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文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最近的绩点改革试点，又吹皱了高等教育的一池春水。这一改革的核心是，从2020级起，北大生科院在本院开设的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实验和实践类课程的成绩评定中推荐采用等级制，而不是绩点制。近年来国内一些高校也在绩点制变等级制方面做了不少探索。
所谓绩点，指的是“Grade Point Average”（GPA），也就是平均学分绩点。绩点设置的初衷，本是一种化圆为方的方式，通过对分数进行区间分类和切割，判定学生学习效果的一个大致区间。A或优相当于4.0，B或良相当于3.0，C或合格相当于2.0。如果一个学生说自己的绩点是3.8，我们一般认为他很优秀。
问题在于，这个原本希望把过于细碎的百分制转换为区间评判的设置，在一种优绩主义的内卷导向下，开始了它的反向运动。比如90分以上，都是4.0；86-89，对应的就是3.7；83-85，对应的是3.3；80-82，对应3.0；依次递推。原本希望对学生进行整体评价的制度设计，由数个间断点、不连续地围成的几个板块，反而会在极限内卷的环境下轻易“破功”、分数膨胀、怪象迭出。
每逢期末，以出国、保研各种理由“套磁”老师希望高抬贵手多给几分的邮件就会达到一个高峰，这是优绩主义之下学生的油腻。教师的油腻则表现为，他们“经验老到”地选择避开某些分数点，精准地在绩点制指挥棒下踩出合适的节拍——87分、88分比89分好，因为同样是3.7，89分距4.0就是一分之遥，一分之微而不予，当然是“拉仇恨”更甚。凡此种种精致的、斤斤计较的“争取”和精细的、锱铢必较的“算计”，真个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叹为观止。
2018年6月，教育部曾经召开过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那次会议提出了“以本为本”的定位，即坚持高等教育以本科教育为本。进而明确了“四个回归”的方向：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在回归常识这部分，明确讲到“要围绕学生刻苦读书来办教育，引导学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改变轻轻松松就能毕业的情况，真正把内涵建设、质量提升体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上”。2021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双减”新政出台。2022年秋，教育部门又提出“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拉出这样一条时间线便不难看出，近年来国家教育改革的方向是逐渐清晰的，义务教育“双减”的同时们也要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高等教育要合理“增负”。
合理的限度在哪里？如果我们的指挥棒让已经成年的大学生还在沿着中小学生都逐渐远离的轨道为了那点毫无意义的分数低水平重复和内耗，那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评价机制。
其一，增加教师评价的自由度。各高校普遍存在对成绩的“正态分布”或优秀率的限制，北大生科院此番改革也并没有改变此前单门课程成绩优秀率不超过40%，不及格率不超过5%的限定。这一限制的合理性在于，所有人都优，也就是所有人都不优，同时也有损评价的可信度。一所大学如果能够在成绩评判和计算GPA时严格把关，那么学生转专业、保研或许都不需要再专门考试，只需划定一个数值下限后再通过面试选择即可。但是也应当注意到学生学业表现在整体上超出或低于预期时，教师应当有对成绩分布进行调整的可能性和自主权。
其二，增加过程评价的比重。课程建设有其自身的规律，大学课程建设尤其需要避免高中化。很多课程不是通过细碎的知识点考核学生的记忆力，而是重在考察测度学生的创造思维。由此而论，则大学课程就不应当是到期末考试一张纸上去“数星星”、“找得分点”、一张试卷论英雄，而更应加大课堂讨论、课程论文的量度和比重。注重知信行相统一的综合评价和过程评价，改变对期末考试成绩的单一要求、机械评价和硬性规定。
时代正在巨变，我们的教育不能视而不见，变革的紧迫性越来越强，包括北大在内一批高校的探索值得尊重。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