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禝/文 雨果在而立之年创作《巴黎圣母院》时，势如破竹，一气呵成。1872年，年已七旬的雨果以1793年旺岱地区叛乱与反叛乱的残酷斗争为背景，构思了一个极具悲剧性的故事，又是一呵而就。这部作品较之他的其他作品，不枝不蔓，情节更加紧凑，戏剧冲突更加突出。“九三年”即法国大革命第四个年头——1793年，雨果是这样定义这个年代的：“九三年是欧洲对法兰西的战争，又是法兰西对巴黎的战争。革命怎样呢?那是法兰西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兰西。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期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其余时刻更伟大。”这里所谓“法兰西战胜欧洲”是指新生的共和国对欧洲反法联盟的胜利，“巴黎战胜法兰西”是指共和国对外省贵族叛乱的胜利。
一
1793年5月，共和国红帽子联队的一个分队在布列塔尼森林里搜捕叛军时收留了带着三个孩子无家可归的农妇米舍尔·佛莱莎。她的丈夫死于战争，家园毁于战火。这时，原布列塔尼地区的大领主80岁的朗德纳克侯爵正被保王党亡命之徒悄悄地护送到旺岱，他的使命是领导叛乱。一到旺岱，他便指挥叛军血洗了共和军驻扎过的村庄，并掳走三个曾被红帽子联队收容的孩子当人质。
面对叛乱，巴黎领导机构派出了贵族出身、但背叛了本阶级的郭文负责追剿，他恰是朗德纳克的侄孙。为监视郭文，他们又任命西穆尔登为驻郭文司令部的全权代表。此人恰是郭文以前的家庭教师，对郭文爱如慈父。郭文率领红帽子联队粉碎了朗德纳克策划的叛乱，并把这个匪首——他的叔祖困在他们祖传的堡垒中。朗德纳克手下的残匪声称，一旦堡垒被攻破，他们就烧死那三个作为人质的孩子。最后，堡垒被攻破，残匪也点起了火。而朗德纳克却从暗道逃走。死里逃生的米舍尔·佛莱莎为寻找孩子，历尽千辛万苦赶来，眼见三个孩子要被烈火吞噬，痛不欲生。红帽子志愿兵虽奋力抢救，无奈被锁住的铁门挡住。朗德纳克被孩子母亲的哭号打动，返身回到起火的楼上，打开门，救出孩子，同时也落入共和军之手。郭文矛盾之极，他认为朗德纳克为救孩子被捕，是人道的行为，因此违背法令放了他，而自己甘受军法处治。西穆尔登根据共和国法令监斩郭文，但在刽子手执行的一刹那也开枪自尽了。
郭文、西穆尔登和朗德纳克是小说中两个敌对阵营的三个主人公。
郭文出身贵族，却接受了共和思想，忠于共和，是家庭、阶级的逆子。他是雨果的“宠儿”，雨果赋予他“大力士的外貌，预言家的严肃目光，孩子般的欢笑”。他既有女性“柔弱的风度”，又能手握军刀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在战斗中，他骁勇善战，有组织才干，敢于大义灭亲。他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一个年轻的圣人”。在法国大革命这种时势造英雄的时刻，郭文无疑成为一名共和国优秀的军事将领。郭文又是雨果抽象人道主义观念的化身。他认为宽恕是最美好的字眼，即使在打仗时，他也绝对按照人道主义行事：他释放修女，因为他不和女人打仗；他不肯把狂热的老教士交给革命法庭，因为他不跟老人打仗；他要释放王太子，因为他不跟小孩儿打仗。他担心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会给“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共和国的圭臬披上恐怖的外衣。其实，这正是雨果的顾虑。雨果没能给他心爱的人物找到更好的出路。
西穆尔登则来自下层，当过教士，是道德、理性、无私、正直的典范。虽然科学破除了他的宗教信仰，但教士生涯、宗教戒律却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高尚的人格总带有一抹宗教色彩。他纯洁，“满身是道德和真诚”；他博学，几乎通晓全欧语言；他是博爱的化身，不曾恋爱，没有家庭，把祖国视为家庭，爱受难的人们，愿为他们而牺牲；他憎恨谎言、专制和神权，向往终结人类悲惨命运的未来；他相信矫枉必须过正，喜欢走到极端；他铁面无私，即便是他心爱的学生对敌人发了慈悲，他也不能原谅。与郭文不尽相同的是，西穆尔登理智过人，从不滥用仁慈，对革命的艰巨性和残酷性有着清醒、冷静、深刻的认识。他深知:“革命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西穆尔登以其博爱精神、铁石心肠和刚直不屈的人格深得贫苦人民爱戴和信任。
朗德纳克是贵族势力的典型代表。革命前他是布列塔尼地区的一个大领主，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仇视启蒙思想，仇视革命，为扑灭革命不惜出卖祖国。他残暴、专横，不容人反驳，他的名言是:“如果你们中间有一半人反叛我，我就叫另一半人枪毙你们。”但朗德纳克却不仅仅是一个残暴的人。他强悍、精力旺盛，“有着四十岁人的精力和八十岁的人的威仪”，在战斗前沿他能像小伙子一样抬木头，运石块，并且总是最后撤离战斗。他是一个鼓动家、指挥家，善于蛊惑人心；他对部下赏罚分明，绝不宽恕失职行为；他老谋深算，在残酷的斗争中头脑比郭文更清醒：“打仗时敌人会使你高兴，那是非常荒唐的想法。”朗德纳克与革命不共戴天的立场和他居高临下的气场，令愚昧的农民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使他成为叛匪的核心，也使他成为共和军最凶恶的对手。
通过这三个人物之间的缠斗，我们看到雨果在人道主义价值观与大革命现实之间似羝羊触藩。
二
在雨果看来，大革命的爆发有其必然性，这场革命是正义的：“要发生的事情总要发生的，要爆发的风暴总要爆发的。”米舍尔·佛菜莎一家的境遇是革命前旧制度下法国农民处境的缩影。她的父亲只因捉了爵爷的一只兔子就险些被判死刑，还是因为爵爷“开恩”才免于一死，但被打成重残。她的祖父因为是新教徒，被本堂神父关到船上做苦工。小说中隐居森林的退尔马克曾看见一位有七个孩子的父亲只因开枪错打了国王的一只鹿而被吊死……暴虐统治孕育了革命的必然性。
雨果历数法国大革命最高领导机构国民议会的功绩，歌颂革命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法国大革命“以自由、仁慈、理性、真理和爱”为原则，宣布“普通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础，普遍的良心是法律的基础”。国民议会废除了奴隶制，创办老年人救济院、邮电所、研究院，颁布了义务教育制，收容孤儿，关注残废人……这一切都使这一大革命的最高机构“放射出光芒”，雨果因此视国民议会为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崇高的政治机构。他把旺岱地区的斗争表现为两种力量的对抗：“一边是法国大革命”，是“无与伦比的巨大事变，这场事变是摧毁旧事物的狂风暴雨，是文明的怒潮过度的猛烈进步，是无法衡量和无法了解的改革”。另一边是贵族保守势力和被他们愚弄的半开化的农民，他们“为偏见而战”，“为争取割据而战”，“为保卫教区而战”，他们“企图筑起一道黑暗的屏障来挡住光明”，是“用愚昧、无知针对真理、正义、法律、理智和解放”。雨果用浪漫主义的笔法，多处描写了布列塔尼丛林阴森可怖的气氛，把叛军置于一种阴暗的氛围中。在这场斗争中，“渴想将来的人称革命为好事，留恋过去的人称革命为坏事”。我们不难分辨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谁代表人类的明天，谁标志着人类的过去，谁将胜利，谁将灭亡。双方的首领也无不具有象征意义：叛军首领朗德纳克是耄耋老人，而共和军将领郭文却正当而立之年。一个日暮途穷，一个前程远大。
雨果在颂扬大革命的同时，没有回避革命的腥风血雨。在《九三年》里，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战斗几乎随处可见。叛军的口号是:“绝不饶恕”，共和国的口号是:“绝不宽大”；叛军在等待一个残暴的首领，共和军也需要一位铁石心肠的将领；共和国的法令是：“凡是收留叛军的城市，一概予以破坏及毁灭”，叛军的檄文是:“凡是带武器的法国人一经执获即行枪决，如敢动国王一根毫毛，巴黎将被铲平”；红帽子军四处悬赏朗德纳克的头颅，旺岱叛军也四处捉拿郭文。双方都发展到“绝不宽大，不要俘虏”。路易十六被处决，贵族被吊在树上；反过来，保王党进行疯狂的报复，平均每天杀死三十多个共和国士兵。到处是夷平的村庄、烧焦的树林。用一个叛军的话来说:“这次战争是没有怜悯的战争……这是豺狼对付豺狼。”用坚定的共和分子西穆尔登的话来说:“这个伟大年头的特征就是不能仁慈。”
三
但雨果坚信:“在革命之上存在着真理和正义，正如暴风雨之上仍有布满繁星的天空一样。”这个“真理和正义”就是人道主义。他说：“人们不应为了行善而作恶，推翻王位不是为了永久竖起断头台，打翻王冠，但要放过脑袋。”尽管国王的脑袋没有保住，他还是让他笔下的革命者头顶人道主义光环。
红帽子联队收容了战死的保王党士兵的妻子米舍尔·佛莱莎和她的孩子们，体现出共和国的正义、人道和伟大，与后来保王党叛军残杀伤兵、妇女、抢走孩子当人质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隐士退尔马克厌恶了人世的互相残杀，想逃避到大自然无限的和平中去。他是第一个碰上被共和军通缉的朗德纳克的，却放过了他。理由是，朗德纳克比他更穷，因为他还有呼吸的权力，而朗德纳克却连呼吸的权力都没有。他祈望朗德纳克放下屠刀。然而朗德纳克并没被退尔马克的仁慈所打动，一回到叛军中间，就指挥他们烧毁村庄，杀死共和国士兵，包括俘虏、伤兵和妇女，甚至连喂奶的母亲也不放过。他的逻辑是:“一场仗打得好坏，应以它造成的灾难的大小来判断。”退尔马克的人道主义面对这样的逻辑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他追悔莫及，感叹:“我要是早知道啊!”
人道主义与革命的惨烈难以调和，雨果深知“救了狼就等于害了羊”。人道与血腥在《九三年》里的此消彼长，推动着戏剧冲突，咬噬着人物的内心世界。雨果多么希望人道主义无所不在，战胜一切。为此，他创造了一个人道主义奇迹，在追剿斗争快要胜利时，郭文、西穆尔登和朗德纳克各自进行了一场心灵上的搏斗。在这场“胜利后的斗争”中，人道主义统摄了一切。朗德纳克“具有一切坏处，残暴、错误、盲目、无理的固执、骄傲、自私”，却被人道战胜了，就是这个命令部下从母亲怀里夺走孩子的朗德纳克竟被母亲悲惨的呼唤所打动，动了慈悲心。他救出了孩子，交还给母亲。这时共和国士兵为他欢呼，高喊“共和国万岁”，而朗德纳克却以“国王万岁”回应。读到此处，读者要高呼“人道主义万岁”。
尽管革命者和反革命的信仰大相径庭，他们的情感却在“人道”的基础上调和了。在郭文眼里，朗德纳克原是“一个野蛮的战士、帝制和封建制度盲目的拥护者、屠杀俘虏的人、被战争纵容的杀人凶手、嗜血的人”。以他以往的凶残、罪恶，按照革命的原则和法令，他应当被处死。但“一个英雄从这个恶魔身上跳了出来”，“拿着屠刀的人变成了一个光明的天使”。朗德纳克竟然宁愿牺牲自己的头颅来尽一个老人对儿童应有的慈爱。郭文认为，他是做好事时被捕的，这时杀死他，“人们将会看见他的额头还带着为一件伟大的牺牲而流下的汗珠走上断头台，就像被人奉祀为神的伟人走上神坛一样”。于是郭文产生了哈姆雷特式的动摇。接着，郭文又进一步想到了他和朗德纳克的家族关系:“革命的目的难道是为了破坏家庭，为了使人道窒息吗？”他认为共和国的建立就意味着家庭、人道，革命就是人民掌权，而“人民，就是人”。于是，家族观念也作为人道主义的表现回到了郭文身上。他也曾想到共和国的利益，深知朗德纳克是出卖法兰西，为叛匪和英国保守派搭桥的人，放了他，就意味着放虎归山。郭文心里，理智、责任和感情激烈碰撞。最终，“高级真理”——人道，战胜了“低级真理”——革命的原则：郭文放走了朗德纳克。然而郭文后来又意识到他忘记了“那些被焚烧的村庄、被蹂躏的妇女”，忘记了“法兰西被出卖给英国”，他放走的是“祖国的凶手”。郭文放走朗德纳克，也把像父亲一样爱他的西穆尔登推向万劫不复的绝境。为了不辱没革命的责任，西穆尔登让郭文走上原为朗德纳克准备的断头台，但受不了这种违背情感的打击而开枪自尽：“两个姊妹灵魂一起飞走，一人的影子与另一个人的光芒交汇在一起。”
郭文和西穆尔为共和国而战，没死在敌人手中，却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一理念而殉葬。这两个人物具有浓烈的希腊悲剧色彩。伊迪丝·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阐述悲剧的概念时特别区分了悲惨与悲剧。她指出无辜者受难、美丽的生命死亡都不是悲剧，因为这里“没有让我们的灵魂去攀登的高峰，只有无尽的黑暗，只有令我们伤心落泪的故事”。而“悲剧的要素之一就是感受力强的灵魂”，是“能忍受巨大的苦难的灵魂在忍受苦难”。古希腊悲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能够预感人类的痛苦并在瞬间展示出这种痛苦以及人们平时难以把握的意义。郭文走上断头台不是悲剧，西穆尔登自尽也不是悲剧，真正的悲剧在于人道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责任、祖国的命运不能两全，他们的内心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绝对人道主义的拷问。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重要小说，这部史诗般的作品之所以不朽，不是因为它讴歌法国大革命，甚至不是因为字里行间闪烁出人性的光芒，而是因为我们从两颗受难的灵魂那里看到人类反复上演的终极悲剧：挑起一场战争，发动一场流血革命，无论以什么名义，无论哪一方是正义的，都免不了把人道主义送上祭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