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文奈飞版《三体》上映后，中国观众开始莫名撕裂。到底是腾讯版《三体》好，还是奈飞版《三体》好？虽然还没到割席的地步，但很多人是动了真感情的。
这种争议本身很有意思。几乎每个人都敢于评价影视作品，即便它拿了奥斯卡小金人；但对于文学作品，大家的忌惮似乎就比较多，譬如说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约恩·福瑟，你见过很多争议吗？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譬如文学在式微，中国就没几个人真正关心福瑟的剧作。但并不完全如此，莫言小说的读者算多吧，但你听到过多少口角吗？大家对它的敬畏，远远超过任何一部同等话题性的影视作品。
之所以如此，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影视作品是祛魅的，而文学却还带有某种“神”性。没有几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没有能力评价影视作品，那些疯狂给奈飞版《三体》打低星的中国观众，自我感觉好得很；但我敢打赌，他们面对诺奖文学时，底气通常会不足得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几个世纪以前，识字都是高智识的表现，更不用说用其创作文学作品了。到了近现代，一些中国人还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我身边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像陈忠实这种文学大家一再强调的“文学神圣”也不是中国所特有。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说：“诗人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作诗或代神说话。”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长期有“代神”的赋魅。而影视剧则不同，它诞生在启蒙运动之后，自一开始就被视为一门技术工种，神性消隐，既然无需敬畏，自然人人心中有个尺度，不是几个权威专家就能轻易带节奏的。
文学神化的状况近年来有所好转，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文学写作本质上也是一门技术工种，其行文自有一套契合进化心理的算法机制，只要拆解得颗粒度足够细。AI写作虽然还在初始阶段，但它预示了一种未来——虽然这极大地冒犯了文学大师与评论家的尊严，但也是大势所趋。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在《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一书中，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几个世纪以来，‘人文与艺术’不但从科学中分化了出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免受科学审查的侵扰，但这种传统的隔离手段并不是保护我们珍爱之物的最好方式。将这些瑰宝掩藏于神秘面纱之下的企图，会让我们无法在物理世界中为其锚定一个合适的位置。”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一部作品好？这是认知科学的范畴。我们的心智有本能的偏好，后天的规训又为我们设定了一些标准，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对一部文学作品的判断。与此同时，我们的心智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会导致评价的扭曲。具体到文学，最大的吊诡在于，这个本该最为众说纷纭、口味不一的领域，却长期被一小部分权威垄断了诠释权，评介的整齐度近乎集体操。
没有什么比科幻小说在主流文坛的边缘化，更能说明这种乖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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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很可能是中国近30年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虽然它未获任何一个中国主流文学奖项。
这部小说当然也有很多槽点，譬如备受争议的价值观。我也不喜欢它的一些情节设定，譬如科学家们因为所谓的“物理学已死”而纷纷自杀，这非常不合常理：传统物理学没有了解释力，难道不是物理学家创设新理论的机会吗？量子力学造成的困扰，会让科学家没有了生之欲望吗？波普尔的证伪理论早已是显学，科学就是在不断证伪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前行的，旧理论会死，但科学永生。“物理学已死”的设定本身就是可笑的。
我为什么不喜欢腾讯版《三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拖沓的慢节奏会让这种不合理的情节更为古怪。
刘慈欣的作品也是好坏参半。譬如那部《流浪地球》，与《三体》比起来简直不配叫科幻小说。用“行星发动机”将地球推离太阳系，对基本力学定律的违背太过明显。更不要说，在寻找适宜生存空间的过程中，漫长的流浪过程如何生活？它基本上就是一部披着科幻小说羊皮的奇幻小说之狼。
我们对一部小说的定位和预期非常重要。譬如说，我们不会要求一部奇幻小说中的神奇事件有符合科学的解释，但我们对科幻小说有类似的预期，至少不能有太低级的错误，在此基础上再谈想象力与脑洞。这是人类心智的特点，会影响我们的认知与评价。
武侠小说之所以不被老派文坛所喜，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愿接受武林高手各种违背牛顿力学和人体生物学的设定——可是他们为什么又接受《西游记》与各种童话更为放飞的设定？
科幻小说的设定也会带来类似困扰，它太强调科学逻辑的演绎，由此带来叙事的生硬感，不太符合传统文学审美。但这是科幻小说真正的痼疾，还是文学评论界“死抱住显然错误的成见不放”？
如果标准具有一致性，那些几乎完全由对话支撑的现代戏剧，文学性就很好吗？很多远离日常生活话语的抒情独白岂止生硬，简直到了造作的程度，为什么不成其为问题呢？
文学的标准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更能维系垄断的神性。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在《送你一颗子弹》中，提到她阅读“小说里的珠穆朗玛峰卡夫卡”的《城堡》的感受：“只攀登到海拔第50页左右，就摔下山来。觉得大师他太、太、太啰嗦了。一句话扯成两句话，两句话扯成四句话，四句话扯成十六句话，卡老师要是去做兰州拉面，肯定是一把好手。”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她也喜欢不来：“还是一如既往地啰嗦。情节也生硬：‘官员’跟‘探索者’介绍一台刺字杀人机，本来要杀死一个‘罪犯’的，但最后官员自己自杀了。要象征主义也隐晦一点嘛！这样的象征主义，简直跟《投名状》里李连杰踩在冰上宣称自己‘如履薄冰’一样。”
刘瑜说的完全是文学的外行话吗？显然不是，那为什么她看重的那些维度，在卡夫卡身上就不重要了呢？
我是这样理解这件事的：那些最有话语权的文学评论大师，比普通读者更了解文学的脉络，更能识别出每个作家的个人独特风格、创新点与想象力，而这些构成了作品是否伟大的基座。卡夫卡也许有比刘瑜说得多得多的问题，但他谜语特征的表现主义在那个年代是独一无二的。这就够了。
我觉得这没有错。文学最忌惮的是平庸，它的成就取决于木桶中最长的那块木板。本来最长的木板与短板并存无碍，但在一个惯于造神的领域，注定会通过信息筛选去维系文学的神化：一旦卡夫卡被奉上神坛，它的啰嗦、晦涩以及生硬的象征主义就会被稀释甚至过滤掉——它即便不是优点，也仿佛不曾存在。我们平时所说的洗脑，其实都是通过信息筛选完成的。
但问题是，科幻小说也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的独特风格、创新性与想象力，如此无与伦比，为什么就不能获得长板效应？更不用说晚近的科幻小说在文学性上已经有了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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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诺贝尔奖项中，文学奖应该是主观性最强的一个。所谓主观性强，意味着它缺乏真正可量化的科学标准，严重受个人偏好的影响，是最容易出现不公正的奖项。其他如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生物与医学奖等自然科学奖项，不仅可循证检验，其对社会进步的贡献也大抵有客观的计量。但就是在这些自然科学奖项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譬如说191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瑞典的达伦，他的贡献是发明了灯塔的自动阀门，这是一个迄今仍在物理学界流传的笑话。不是说灯塔自动阀门完全不重要，而是同时段有很多比它重要得多的物理学贡献。诺贝尔奖偏爱瑞典人已是老生常谈，更离谱的是，还有因与评委有私人恩怨而错失诺奖的案例：对核裂变有重大贡献的迈特纳，因为诺奖物理委员会赫尔森带有歪曲性的报告而无缘物理学奖。（参见：邸利会《诺贝尔奖评选解密：什么影响了诺奖的公正？》，知识分子公众号，2023年10月7日）
与本文关系最密切的是爱因斯坦与薛定谔，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20世纪理论物理学最重要的成就，但爱因斯坦在1910年—1922年间共获62次提名，他的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却一直被诺奖评委忽视，最后却以“光电效应”这个相对不足道的成就斩获诺奖。或许有人说，这是因为诺奖早期与理论保持距离，而倾向于更具体的发现。但这本身就是评委认知偏见的证明。到了量子力学时代，理论入奖已不成为问题，但波动量子力学理论的提出者薛定谔在评委奥森的阻挠下，自1927年被提名，到1933年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且是与其他人共享。
奥森的阻挠不是基于私人恩怨，而是因为认知局限。奥森是物理学权威，他何以会犯这样的错误？其实又何止是他，爱因斯坦因为有“上帝不掷骰子”的执念，晚年一直不肯接受量子力学。他的“伯乐”普朗克有一句名言，道破了其中的残酷：“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靠使它的对手信服并使他们接受而获胜的。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对手死绝了，而熟悉这个真理的新一代又成长起来了。”但普朗克也没能走出自己设定的断言，爱因斯坦多次抱怨他“死抱住显然错误的成见不放”。
自然科学有着可检验的机制，但真正到了范式转移的理论迭代之际，旧权威仍轻易不肯放弃既有主张。认知依靠死亡来完成迭代，这话说得过于绝对，但却反映出人类心智进化的一个固有特点。谈论诺奖不公正的历史，不是为了反权威，而是揭示权威也难以挣脱认知局限——有时远比普通人固执。
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主观的文学评判的滞后性就可想而知了。文学界通常不需要范式转移那么剧烈，通常在有新的类型写作出现时，此类事件就可能发生。
还以上文提到的武侠小说为例，它长期不符合主流文学界的审美标准，其最终得到学院认可，是在那些从小阅读武侠小说的人掌握了话语权之后——熟悉武侠设定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武侠小说的“对手”虽然没有像普朗克说的那样“死绝了”，但代际与权势的转移却是明显的。
而科幻小说，无疑是全球范围内所有新崛起的类型小说中，最被主流文坛所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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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多丽丝·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时，曾被一些人认为是“科幻文学的一次胜利”。但也有文学评论家——如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莱辛近15年来的科幻小说“不具可读性，是第四流作品”。
认为莱辛获奖是科幻文学胜利的说法，可能有太多一厢情愿。莱辛是一个左翼作家，反核，提倡回归原始生活方式。诺奖颁奖词提到：“在今年新出的小说《裂隙》中，她送给我们一个关于人类太古时期的寓言——在男女爱情尚未出现之前。在那里她似乎最为开心，在猎人和采集者们中间，远离兆示混乱和崩溃的现代文化。”这可不是什么高明的寓言，“高贵的野蛮人”早已是被证伪的扭曲神话，现代文明不仅没有崩溃，且让我们受惠其中。这让颁奖词的另一句话看上去像一句反讽——“虽然莱辛有如一片难以勘探的大陆，她却从来不曾认为世界过于复杂因而不可能被更明晰地认识。”
科幻小说发展史上大师云集，海因莱因、阿西莫夫、布雷德伯里、沃格特……而我读过的最好的科幻小说则是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它开创了网络人格与虚拟现实的赛博朋克小说新纪元，其影响远远超越文学层面，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等影视剧均是在延续《雪崩》的设定，它创建的“元宇宙”概念甚至直接影响到现实科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雪崩》想象力之瑰丽与叙事的开创性，是所有获得诺奖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加总在一起都无法比拟的。
科幻小说的评介是有门槛的——又何止是科幻小说，文学评论已不是专职文学评论家所能单独胜任的工作。没有基本的自然科学储备，至少会影响你对科幻小说的判断；缺乏具体的社科知识与现实关照，你怎么知晓一部政治小说是否符合权力的逻辑——如果这是一部国外的作品，评价的盲区会更大。
文学当然有审美差异，但只有在一个祛魅的多元评价生态下，它才有正向意义。在一个赋魅与神化的价值体系中，文学总摆脱不了旧权威独断的加冕，形成光环效应。其传播路径，经过中间层文学评论家平庸的附和后，到了普罗大众那里，大抵只剩下华丽而偏颇的谀词。
美国心理学家谢里夫有一个经典实验，他告诉大学生有两段文学作品，其一是英国大文豪狄更斯所写，其二则来自一个普通作家，让他们给出评价。结果显示，大学生们给第一段作品极其夸张的赞扬，而对第二段作品则有严厉的挑剔。而实际上，这两段文字均出自狄更斯之手。
明乎此，我们就能知道，除了极少特别独立的文学评论家，或者像刘瑜这样的圈外人士，绝大多数人只是在重复做题家的工作：不断去添枝加叶论证那些被神化的大师多么出类拔萃。
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段子是这样展开的：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作品的主要英译者、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对媒体说：“莫言的小说多有重复的地方，出版社经常跟我说，要删掉，我们不能让美国读者以为这是个不懂得写作的人写的书。”而在莫言获奖后，他的说辞为之一变：“《酒国》是我读过的在创作手法方面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中国小说；《生死疲劳》堪称才华横溢的长篇寓言；《檀香刑》，正如作者所希望的，极富音乐之美……”
越主观的领域越腐败，文学是最腐败的领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