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豪/文
2021年在日本上映的现象级电影《花束般的恋爱》中，有这样一个引发许多观众共鸣的桥段：两个曾经因为共同的文艺爱好而坠入爱河的青年，小麦与小绢，他们曾经热爱押井守的动画电影，看笑星组合天竺鼠的小剧场演出，追新锐作家今村夏子的新作……但随着男主人公小麦的工作步入正轨，两人的距离愈发拉远，当他们去逛书店时，小绢依然着迷于最新的纯文学杂志，小麦却已拿起了封面上大大写着《人生的胜算》的成功学书籍。
阅读与劳动，不兼容吗？
“一进入职场，就没再读书了”似乎是相当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过，此处“读书”的指代范围也可以扩大为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生活。例如，在电影中小麦与小绢发生争吵的场景，已经成长为一名合格社畜的小麦冷漠地说道：“《黄金神威》看到第七卷就没往后看了。《宝石之国》讲了什么也完全不记得了。小绢，我很羡慕还能享受这些漫画的你……看了我也放松不了。我已经看不进去了。只能玩玩《智龙迷城》这种消消乐游戏……但是，这都是为了生活，一点都不辛苦。”
换一种更加形象的说法，他每天下班以后，根本提不起劲看书、看电影，只想打几把《王者荣耀》或者《神庙逃亡》就睡觉。当下，苦于职场内卷的年轻人，想必对这种心理都不陌生，即使是周末，也不愿意投入阅读、运动、社交或社区活动，只想在床上赖一整天。对此，我们很容易就理所当然地将“阅读”的日渐萎靡，归咎于现代劳动制度下的工作时间过长、精神压力巨大等原因。尤其在曾经以加班文化著称、“过劳死”事件频发的日本，读书与劳动这两件事仿佛本身就是对立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日本近代史上两次较大规模的社会性读书热，一次发生在明治维新后的“殖产兴业”时期，一次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战后重建时期，都是劳动环境及状况相对恶劣的时代。
这里有一项非常有趣的统计数据，暗示阅读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一目了然。文教大学媒介学教授清水一彦曾经就“年轻人不读书”这一说法如何成为社会共识进行了考证，根据他对日本全国发行量前二的报纸《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的统计，关于“年轻人不读书”话题的新闻报道，在1970年—1975年期间的年平均刊登数为0条，1986年—1990年间激增到6.4条，而在2001年—2005年达到峰值11条。也就是说，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降，“年轻人不读书”的论调逐渐成为某种社会共识，与此同时，这50年间日本的劳动状况却显然是在逐步改善的。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尚未引进双休日制度，国民年平均劳动时间高达约2200小时，而随着以终身雇用、年功序列、企业工会为特征的日本企业经营制度的全面普及，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已经降至约1800小时。
换言之，“工作压抑了人的阅读兴趣及时间”“年轻人不读书”可能仅仅是基于刻板印象的推断，并无数据支撑，实际上，按照日本每日新闻社的“读书世论调查”的统计，1970年代以来的50年间，日本人的读书率始终保持在70%。时代日新月异，但人们并未变得更爱读书，也没有变得不爱读书。
东亚世界历来推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的知识崇拜传统在今日亦演变出学历主义的当代变种。但是，古典社会中士人阶级垄断知识特权的晋升机制，书籍更多承担的是仕途敲门砖或文人趣味的功能。而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读书”的含义与范围都前所未有地扩展了。我们通常认知中的“阅读”——无论是作为工作之余的智识享受，还是汲取实用性知识、提升个人能力的途径，都是在晚近实现初步工业化的市民社会中才变成全民性的现实。
他山之石，可以为鉴，以下我们不妨追溯日本现代史上的“阅读”与“读者”的发展史。当更近一步拆解“阅读”这个现代神话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现代意义上的“阅读”本身就与“劳动”保持着深刻的共谋关系，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打趣说：阅读的诞生，本身就是对劳动的补充。
现代读者的诞生
即便是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当下，日本繁忙交错的电车上也随处可见读书的人影。从白发苍苍的老人、通勤的上班族、睡眼惺忪的学生，到想要融入日本社会的东南亚移民，人们一手拉着车厢中的吊环，一手举着文库本阅读，仍然是日常生活中的风景。
日本人爱读书的“神话”似乎也并非空穴来风。早在江户时代，彼时的日本尚是亚洲范围内贫穷、闭塞、落后的国家，却已有着高度完善的基础教育制度。这归功于江户时代为庶民子弟开设的初等教育机构——寺子屋。相较于只招收武士阶级的藩校，寺子屋不问学生身份，由僧侣、武士、儒生、医师等担任老师，教授“读写珠算”等实用性知识。由于寺子屋在日本全国范围的普及，在嘉永年间（1848年—1855年），日本儿童入学率就已达到70%—86%，而在同时期的英国主要工业城市这一数字仅为20%—25%。根据历史学者鬼头宏的研究，到了幕末时期，日本城市人口的识字率达到 80%，武士阶层达到100%，而同时期拥有86万人口的伦敦为20%，54万人口的巴黎为10%。不少学者认为，庶民教育的发达也是明治维新的学制改革乃至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另外，也得益于活字印刷术的传入与成熟，江户时代催生出灿烂的阅读文化。起初，出版物以佛经与《源氏物语》等假名文学为主，读者群体限制在公卿贵族、僧侣学者。但自江户中期以后，市井庶民文化臻于极盛，大坂、京都成为出版业中心。武士、商人与平民阶级需要自己的娱乐，一时间，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山东京传的戏作小说，歌舞伎、净琉璃的剧本，面向儿童的绘本读物“赤本”，面向成人的艳情文学“黄表纸”，乃至于从明国舶来、洛阳纸贵的《剪灯新话》与《水浒传》，纷纷摆上了读者的案头。出版的繁荣引发了盗版书籍屡禁不止，旧书集散交易、租书生意也在江户城与各藩国盛极一时，江户阅读文化之兴盛可见一斑。
然而，古典时代的阅读与今时大相径庭，在日本，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阅读”诞生于明治维新之后。文艺批评家前田爱在其名作《现代读者的诞生》中进行了一番生动的勾勒：江户时代至明治初年，书籍大体上是家庭共有的财产，也是以家庭形式进行的教养或娱乐活动，“每天晚上，父亲大声朗读着有趣的书物，母亲在穿针，姐姐在走线，但全家人都能听见那回荡的读书声”。明治维新之后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社会层面上的“阅读”（而非局限于文人墨客或藏书家们的“阅读”）发生了从朗读到默读的巨大转变，从均一性、共同体式的朗读转变向多元性、个人式的默读，随之，读者的肖像也面貌一新，借用美国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的分类，即遵从父母教师授予的规范去生活、并将其视为善的“传统指向型”人类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书籍信息构筑自己的信念、踏上通往未知世界的孤独冒险的“内在志向型”人类登场了。
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是在国家层面上鼓励读书的，不仅对于少数精英，而是旨在提高全体国民的知性水平，这场“读书国民化”运动是在国家主导下完成的。不过，与此同时，“超长时间劳动”的问题也已经初露端倪。根据横山源之助的《日本下层社会》（1899）的描写，明治时代的钢铁业工人的日均劳动时间长达13—16小时，工厂图书室摆满了《成功》《太阳》《实业日本》之类供劳工阶级阅读的杂志。而随着地方改良运动的推进，地方上市町村的图书馆数量飞跃性增长。换言之，“读书国民”与“加班国民”是同时出现的，甚至可以说是明治时代日本人的两张面孔。
读者肖像的变迁
极具象征意味的是，明治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畅销书，既不是“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也不是作家尾崎红叶在《读卖新闻》报纸上连载引得无数人竞相追读、“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爱情小说《金色夜叉》，而是一部充满着成功学俗气与铜臭味的书——《西国立志编》。
书名乍一听古意盎然，实则这是一部翻译引进书籍，原书是英国作家塞谬尔·斯迈尔斯（SamuelSmiles）在1859年出版的《自助》（Self-Help），经江户幕府的官派留学生中村正直译介为日文出版。到明治时代结束为止，《西国立志编》的发行量高达100万册，这在当时人口约为5000万的日本，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这本书的内容是300多位欧美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汇编，比如牛顿、瓦特、拿破仑等，兼以名言警句、道德教训与人生启示。这本书的第一句话便是“自助者天助之”，通篇讲述平凡人建功立业、劳动阶级翻身做主的故事，这讴歌了现代竞争社会的价值观。前现代的日本是典型的血统论社会，武士讲求立身，商人谋求出世，农民则无迁居自由。而进入明治以后，几乎所有公民都实现了职业选择与居住迁徙的自由，宣扬“即使身处贫穷、困难的环境，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勤勉也可以取得成功”的自我启发类书籍很自然地大行其道。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当代成功学书籍的普适化，明治时代的《西国立志编》是以男性读者为中心的，那些成功故事中充满功利色彩的经验、教训、心得显然是为志在站上时代潮头、实现阶级跃迁的劳动阶级男性准备的。暂且不论这类书能否真的有助于读者赢得人生，但它的确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大众的工作积极性。
进入大正时代，日本读书人口激增，根据小田光雄的统计，大正伊始（1912年），日本全国的书店数约为3000间，大正终末（1926年）则已超过了10000间。教养主义的阅读潮流风行一时，相继创刊的《中央公论》《改造》《文艺春秋》等综合性杂志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侧面反映了持续扩大中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新品味。实际上，今日被奉为文学名著的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痴人之爱》，如果放回小说连载的1925年前后的时代背景下审视，则具有非常鲜明的“爽文”色彩。男主人公河合让治出身乡下，来东京念大学，毕业后在某电气公司成为月薪150日元的技师，这是大正时代最典型的上班族肖像。《痴人之爱》的故事可以概括为“来自乡下的、性格认真的京漂小伙在咖啡馆与美少女服务员坠入爱河”，即便文学史日后为其披上“恶魔主义”与爱欲叙事的名头，但这部小说本质上就是写给上班族的意淫故事，它最初连载于《大阪朝日新闻》，目标读者群体正是乘坐电车通勤的上班族。这与当今中国早晚高峰期的地铁上，一目十行地读着各类龙傲天、穿越、重生兵王、宫斗题材的网络文学的都市白领，是异曲而同工的。无论是《痴人之爱》《平凡的世界》这样的文学名著，还是时人鄙薄的网络文学，都作为娱乐产品起到了对劳动者的抚慰作用而畅销。大正时代蓬勃兴起的各种大众类型文学——江户川乱步的推理小说、吉川英治的历史小说、海野十三的科幻小说，显然都处于阅读与劳动的这条延长线上。
《西国立志编》代表着提供实用性知识、对工作有所裨益的自助手册，《痴人之爱》代表着满足读者妄想、慰藉工作疲劳的娱乐产品，这两种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得到了体制性的加强，这就是“新书”与“文库本”。两者原本指书籍的开本大小，后来逐渐成为固定的图书出版样式。“新书”一律是B40的小长方形开本，体裁是轻松易读的教养通识读物，内容上是涵括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时评等各领域的入门书；“文库本”则是A6的小型开本，平装廉价，便于携带。这种设计，虽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二战后日本废除了纸张配额制度，导致纸价高涨，出版社为保销量才无奈缩小开本，但这种“屁兜大”的普及向书籍版式之中，显然也蕴含了试图打动通勤读者的匠心。新书与文库本，在二战后都掀起了空前的热潮，但耐人寻味的是，1960年代恰恰是日本历史上年平均劳动时间最长的时期，最高可达到2426小时。
时至今日，新书与文库本的出版样式仍然是日本书籍的定规，在书店中，各社的新书、文库丛书书柜数要远远多于单行本书籍。不仅如此，就像社会学家小熊英二指出的那样，日本企业独特的“研修制度”文化，就发源于“新书”所代表的教养主义读物。日本企业迄今仍然保持这样的经营文化，即相对轻视大学专业，对校招生一视同仁，进行统一的研修与实务学习后再行定岗。这种制度的逻辑，就来自日本经济战后高速发展时期流行的教养读物的“自我启发”“自我赋能”。
如果你在1970年代的东京电车上，看到一个满脸疲态的上班族在读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那么，他很可能就像一个在2010年代的北京地铁上读《品三国》或《厚黑学》的人一样，未必是在通勤时间消遣休息，而是在修习职场上的权谋世故。当然，书籍的种类细分起来成百上千，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讲所有的“阅读”都是对“劳动”的补充。但是，每个时代的畅销书都反映了大众的集体意识，从1871年的《西国立志编》到2017年的《人生的胜算》，阅读与劳动潜在的共谋关系似乎并未随着百年时间的逝去有何更改。
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回到文章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上班以后，书就不进脑子了呢？
阅读，一个被反复制造的神话
“2011年，中国人均读书4.3本，比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犹太人的64本少得多。”这组几乎耸人听闻的数据，在中文互联网上广泛流传了有十几年之久，它仿佛在用一种盛世危言式的口吻，表明了对中国人读书素养与国家软实力的担忧。
然而，这些数字并非都能找到准确的来源。中国人年均读书4.3本，这个数字是切合实际的，出自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11）。相较之下，其他国家不断“通货膨胀”的阅读量——11本、20本、40本、64本，不免充斥着夸大其词的谣言气息。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国民读书推进协作者会议”报告书（2011），日本人月平均阅读量为1—2本，加权计算年平均阅读量为12—13本，远远达不到网传的40本的程度，而且该数字在后续年份的调查中也没有发生太大波动。
比起这则网络谣言的真伪，更值得思考的，是这则谣言得以成立的前提。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广泛地传播，是因为这个论断里隐含着人们普遍持有的观念：一种朴素的知识崇拜心理。人们对“知识改变命运”充满确信，一张学历可以改变个人命运，国民阅读量可以决定国家软实力水平。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的爆炸性增长，碎片化消费娱乐的盛行，“当代人不读书”的声音又开始甚嚣尘上。很多人哀叹，时代越来越浮躁了，人们普遍不爱读书了，沉迷于互联网上无处不在的多巴胺陷阱，满足于短期快乐这种易成瘾的“垃圾快乐”。实际上，早在电视机普及的20世纪70年代，个人电脑走进家庭的20世纪90年代，以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游戏、弹幕视频等每一种新媒介、新文化载体诞生之际，“书籍”都会反反复复作为道德批判的武器被提起。
这个笼统模糊却又好像万能的“书籍”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载体，那白纸铅字的信息存储量早已被不断发展的多媒体迭代；如果是实用性技能的指南手册，那合该像考研结束后的参考书一样论斤卖废纸，我们也不必读超出功利范围的书；如果是审美体验或智性娱乐的来源，那就与游戏、漫画、短视频等“电子鸦片”并无本质区别，因为尚无任何科学研究证明欲望是分等级的，一种快乐就必然高于另一种快乐，“读书”所象征的整体性的、长时段的、延迟满足的快乐就必然高于“短视频”所代表的碎片化的、即时的、及时行乐的快乐。我们普遍而模糊地认为，读书总是要比打游戏好的，但这显然是出于读书比游戏更有利于事业前途的功利性目的，而非苏格拉底所谓“爱智慧”的愉悦。
让我们回到《花束般的恋爱》，其实，电影早已为“为什么上班以后，书就不进脑子了”这个问题埋下了一个更残酷、更直白的答案：小绢是出身东京的、富裕的广告商家庭的女儿，小麦是来自小地方的、需要家里补给生活费的、小烟花作坊的儿子。
或许可以说，抛开历史性的知识传统与审美经验不谈，大众层面上的“阅读”从来都是一个被反复制造的神话。纵览日本近代的阅读史，明治时代的弄潮儿嗜读“成功学”；大正时代的新中产阶级为区别于劳动者而发明了“教养”；现如今，小麦这样的年轻人所谓读不进书，其实也只是在阅读与劳动的共谋关系中，暂时抛弃了娱乐享受的书，选择了明确实用的书罢了。
我们大可以将“阅读焦虑”扔进观念的垃圾篓，对“年轻人不读书了”的陈词滥调不屑一顾。只是，当这个时代的阅读神话浮沉反转之际，当余华、厚黑学与大冰在书架上激烈交战之时，当书籍或是穷人渴望成功的刻舟求剑、或是富人区别于他者的优越感挂饰、或是中产阶级虚伪焦虑的投射对象，我们与书籍所带来的最本真的快乐，还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