来,卖完再去拿货。

那时候,义乌就只有一家百货公司。周国柱说:“我们不需要像百货公司那样支付员工工资,就是靠自己起早贪黑,不怕辛苦、不怕脏。同样的鞋,我们的价格远低于百货公司,消费者肯定会选择我们。”

义乌百货公司,就这样被摊贩们击败了。

1980年代初,当联产责任承包制在农村逐渐普及之时,城市也开始出现松动和变化,“个体户”这个名称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

1970年代末,大量返城青年就业困难成了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群体的生计,政策的空间徐徐打开。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提出“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个体工商户”这个称呼载入了中国经济史册,个体私营经济就此起步。

自此,从南到北,一朝风起,城市中那些没有稳定生计、又具备一定技能的人们开始踏上谋生之路。

1980年10月,北京市领照营业的个体户已有1992户,比1979年底增加了4倍;1980年11月4日,北京市政府决定允许个体户从事餐饮、小商品贸易等经营活动。1980年12月,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10101号,这也是中国第一张个体户营业执照。

在最初,个体户饱受争议,对于刚刚从计划经济和无所不在的公有制中脱离出来的人们,对个体户的“私”的特征,仍持有负面的评价。1983年,党中央领导还曾经就此发表过《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著名讲话,其中鼓励个体劳动者说:“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荣豪迈的事业”。

在80年代,城市中的个体经济和农村的乡镇企业,是中国第一批“万元户”的诞生地,也正是从“万元户”这个称呼开始,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个人财富的价值,尽管在邓小平南巡之前,对个人财富、个体经济的看法和政策时有摆动,但人们身边不时崛起的“万元户”以及其象征的财富、能力和丰富的物质生活,已广泛引发国人对财富的渴望,它撞击着既有的观念,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1995年,在朋友的推荐下,李健行揣着两万元杀入股市,买的第一只股票是刚刚改制的深纺织A,然后轻松地在这支股票上赚了几百元,这抵得上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

1980年代的创富草莽期后,1990年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开启,带来了一个新的创富时代。

1990年12月,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接连开市,无数中国人带着发财致富的初衷,闯入这片梦想与遗憾之境。股票市场代替了“个体户”,成为了中国人另一个创富圆梦的途径。1992年,“股票认购证”在火热的深圳掀起了轩然大波,百万股民涌入深圳,在改革开放史上留下了令人深刻的一幕。

经过1992年监管的完善和此后两年股票市场调整,当李健行进入股市之时,整个市场已经开始成熟,这一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国股市总市值突破了10000亿元。

彼时,李健行所在的城市仅有一家股票交易所,开户需要两万元资金,这可不是一笔小钱,要知道,直到1995年,中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仅有4283元。

交易大厅里有一块实时更新股价的大屏幕,人们带着小马扎,坐在大厅里盯着这块几秒钟就刷新的大屏。大厅里也提供零星的经济类报纸和各色“专家观点小报”,当时还没有大户室,人们只能猜测大厅里哪一位可能是大户,然后再跟随大户的脚步买进。一个通行的策略是:哪支股票还没涨就选哪支。李建行还记得,交易时需要排队在柜台填写交易单,再由柜台人员买卖。

经过几年的摸索,李健行对市场行情有了判断。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受此影响,A股、港股均出现波动,人们似乎担忧邓公去世会否影响改革开放大局。

“我的判断是不会,大趋势已经形成了,不可能变的。”李健行下了决心,抄底买入四川长虹,而买入这支股票的原因是:彩色电视开始逐渐成为中国家庭的标配,他判断家电企业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无论买入原因是否准确,市场最终证明李健行是对的。四川长虹从1997年2月的5元左右涨至6月底的14元左右,涨幅接近3倍。这是李健行投资生涯中值得着墨的一笔,时至今日,李健行还清晰地记得这些细节。

2006年到2007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中国股市迎来一波前所未有的牛市,沪指最高站上6124点。财富效应让中国人涌入股票市场。这一年,股市新开户数达到了3800多万,比2006年增长了3500多万,开户数突破了1亿人。

李健行对于当时的热潮印象深刻。似乎买什么都能涨,大量不了解股票市场基本知识的人也涌了进来,一位朋友用20万的本金赚到了10倍的收益,这让李健行这位资深股民“相形见绌”,“经历过股灾的股民都更谨慎,不少人都在4000-5000点跑了,谁能想到后来还能上6000点”,李健行记得当时流行一个故事,就是数交易所门口的自行车,如果堆满了,就是该“跑”的时候了。

很快,新入场的数千万股民就经历了中国最为剧烈的一次牛转熊。一年时间中,沪指从6000多点下降至1600余点,无数人的财富梦想随之崩塌,被中石油套牢成为了中国股民第一次广泛共鸣的经历,也成为了一代股民的宿命,一些股民再没有机会解套,被套牢的股票留给了下一代。

2022年,中国A股投资者突破2亿(注:2016年投资者数量突破1亿),但新增开户数呈现放缓迹象。2023年中国股市陷入了低迷,一系列政策出台,仍未能转牛。

作为一位资深股民,李健行坚信,只要政策进一步调整,股市总会起来的,比如延长交易时间或者是尽早成立股民们热议的“平准基金”。

尽管在中国居民财富配置中,权益资产占比逐年上升,但仍远不及在房市的分量,对很多资深股民而言,对A股的持续投资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与其人生紧密相连。

股票市场曾给李健行的生活带来一些颇为巧合的改变。比如在美国科技泡沫带动中国科技股票上涨时,手握两支科技股的李健行,给上六年级的孩子买了台电脑,他的孩子由此开始自学编程技术,此后还在竞赛中获奖,成年后的职业生涯也与此相关。“股票账户涨得好,老百姓就敢花钱一点。”李健行总结说。

王晨在44岁时实现了自己的FIRE生活。

FIRE是 FinancialIndependence,RetireEarly的英文简写,意味着一种经济独立、提前退休的生活。

尽管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6年,但王晨已经通过储蓄和投资,拥有了北京的4套住房、1套别墅和相当的存款。因此,他选择离开职场,享受生活。

王晨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自小在西二环附近的百万庄生活。1996年,刚刚进入大学的他,便开始在离家不远的海通证券炒股。早期的交易所尚未引入网络交易系统,每周一到周五,他都会在课余时间赶到证劵公司,用笔在单子上写下需要买卖的股票代码和价格,然后交给工作人员完成交易。

在股市沉浮数年后,王晨在2003年进入另一条财富通道,一条真正决定几乎所有中国人此后财富状况的通道。

1998年,几经摆动的房地产政策确定了方向,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结束福利分房制度,商品房时代正式开启。

一些嗅觉灵敏的人看到了其中的市场空间,将有限的家庭资金投入到买房上。2003年,购房热已经在普通市民中涌现,北京大街小巷的杂志报刊上登满了房地产广告,“东城区的和平新城8800元/平方米、西城区的阳光丽景7660/平方米”,无论是新开发的楼盘还是二手房交易信息,都在这些广告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中国房地产迎来第一个黄金时代。王晨记得:“那时候通州的房价不过才2000多元/平方米,北京市的商品住宅的成交均价也才4000多元/平方米,而报纸版缝中多的是二三十万一套的二手房,甚至一些开发商也打出零首付的招牌吸引着购房者。”

王晨也在第二年购买了南三环彩虹城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当时每平米价格在三四千元,贷款购入,因为价格低,所以三四年就还清了贷款。”王晨说。

之后,随着王晨进入一家投资公司工作,收入逐步提高。他和他的家庭也抓住了房地产市场的红利期,买房、租房,利用收益积攒下首付再贷款购房,如此循环,分别在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都购置了房产,并在丰台购买了一套别墅。在这一期间,如果股票有盈余,他也会拿出部分现金支持家庭的购房计划。

王晨的家庭财富增长最快的阶段是2006年至2016年这十年。在这期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整个中国经济都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家庭资产也大幅增值。

王晨说:“以我2008年结婚时为例,当时正在举办奥运会,北京房价迎来一波下跌。我看准机会迅速购入远洋·沁山水一套160平的房屋,当时均价大约在11000/平方米,目前该房产价格涨至100000/平方米。”

“而同样在2018年购入的南苑机场一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房屋总价是65万元。仅仅两年后,就以120万元的价格出售了这套房子,实现了翻倍增长。”王晨认为,只要在2010年之前完成第一次房地产投资,即使后续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资产不断增加。但他也强调,“如果只看到这点,忽略了几次转折时刻所具备的勇气、魄力和常识,那也是片面的。”

当“房住不炒”在2019年成为楼市的主基调,王晨开始进行新一轮的资产配置。在他看来,北京房价已经达到峰值,即使有所上涨,也难有较大的上涨空间。于是,他说服父母卖掉了一套位于北四环的小房子,获得了490万元的房款,并将这笔资金部分用于还清房贷,部分存入了一张大额存单,最后将剩余的100万元投入了股市。

王晨认为,他目前这个举措是正确的。“从2019年开始,我逐渐加仓股市,然后在接下来的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基本上都取得了盈利。尽管2021年行情是糟糕的,但平均下来这三年我赚了大概有40万至50万元。”对于提前退休后如何保证生活品质,他认为无须担忧。凭借目前的资金配置,包括房租、存单利率和股票收益等,足以覆盖家庭的生活开销。王晨说:“我认为,一个家庭在达到某个阶段后,最大的追求目标是稳定,也就是增强抗风险能力。尤其是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45岁。无论是股市还是之前的房产投资,人们都应该有自己的节奏。在需要冷静的时候保持平静,在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再积极出击。”

王晨会经常性地提到康波周期,并强调目前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时代赐予的。“如果你处在那个时间点,也会是这样的结果。”

改革开放的45年,是中国人理解个人财富、追求个人财富、积累个人财富的45年。

从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农村从“大锅饭”的时代中走出,“包产到户”让私人物质财富积累的念头在广袤的土地上衍生;1980年代,城市中兴起的个体户和乡村里崛起的乡镇企业,让经营的权利重新回归到人们的手中,具备一定技能和才识的人们,可以在广阔的市场中掘得第一桶金。

1990年代,百万人涌入深圳点燃了国人对于股市的财富想象,嗅觉灵敏的人们先行冲进了尚不成熟的市场,大浪淘沙下,少数人成功了,更多的人们则在指数腾空的那一刻,义无反顾地将资金和致富的幻想莽撞地抛入其中,用漫长的人生等待奇迹发生;2000年后,中国人迎来了覆盖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波财富浪潮——房地产,房价此后持续20年的大涨几乎塑造了两代国人的财富观,买房时机早晚不过一月的差池,就会演变成人生再也难回头的岔路口,在穿过几个路口、踏对几波周期后,城市中形成了一批中等收入阶层,他们拥有稳定的收入和可观的财富——尽管大部分在房产上。

45年改革开放路,并不仅仅成就了少数人的暴富梦想,更重要的变化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这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国家,开始真正摆脱贫穷的困扰,整体性地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元,到2023年已经增长至36883元,这只是收入部分,45年来,中国家庭还积攒了巨量的存量资产,2016年社科院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住户资产总量已经达到358万亿元。

45年间,从彩电到空调,从电脑到手机,从汽车到房产,人们开始享受财富增长带来的物质生活的丰饶。与此同时,个人财富以及其竞争所带来的焦虑、痛苦乃至于对财富的不满,也充分显现了出来,这种情绪甚至于会短暂遮掩四十年致富路的巨大成就。

但是,不能忘记的是,正是改革开放45年,充分调动了国人的致富热情,才让蛋糕越做越大,才为更公平的分配提供了物质基础。截至2020年,中国仍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这条致富之路,仍需继续前行。

(文中李健行、王晨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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