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衡山/文 中文媒体在报道202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时，把该奖项名下的获奖小说题目翻译成《黑幕》。这部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助理教授贾斯廷·托雷斯（JustinTorres）创作的小说的英文题目是Blackouts。字面意义是“停电，断电，或因灯火管制造成暂时黑暗现象”，也可引申为“暂时失去直觉，眼前一片昏黑”。另外，也可指“抹除，抹掉”，尤其是当该词用作动词时（toblackout），这个词意则更为常见。如果我们注意到小说题目用这个词时，用的是其复数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可以表明一词涵盖多个层面的意义指向。可以推测，这也是作者的意图。 从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上看，这种一词多意的内涵方式可以用来概括这部作品的一个显著写作特征，同时也表明作品的多重主题，甚至是多样化的政治意向。
这是一部描写同性恋内容的小说，其核心故事来自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但是，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小说，作者并没有一开始就从历史时间的角度切入，讲述故事的发展，而是虚构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叙述者，另一个是讲述者。前者讲述后者的故事，后者则叙述与历史事件有关的故事，两者交叉，互相映照，中间又穿插了两位说话者自己的故事。所以，整个叙述过程显得扑朔迷离，两个人的讲述互相打岔，断断续续。从读者的角度而言，或许要耐着性子在懵懵懂懂中往下读，直到某一个点，突然醒悟。这就有点像是在一阵短暂停电后，突然亮堂起来，又抑或是经过一阵短暂的意识失去后，突然明白过来，眼前一片显豁。
有评论关注到小说的多模态叙述形式，这是因为作者在文中插入了诸多图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种注释作用，文图相关，看图思文，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理解。但这不是一般的插图，而是取自各种各样的史料，或者是与故事相关的材料，作者在正文后有一个详细的注释，说明这些插图的来源。插图中内容最多的是有关一份文件的图片，显示的是一些很多文字和句子被抹除掉了的文本。很显然，小说题目所提示的意思之一在这些图片中得到了强烈的暗示，“黑幕”就在这里！
这份文件的正式题目是“性变体：同性恋性行为研究”。这是一本出版于1941年的书的题目。小说故事的主要内容与此书有密切关系，有关此书的真实人物也出现在故事中，成为主要人物之一，并且使用了历史人物的真实姓名。小说情节的历史探究深度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围绕这本书的故事叙述则超越了历史本身，不仅与历史而且也与当下发生了既有深度也有厚度的关联，这是小说的意义所在。
1930年代，美国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位女同性恋者的贾恩·盖伊（JanGay）完成了一项女同性恋者的研究，为此她做了三百次的采访，写下了7万多字的研究报告。她想出版她的成果，但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她需要一个有科学背景的人的支持，给予她足够的让人能够看到其研究可信度的条件。换言之，单凭她自己的身份——她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已经秘密地与另一个女性结婚，后者是一位儿童作品插图画家——不能让学界接受她的研究成果。在那个时候，无论是社会还是学界对同性恋都抱有很深的成见，尽管有关性的研究早在192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德国犹太裔内科医生和性学研究者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Hirschfeld）在1919年于柏林创办了性学研究所，收集了大量的研究数据和材料。盖伊本人曾前往柏林专访该研究所，她的研究也采用了赫希菲尔德的研究方法，但因其身份所限，依然不能让她的著述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她找到了一位性学专家、同时也擅长妇科的狄金生医生（RobertDickinson），请他为其背书，提供科学上的证明和支持。但是，在狄金生看来，盖伊的研究不值一提，但收集的材料很有用，特别是能够为其所用。简单来说，可以用来佐证其时所谓的科学界对同性恋的定义，即同性恋是一种性行为上的病态现象。于是，这位医生专门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成员有各类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包括盖伊本人。但于她而言，这只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办法，在强大的“科学势力”面前，她无能为力。最后，这个委员会由一位心理分析师乔治·亨利（GeorgeHenry）领导，并扩大到了对男性同性恋的调查，最终在1940年代初出版了调查报告。用亨利的话来说，调查结果认为同性恋是一些与社会规范不和谐的人，但可以通过从职业、心理和制度方面入手进行矫治。换言之，调查结果还是把同性恋归咎于病理问题，当然更多是属于心理层面的。值得注意的是，出版后的调查报告属名乔治·亨利，几乎抹去了盖伊的作用，不提她作为肇始之人的重要性，在新的调查过程中，盖伊也慢慢失去了控制力。更重要的是，调查结果与盖伊原来的意图完全相反，她做这个调查的初始缘由是想让社会听到同性恋者的声音，让社会承认他们的存在，看到其正常的欲望与行为。一份源自一个民间的带有一种天真意愿的行动在社会“正常”话语的干预下，最终被纳入了更为“正常”的社会认知中。
贾斯廷·托雷斯的小说拥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这不仅仅在于他看到了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在同性恋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一个个案的阐释作用，也在于他深刻意识到了社会话语的塑形力量，对人的行为的控制力，而这其实关涉到性与性别观念在社会上的流行。作为一个小说家，托雷斯的目的并不是展现历史的具体发展线索，而是用文学的手段，还原一种场景，用人物自己的话语和行为讲述与历史相关的内容，在活生生的语境中，让读者看到当时当刻涉事者的心态与心理，这应是对大多由数据和客观描述形成的历史撰写的最好的注解，也是文学可以发挥的作用之一。《黑幕》在这个方面扮演了一个出色的角色，透过一些细节刻画，我们进入了历史的缝隙之中，体会到了贾恩·盖伊的无奈与抗争。一个活的人物从历史中走了出来，翩然而至。
她的故事是通过讲述者之口说出来的，但一旦故事说出，情节便独立成章，与通常的第三人称叙述并无二样，那是因为作者采用了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并置的方式，让情景似乎扑面而来，如果考虑到这里说的是“讲述中的讲述”，可以看出作者在叙述方式上显示出的高人一筹之处。盖伊在让狄金生医生看了她的研究材料后，后者直接告知：“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恐怕你的东西一钱不值”。尽管语气稍显委婉，但高傲的态度暴露无遗。但同时，讲述者又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这位医生的心里所想，他并不愿把自己的名声借给对方，对此他毫无兴趣，但盖伊所掌握的材料，尤其是她建立的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地下联系网络，这些太有价值了，不能轻易放过。所以，很快他转而讲起了好听的话，赞扬起眼前这位年轻女人的勤勉努力，同时又告诉她他们可以一起工作，让她有所受益。最后，盖伊同意了。讲述者接着从第三者的角度说道，这个所谓的合作最终将让她感受那难以接受的挫折。不过，同时，讲述者又从当时的历史场景的角度推断，盖伊在那一刻相信自己看到了一线机缘的到来。需要指出的是，在原文中，前面的“挫折”与后面的“机缘”用的是同一个词：break。这个英文词在做动词时可以指“压垮，让人感受挫折”，在做名词时，可以表示“机遇，机缘（非正式用法）”。这种一词两用的巧妙之处在于直指主流话语的规训效用。此外，break还有“驯服”的含义。尽管只是一个简单的情景，但作者要表达的意图是明显的。
从历史上来看，关于同性恋的正式看法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变化过程。1952年美国心理分析学会在其《心理问题诊疗与统计手册》上把同性恋定义为“心理紊乱问题”，1969年6月在纽约爆发了“石墙酒吧暴乱”事件，在民权运动高涨的大背景下，同性恋及其一些支持者与警察的对峙行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1974年的修改版手册上把定义修改为“需要自我调整的同性行为”，此后在1980年和1987年的两次再修改时依然保留从自我调整中透露出的需要诊疗的定义，直到2013年版完全排除了诊疗手段的使用。在小说中，讲述者在与叙述者的对聊中提到了这个变化过程。很显然，作者让故事中的人物不忘对历史的关怀。与此同时，作为主要人物的盖伊则也经历了心理的变化过程，与上述历史过程形成了一种互相关照的关系。讲述者透露，尽管她参加了“科学的调查”过程，但心中明白其中的问题：“我逐渐意识到深信一种观点能够发挥的力量所带来的代价”，这里说的是以狄金生和亨利为代表的主流看法的影响力。她开始在自我幻想与逃离之间徘徊。幻想她参加的工作能带来一些变化，但同时也想着逃离这种卷入，但对她来说，她无法做出选择。她很清楚，这个调查如果没有她的原初贡献则根本无法进行，但在亨利这个领导者看来，她的在场只能给研究带来一些混乱。她要抗争，要表示自己的立场。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一提，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法令，要求女性不能穿裤子，只能穿裙子，但裙子的口子开得很小，限制了走路的速度。盖伊回家后一把把裙子撕烂了。在身体方面，她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信仰裸体行为，曾写过《关于走向裸体》的专著。不过，这样的抵抗并不能改变正在进行的同性恋调查过程中的主流话语的分量。讲述者于是进一步提及盖伊自己开始行动，另起炉灶，试图写出一个不同的本子，用以反对主流话语的结论。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讲述者的猜测，在其描述盖伊的抵抗想法时，我们看到的都是虚拟语态的呈现。不过，从另外一方面而言，这种描述本身在起到把历史语境化的同时，也表露了小说作者的态度，盖伊的不屈服立场在文学性很强的情景描写中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样，作者用一语双关的方式表达了对主人公的深深同情与敬意：“她回家来，她跌跌绊绊地，她身体倾斜”。心中压抑不住的愤懑不由自主地表现在身体的动作上，需要解释的是，这里“身体倾斜”一词用的是“tip”一词，而这个词同时含有“透露消息”之意。很显然，作者是要表明关于盖伊这个人物的言行与心理描述不仅仅是帮助我们进入历史语境，更重要的是透露一种消息，也即斗争精神。事实上，尽管主流话语抹去了盖伊的作用，甚至是她写下的很多文字，但是她的努力最终还是留下了诸多痕迹，为后来者提供了精神食粮。当然，这需要从历史的缝隙中挖掘出她的遗产，而这需要一种新的历史观，一种深入社会底层看到历史留下的某些痕迹的眼光。
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知晓讲述者关于盖伊的叙述为什么还扩大到了她的出生和成长背景。她从小身上就散发出一股野性，既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也加入了女性步枪俱乐部。与此同时，读者还被引入到了一段关于她父亲的叙事，一位历史上曾经大名鼎鼎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穷人医生”（专为流浪汉提供医治的医生）本·雷特曼（BenReit－man），他同时也是另一位历史上名头更大的女性无政府主义者艾玛·葛德曼（EmmaGoldman）的情人。之所以小说要提到葛德曼这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那是因为盖伊的同性恋倾向来自对这位著名女性的热爱。小说由此更进一步深化了历史背景的描述。但很快，讲述者口锋一转，另一个更加有关联的历史场景出现了。1927年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的工人因反对当局对工会的禁言，上街集会，遭遇警察阻拦，发生激烈冲突，双方都有死伤。雷特曼到现场发表演说支持工人。这场冲突被认为是带有深刻阶级属性的斗争，是工人争取权利的政治表现。通过讲述者的描述，小说展现了冲突的现场以及雷特曼被殴打致伤的情况，可谓起到了让读者身临其境的作用。为什么要在讲述盖伊故事的同时，插入这个场景？如果联想到盖伊的行为本身也表现了争取权利的精神，那么就不难理解有其父必有其女这个逻辑背后的社会语境。雷特曼的斗争行为在作者看来也是盖伊需要继承的精神力量，在为底层人呐喊这个层面上，父女走到了一起，尽管实际上，从一出生，女儿就被父亲抛弃了。很显然，作者是在为同性恋的斗争找寻更多的同路者。这是小说暗示的一种政治策略。放置于当下背景来看，这种政治策略则体现了身份政治的需要，正如同性恋历史研究学者迈克尔·布隆斯基所言，同性恋话语在当下的凸显是应和了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少数裔对自己发声权的维护运动。由此来看，小说中被讲述的历史其实有着很强烈的现实感。
从更广泛的角度而言，要了解美国历史，这些曾被边缘化甚至被抹去痕迹的群体的历史也是需要被了解的内容。离开这部分人的历史就不是完整的美国历史。可以说，小说的用意之一与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重写美国史（revisioningAmericanHistory）的主张不约而同。但同时也要看到，重写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突破阻碍需要更多的发声与重新发现。由此，可以体悟到小说叙述方式的用心所在。上述关于历史人物的叙说，并不是通过完整的故事讲述表现的，而是在叙述者和讲述者的对聊中，通过片段的闪回方式，用类似拍摄短电影的形式，一点一点透露出来的。这种叙述方式本身暗示了历史发展的艰难过程，突破主流话语的限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小说采用了一个老套的路数来讲述盖伊以及她的研究著述被发现的过程，讲述者在其病房里有一次偶然得到了那本《性变体：同性恋性行为研究》。要指出的是，这是一个保留了被抹除痕迹的文本，他于是意识到了其中暗藏的历史。这与其自己的身份有关，因为他也是一个同性恋者。于是，他召唤了叙述者的到来，他们两人曾经羁留在一个矫治机构里，被迫接受治疗。叙述者自述，一翻开那本书，他就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讲述者是一个老人，这时已处在弥留之际，叙述者从他手里接受了把这个盖伊未完成的工程继续下去的任务。这个虚构故事一方面是为了文学表现手段的巧妙使用，另一方面，显而易见，则是蕴含了作者在政治意向方面的用意。贾斯廷·托雷斯本人是一个同性恋者，在叙述者身上投入了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更重要的是，小说的故事架构表明了其身份所呼唤的一份社会责任感，一种要求获得正常人待遇的尊严。他要发出声音来，而历史则提供了一个可以找寻得以发声的有力渠道。正如小说中叙述者所说的，他看到的不只是一份“遗产”，而是一种“颠覆”力量。所谓“颠覆”，当然针对的是至今依然存在的主流话语的压抑。“颠覆”得以可能正是因为相关的故事被接连不断说了出来，这或许也是叙述者的言外之意，更是“黑幕”需要不断被揭示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