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正平/文 康有为的人生抱负，可以用最通俗的语言来概括，那就是：干大事，博高位，得盛名，享隆福。他几乎如愿以偿。但也有未了心愿——他的君主立宪的中国政治理想已经破灭，他的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更是遥遥无期。
大事不消细说。他鼓吹、主导的戊戌变法，撼动清王朝近300年的统治，变法失败13年后，清廷即告覆亡。无论康有为在变法过程中及以后的政治文化活动中，撒了多少谎，犯了多少错，干了多少糗事，他在晚清大变局中发挥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恐怕无人能及。
康有为汲汲于实权高位，却仅任工部主事。在名份上，只是六品芝麻官，但实际影响却远超一般大臣，实实在在地风光了一百天。
至于得盛名，则完全达到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期。他的学生梁启超、陈千秋辈，相信他是负有天命的圣人，几百年才出一个。公众称他为“康圣人”，虽不无调侃、讽刺的味道，却也隐含有某种程度的认可。如同钦慕、尊崇清官一样，中国民众尤其是士大夫集团也期盼着在乱世中出现可以澄清天下的圣人，甚至他的家乡的普通民众，也有共识，戏称他是“圣人为”，当然，他本人也以此自许。
那么，所谓“享隆福”，具体又有何指？
读书胜境与自由思想
康氏是南海当地的名门望族。康有为祖上凡为士人13世，以理学传家，家境优裕。康有为在童年即受良好教育。他12岁随叔祖父在连州读书，所居官舍有两个小园，栽植许多桃、柚、葡萄、梧桐、桑椹、紫薇等，读书倦累，偃息园中，时而还会陪伴叔祖出游名胜，那是他求学时最快乐的一段时光。14岁，他回到西樵山银塘乡，在“澹如楼”和“二万卷书楼”中读书。两楼对峙，中间汀沼，花木繁盛，有古桧七株，约有数百年的树龄……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纵观说部、集部，常与兄弟、朋友等聚学，诗酒相欢。
19岁娶妻后，康有为仍自由读书。相比较历史上无数寒门学子读书的艰辛悲苦，康有为的学习环境和家境条件，堪称奢华。这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从容安闲、极具美感的读书生活，一直持续到他21岁。
转折发生在他追随朱次琦（九江先生）读书时。某日，他突然有所觉悟：终日埋在故纸堆中，消磨灵明，究竟有何作用？那些著名的考据学人物，如戴东原，著述满家，复有何用？于是他弃学捐书，闭户谢友，静坐养心，“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时而痛哭，时而大笑，被同门误解，认为他这是在发疯、发狂，恐有心疾。
青春期的康有为，遭遇了并非罕见的精神危机。他的解决之道是，回到家乡，在山水幽静的西樵山白云洞读佛论道，以养神明，由此进入了一个奇特的审美境界：“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云，清泉满听”，这让人想起了竹林七贤和兰亭的曲水流觞，想起王维的做派。“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弥月不睡，显然失眠严重。能反观自身，诸魔杂沓，当是出现幻觉，进而达到能反观自我，看清世界本相的极高认知状态。康有为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出了千百年来，无数中国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空间。
如此美好的读书环境，加上几乎毫无约束的行动和思想自由，使得康有为得以充分张扬自己的天性，在阅读、思考、写作中尽情释放自己的生命激情，天马行空、狂放无羁，真正进入了一个美的境界。
康有为说自己在30岁时，思想完全成熟，此后再无改变。之所以能如此，与他少年时代的自由思想状态有绝大关系。自由是治愈一切迷惘、困惑的灵丹妙药。
现代社会，青少年时期发生精神危机是普遍现象，而且个体差异极大。现在的心理学将其简单归结为非正常的青春期综合征，突出表现为抑郁、焦虑，或更为严重的躁郁症（双相情感障碍），乃至精神分裂。
但是从美学角度看，青少年精神危机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审美体验，对于衣食无忧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这种体验的本质，是在极度活跃、混沌的精神活动中，消弭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区隔，混同了主体与客体的分殊对立，抹去了想象与实在的区别差异，模糊了生与死的公认界限，颠倒了世俗社会的善恶美丑准则，既能看到表象的外在世界，更能看见自己内在的真实存在。而这种异常状态，正是文学艺术的诗意、形象、境界得以产生的最重要的精神条件。
在世俗社会里的各种非正常状态，在诗与艺术的世界里，恰恰是最正常也最可宝贵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有诗人就是精神病患者的共识。
章太炎说，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章太炎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鲁莽，乱打乱跳，把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无实际意义。那就是医学意义上的一种病。而康有为、章太炎们的疯狂症候，则是一种“不记成败利钝的干劲，以及不屈时尚与世俗的精神”。康有为被时人目为狂人、妄人，与章太炎同病相怜，虽然他们二人一度是思想界的死对头。
赶考宦游与寄情山水
唐宋以降，士大夫固守一地、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逐渐式微，读书人常年甚至终生都行走在路上，或赶考，或赴任，或贬谪，或还家，总之，四海宦游，顺路看山观水，成为士大夫新的生活方式。最早出使欧洲的斌椿，有诗云，“劳生半驰驱，游观聊自慰”，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点补偿。漫游因此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审美意义。南北朝时期，陶渊明、谢灵运的生活囿于一块小地方，相对静态，好像没有到处乱跑，为游而游。到唐代，李白、杜甫就得浪迹天涯，不曾安居乐业。韩愈、柳宗元、苏轼、黄庭坚更被朝廷不断贬谪，颠沛流离，狼狈不堪。唐以后浩若烟海的诗词歌赋，书信文章，十有八九都与此种人生感喟有关。
康有为自然不能“免俗”。戊戌变法前，光绪八年(1882)，25岁的他参加顺天乡试，借此游览帝都，“谒太学，叩石鼓，瞻宫阙……还游扬州、镇江”。光绪十五年(1889)，考试结束后，他冒雨游西湖，“自杭州至苏州，游虎丘、狮林诸胜，破长江，登石钟山，抚曾、胡之余风，左江右湖，其乐无有。入九江，游庐山，谒朱子白鹿洞，望鄱阳湖，至十二月还粤”。康有为这次历时三个多月的漫游，大部分时间都在杭州、苏州一带流连，几乎将当地所有的名胜古迹都逐一看过，而且所到之处，多有诗作。
传统士大夫游览山水名胜，除了“游观自慰”，还有李白式的求仙问道的目的，更有帝王学的文化和政治功能。王闿运说，士大夫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通孔孟之道，有孙子、吴子之智慧，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今往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厕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庭，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王闿运的宏论，在康有为听起来，一定很受用。事实上，他就是这么想的，也这么做的。
在康有为之前，斌椿、张德彝、郭嵩焘、曾继泽、薛福成等人出使欧洲，所见所思有限。张德彝虽然写了两百万字的日记体著作《航海述奇》，但仅局限于对欧洲文化、科技和社会生活中种种琐屑事务的叙述报道，对中西文化缺乏有深度的比较研究，因此没有多大影响。
康有为晚年曾请吴昌硕刻一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他“东至日本、美洲，南至安南、暹罗、柔佛、吉德、霹雳、吉冷、爪哇、缅甸、哲孟雄、印度、锡兰，西至阿剌伯、埃及、意大利、瑞士、澳地利、匈牙利、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环周而复至美”。
他对所访国家的山川、国土、政教、艺俗、文物等，皆有记述，“淘其粗恶而荐其英华”。对其中最重要的国家，如英、法、德、意等国的历史沿革、当代政治、宗教信仰、教育设施、文化艺术等，也都做了非常深入的梳理分析和介绍评价。毫不夸张地说，即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知识界，包括专门研究西方文化的专业人士，也极少有人达到康有为的宏阔视野和认知水平。如此努力，其用心就在于，通过全面深入地比较研究，为中国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
康有为特别庆幸的是，自己赶上了好时代。彼时正是火车、汽车、汽船这些“缩大地，促交通”的“神具”发明不久，使他得以纵其足迹。他在漫游欧洲各国时，所到一地，必穷极客舍、食馆，品尝欧土第一等美食。但对于这些高级餐食，他却不甚习惯，称“皆不能烹饪调味”，“每日出游甚乐，及饥归而就食，则不能下咽”。他曾九次到访德国，对“猫腻”（慕尼黑）的啤酒赞不绝口。他说德国人面色红润、仪表壮伟，这都是啤酒的功劳，而面目黄瘦的中国人，要想改善体质，最好能多喝啤酒。
将康有为的欧洲游记与中国传统游记相比较，与康有为自己戊戌变法前的游记相比较，几乎有天壤之别。或者可以说，他的环球旅行记录，乃是中国人进入应对全球化时代最有意义的历史文献。因为他记录的不仅仅是旅行所见的自然风光和社会生活的一般现象，还有对中西文化异同这一旷世大问题的深度思考。在这个对比研究中，体现出康有为的基本定位：他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认同中国文化优于欧洲文化。也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不认同西方文化全面超越中国。
宫室园囿与文化享乐
康有为爱美好色，喜欢美味佳肴，对居住环境尤其在意。
1913年12月，他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回到广东南海，在安葬了母亲和康广仁的遗骸后，于1914年6月回到上海。他先是租赁盛宣怀家占地十亩的辛家花园，除广植花木外，还饲养了海豹、袋鼠等国内罕见的动物。1920年，康有为在杭州西湖边的丁家山购地30亩，建造了“一天园”，成为他春秋季节的度假胜地。1921年，他又在愚园路购地十亩，仿照辛家花园，建造了园林式住宅“游存庐”。除了建造房屋，他在园内开挖了大池塘，可以划船。园内遍种花树1200余株，除了原来的动物，又增加了孔雀和500尾金鱼。同年，他又在上海杨树浦临吴淞江处购地，完全按照江南农村格局，设计建造了“莹园”，成为他又一个度假地。1923年，康有为去青岛旅游，时任青岛市长赵琪，招待他入住福山路6号的提督楼。次年，康有为又将这座楼买下来，作为夏季避暑之处，取名“天游园”。
从1914年到1927年，13年间，康有为在上海、杭州、青岛三地，购买了四处物业，建造成了符合他审美理想的楼宇园林。每日里前来拜访的文化人和社会各界名流，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康有为并不满足于这些奢华的世俗生活，他还要聚徒论学，讲授他所理解的宇宙天文之学，所谓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每日，在康府吃饭的人少则四五十，多则上百，可见其热闹到何等程度。维持这样规模的奢华生活，需要大笔资金支持。这笔钱当中的大部分，是康有为在海外以保皇会的名义募集得来，却被他这样挥霍。这件事对他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康长素（康有为号长素）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
他的豪宅，成为那个时代上海非常著名的文化地标，“网红打卡地”。但这还不够，奢华的楼台庭园，未免空旷，还需要进一步的“软包装”。康有为希望自己的豪宅里充斥古今名人字画、碑刻拓片、金石古董，与来访的名士鸿儒一同品鉴。这等高雅活动，能令他获得极大审美满足。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罗列了自己收藏的碑刻拓片，数量之大，令人瞠目。他在广州万木草堂所藏的中国画，戊戌后被清廷抄没。其后，他又在流亡中陆续搜求，购得数百件唐、宋、元、明、清以迄民国的名家画作，其购买力之强，同样令人惊叹。
情色之欲与爱美之心
康有为与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这种尚俭士大夫的区别在于，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并为之努力奋斗，但也毫不掩饰对享乐生活的认可和追求。而享乐生活最重要的，当然是饮食男女。
康有为忙于大事，虽喜好美食，但也不会沉溺于舌尖上的滋味而津津乐道。在饮食上，他毋宁是个饕餮汉，而非鉴赏家。康有为19岁娶妻张云珠，此前未见有与情色相关的文字记载。对于结婚大事，他仅仅一笔带过。即使到晚年，娶第六个妻子张光，也未见他本人有文字记叙其事。但透过他在《大同书》里关于性与婚姻的种种观察、思考和建议，还是可以大致了解其基本态度。
康有为关于女性、婚姻的种种意见，都基于他的普遍的人性论。
他认为男女并无本质差别，因此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都能做，男人享有的权利，女人也都应该享有。他说：“男女皆为人类，同属天生，而压制女子，使不得仕宦，不得科举，不得为议员，不得为公民，不得为学者，乃至不得自立，不得自由，甚至不得出入交接、宴会游观，又甚至为囚、为刑、为奴、为私、为玩。不平至此，耗矣哀哉！”这种种不平等，“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于义不顺，于事不宜”，他甚至认为，人类进入大同世界的前提是女人须先获得自由，须先从婚姻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康有为最激进的观点是，无论男女，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是人的本性，从一而终的婚姻关系违背人性。他认为在未来的大同世界，男女的婚约维持时间短不能少于一个月，长不能超过一年。到期即应解除婚约，另觅伴侣。极少数愿意白头偕老的夫妻，当然要允许。
也是基于人性，康有为认为同性恋有其合理性，应当允许其存在。既然古代男性同性恋一直存在，现代女性自然也应该享有自由选择性取向的权利。
康有为在一百二十多年前的惊世骇俗的主张，为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不能理解接受。这也是《大同书》写成后迟迟未能出版的原因。即使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主流，也无法认同他的极端主张。
康有为既然有如此激进的主张，他本人在性与婚姻方面的行为取舍是何等状况？这是公众一直津津乐道的一个特殊话题。大家的基本疑问是，康有为既然大力提倡妇女解放，为何自己要保持一夫多妻的家庭模式？
众所周知，康有为享寿70，先后娶妻纳妾共6人。在19世纪直至20世纪上半叶，纳妾现象在上流社会有钱人家一直存在。人们比较熟悉的案例有，张作霖有妻妾十多人，四川军阀杨森有12个老婆，可以媲美袁世凯。张宗昌小老婆多到他自己也数不清。南海圣人康有为娶6个老婆，在军阀政客中不算多，在文人学者中不算少。他给自己辩护的理据是：除了原配张云珠，他与后娶的妻妾，都是相互平等、彼此相爱的关系，不存在歧视压迫。而且她们有个人选择的自由。例如他的第四个妻子——日本人市冈鹤子，最后不辞而别，回到了日本，康有为对此并没有作出强烈反应。
对康有为来说，一夫多妻的家庭模式，并不是为了保证其有更多的子嗣以传承家业，而主要是为了满足他人生之大欲。所以，他对自己夭折的子女，并不觉得有多悲伤。他的注意力，更多在青春妙龄女子身上。
古老的美学原理认为，人类的审美对象有三，自然，艺术，人本身。人本身的美，永远在自然和艺术之上，因为这绝对的美，可以唤醒观赏者最强烈的激情，进而获得致命的快感。生命到此，已经完成。作家周实写过一本书《性比天高》，这四个字，抵得上美学家的千言万语。
康有为生前身后，一直有他与性相关的流言，迄今未见消歇。诸如：康有为狎妓无钱支付嫖资；他为增强性功能，接受德国医生的猩猩腺体移植，手术失败，命丧青岛等。对于这些流言，一望而知，纯属杜撰。但这种抹黑康有为的社会心理，值得说上几句。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历史上南粤文化落后于中原，“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动全国之关系者”。康有为是南粤第一个对全国产生历史性影响的大人物。但在公车上书阶段，朝廷重臣无论满汉，看不起康有为这样的南蛮子。他的言谈举止，他的极端自信和武断，都令京城儒雅官僚感到不适。他的广东口音也影响到光绪皇帝召见他的效果。但康有为以他的上书，他的各种文章，他的激情四溢的演说，很快征服了开明官僚集团，转而成为支持他的力量。当帝师翁同龢看到康有为有关书法的宏论后，也极为赞赏。但是，众多满洲王公、江南才子，始终和这个“南粤蛮子”有微妙的心理隔阂。用列文森的著名论断来说，他们在理智上认为康有为的主张是对的，但从感情上来说，对他的行事风格和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又相当反感，甚至厌恶。变法的速败，固然有很多复杂因素起作用，但不能否认，开明官僚集团未能给康有为全力支持，也是重要原因。
清廷上层和士人对康有为的看法，渐渐也以低俗化的方式，“传染”到了全社会。于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刻板印象逐渐形成——康有为是个疯子，妄人，文贼，财迷，色鬼，撒谎高手，作伪专家。
这些不无恶意的“谥号”，并非空穴来风。但最终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