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刘亚宁/文 近日,国家民政部发布了“2024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2024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343万对,离婚登记对数为127.4万对。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结婚登记数减少49.8万对。与10年前相比,2014年上半年结婚登记数为694万对,今年上半年仅为2014年同期的一半。
从全年数据来看,全国结婚登记数已持续下跌多年,2013年的结婚登记数达到近15年来的最高值,为1346.93万对;此后逐年下降,于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2021年跌破800万对大关,2022年跌破700万对大关,2023年小回升到768万对。
结婚连年人数下跌,国家也在出手挽救。民政部近日公布了《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中第八条显示,内地居民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将不再需要提供户口簿。民政部此举,旨在通过取消户口簿限制,鼓励年轻人结婚。
结婚率的下降,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新生儿数量的减少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取消户口薄限制能提振结婚率吗?今天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结婚了?
贵州、西藏结婚率高,安徽结婚率下降幅度最大
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结婚率为4.8‰,同比下降0.6个千分点。从各省市结婚率情况来看,2022年,全国共有19个省市的结婚率超过国家平均线。其中,贵州结婚率达7.62‰,位居全国第一。这一年,贵州共登记结婚29.38万对,比上年增加0.01万对,同比增长0.34%。
其次,西藏的结婚率排名全国第二,达6.79‰。安徽、山西、陕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宁夏、青海、甘肃、天津的结婚率均超过5‰。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上海的结婚率最低,只有2.91‰。
回看10年前,2013年河南省结婚登记超百万对,江苏、山东、广东、安徽都超过80万对。到了2022年,广东结婚登记数最多,但也仅有57万对了。
随着结婚登记数的减少,中国的结婚率整体下降也在意料之中。2013年,全国结婚率为9.9‰,10年间结婚率整体下降了5.1‰。细看各个省份,10年间结婚率相差最大的是安徽省,差值高达8‰。2013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对数为80.56对,10年后结婚登记对数减少46.67对至33.89对。河南10年间结婚率的差值仅次于安徽,达7.8‰,10年间减少了77.34对结婚登记。
另外,西藏是全国唯一一个结婚率上涨的省份,10年间西藏的结婚上涨了3.13‰。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和山东作为人口大省,2013年和2022年的结婚率均没有达到国家均值。可见,人口多的地方结婚率不一定高。
人口性别比失衡,海南最严重
结婚人数及结婚率走低的背后,都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制约?
人口性别比失衡是首要原因。“人口性别比”又称“总人口性别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中,每100名女性人口相对应的男性人口。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一直在升高,正常范围的出生性别比是在103至107之间波动,但1982年的出生性别比107.2已小幅超过正常范围;1990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3,2000年已经达116.9,2004年达到最高点121.1。2022年,出生性别比尽管有所下降,但仍高达111.31。
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加剧了婚姻市场的供需矛盾。七普数据显示,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到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性别比是108.9。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指出,按照20岁到40岁适婚年龄段来看,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程度最高的80后的后半期到00后的前半期这一段的出生人数,现在正好处在适婚年龄段。因为性别比先天性的失衡,有一部分人没有办法结婚。
据七普数据,从各省市的人口性别比看,海南的人口性别比最高,达123.47;其次,广东、西藏、浙江、上海、云南、广西6个省市的性别比均超过正常范围。而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有13个省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男多女少,自然导致有一部分男性无法娶妻。
从彩礼到生育,结婚成本有多高?
适婚年龄段男多女少,导致大量男青年找不到对象,这也成为了天价彩礼的重要推手。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人对于结婚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从最初的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三大件到现在的车子房子等,外加高昂的彩礼,结婚成本的上升速度越来越快。
数据显示,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都有着彩礼的习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李佐军曾对“高价彩礼”现象进行研究,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全国约有超过79%的婚姻收取彩礼,山东以超过89%的比例成为最流行收取彩礼的地区,河北、广东、安徽、甘肃等省收取彩礼占比也较高。
在彩礼金额方面,当前彩礼的全国均值约为7.7万元,浙江以约22万的彩礼均值高居第一,福建、黑龙江、江西、内蒙古、山西、辽宁的彩礼金额均值超过也10万元。海南、西藏的彩礼金额均值较低,约在1万元左右。
彩礼作为第一道门槛,成为了结婚的第一层压力。尽管国家多次出手整治天价彩礼,但天价彩礼依然在某些地区经久不衰,个别地区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除了彩礼,结婚的第二道门槛——房价的居高不下也是将无数人拒之门外。生育成本是结婚的第三道门槛,《中国生育成本报告》显示,全国家庭0至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其中,上海、北京两地的养育成本最高,分别为102.6万元和96.9万元。
从彩礼到生育,结婚在各个阶段都需要成本,这些物质因素确实对年轻人的婚姻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女性结婚意愿较低,30至49岁未婚女性比重上升10倍
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观的变迁备受关注,尤其对年轻人而言,结婚的意愿在逐渐降低,晚婚现象变得更加普遍。
调查显示,在大学生群体中,超7成男性有结婚意愿,但仅有不到一半的女性有结婚意愿,整体来看,女性的结婚意愿远低于男性。
结婚意愿的下降导致初婚年龄在逐渐推后。从六普、七普两次数据来看,2020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相比2010年整体推后了近4岁。
分省市来看,全国31个省市的初婚年龄也都在延后。2010年,全国只有北京的初婚年龄超过了27岁;但10年后的2020年,全国只剩下浙江的初婚年龄在27岁以内,其余30省份的初婚年龄全部超过27岁。
具体来看,2010年,北京的初婚年龄最晚,为27.05岁;河南的初婚年龄最早,为23.61岁。2020年,初婚年龄最晚的省份变成了黑龙江省,为31.48岁。与10年前相比,黑龙江的初婚年龄推后6岁。此外,浙江成为了初婚年龄最早的地方,为24.73岁,比10年前整体推后0.5岁。
对于初婚年龄的推迟,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曾公开回应,“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比如,硕士毕业的人在25、26岁,工作几年就接近30岁,因此结婚的时间也相应推迟。
另外,从性别上来看初婚年龄的变化,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表示,将七普(2020年)与四普(1990年)数据对比,全国30岁至34岁没有结婚的女性,从0.6%增长到了9.3%;35岁至39岁还没有结婚的女性,从0.3%增长到4.1%;40岁至49岁没有结婚的女性,从0.15%左右增长到了1.5%到2%。30年时间,30岁至49岁没有结婚女性的比重增加了十倍以上。
结婚意愿的下降背后牵扯着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结婚登记取消户口本虽然简化了登记程序,但对于提升结婚率而言还是过于片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加快,青年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城市新型家庭婚姻理念将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未来,晚婚趋势仍会持续,促进结婚率的提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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