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了吗？”
这恐怕是最近最流行的问候语了吧……
各地政策放宽，在谈虎色变好久之后，不少人终于跟新冠病毒打上了照面。已经“杨过”的人，热心友好地分享自己的得病体验和治疗经验。尚未“杨过”的人，像等待戈多一样，不知道它明天就来，还是永远不来……
在这些等待生病的日子里，我又重温了《达洛维夫人》，顺便想起2020年的twitter老梗：
12月15日，达洛维夫人说，她要亲自阳了。
2020年，大流行刚开始的那些日子，Twitter上开始流行一个关于《达洛维夫人》的文学梗。
3月16日，“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给门把手消毒。”
3月19日，“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去买洗手液。”
3月23日，“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感染病毒。”
3月24日，“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浏览花朵的图片。”
3月31日，“达洛维夫人说，她会让快递送花，因为鲜花是非必需品，但她要自己给送货员30%的小费。”
4月3日，“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从@Instacart（美国线上杂货配送应用）订货。”
4月5日，“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敷面膜。”
01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达洛维夫人了
很奇怪，面对这样一场特殊危机，很多人都转向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
这当然不只是因为这部小说的开篇可能是西方文学经典中，对外出做日常小事最迷人的呈现：“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去买花。”“多么新鲜！多么刺激！”克拉丽莎·达洛维一边想着，一边开始自己的晨间冒险，为她当晚要举办的排队购置装饰品。
当我们最普通的行为——购物、散步——似乎变得意义重大，事关生死时，克拉丽莎将日常的购物看作一次高风险的冒险的观点，似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引发了共鸣。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达洛维夫人了。
02
达洛维夫人，1918年大流行的幸存者
《达洛维夫人》这本书的背景设定在1923年，全球大流感发生的5年以后，那场流感导致5千万到一亿人死亡，是人类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流行病之一。
克拉丽莎·达洛维是幸存者之一。在这本书的第二页，第三者视角中的克拉丽莎“患病以来，脸色愈发苍白”，在下一段，我们了解到，她的心脏受到了“流感的影响”。
尽管1918年的大流行从未被直接提及，但文学学者伊丽莎白·奥特卡（Elizabeth Outka）在她最近的作品《病毒的现代主义：大流行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学》中写到，“任何关于1925年的流感消息——尤其是持续严重副作用的流感——都会溯源到大流行。”小说中的关键主题，比如持续不断的钟声（像“如线圈在空中环绕，直至消失”）以更微妙的方式唤起大流行的记忆。奥斯卡写道，与大流行幸存者最相关的记忆是“为亡者敲响的丧钟持续发出的声音”。
03
伍尔夫与流感
关于流感，伍尔夫拥有丰富的个人经验。
她的母亲在1895年死于流感引起的心力衰竭，这一悲剧引发了伍尔夫的第一次神经衰弱。伍尔夫本人在1916年至1925年期间曾患过六次严重的疾病，长时间卧床不起。流感影响了她的心脏，就像它影响了克拉丽莎的心脏一样，在这段时间里，或许对她日益恶化的心理健康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22年，以防止未来的感染，在医生乔治·萨维奇爵士（《达洛维夫人》中威廉·布莱德肖爵士的原型）的建议下，她拔掉了三颗牙齿。
伍尔夫和其他人一样，了解病毒可能对人体和社会造成的长期影响。但她也明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谈论它，或想听到它。“没人会认为，小说应该专门来写流感，”1926年，伍尔夫在她的文章《论生病》中写道。
文学尽力去维持它对思想的关注，好像身体只是一片普通的玻璃，透过它，灵魂变得直接而清楚，而且，除了一两种激情，比如欲望和贪婪，其他都是无效的，可以忽略不计的，不存在的。事实恰恰相反，日日夜夜，身体介入其中……内在的生灵只能透过模糊的或者美化的玻璃来凝视，思想没法与身体片刻分离，就像刀鞘与刀，或者豌豆荚与豌豆。
04
1918年的大流行与20世纪的文学
1918年的大流行在文学和文化上留下的痕迹，远远少于人们的预期。根据一些数据，这一事件造成了超过5%的世界人口死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发生在1918年和1919年初，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在战争面临，疾病导致的死亡会黯然失色。“数以百万计的流感死亡没有（也不会）像战争伤亡那样成为历史。”奥特卡写道。即使在当时，有关这场大流行与战争的新闻报道也少之又少，历史记忆只会继续扩大这两个事件之间的意义差距。
奥特卡认为，虽然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战争死亡视为牺牲和英勇行为，但这种流行病“侵蚀了死亡作为有意义牺牲的伪装”。“在战斗中死亡可以被视为勇敢”，但“在战争中死于流感有一些耻辱”。对于作家来说，也一样。“关于流感的报道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忠诚、不爱国，这是对更重要的报道的一种有问题的回避，因此它的表现形式往往转入地下，这一点也反映出，它在当时似乎处于从属地位的。”
战争和流感之间的区别也有性别之分。“1918年，女人和男人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家庭空间变得和前线一样致命，”奥特卡写道。“在战争中，所有的男性死亡成为了故事，而在大流行中，男女受害者皆有的死亡，只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续集。”
05
《达洛维夫人》中的战争和流感
与流感不同，一战确实出现在《达洛维夫人》中，最引人注目的角色是塞普蒂默斯·史密斯，一个患有幻觉并最终跳楼自杀的退伍军人。大多数批评家认为塞普蒂默斯是一个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当时被称为“弹震症”，他的故事似乎是伍尔夫对英国社会未能处理战争遗留下来的恐惧所做出的评论。
但奥特卡认为，他的症状——谵妄，幻觉——也符合流感病症：“造成短期和长期精神不稳定”。他很可能同时患有这两种疾病。1918年的大流行期间，士兵感染率极高。撇开文学上的原因不谈，塞普蒂默斯悲剧性的牺牲，反映了克拉丽莎的“无意义”的痛苦，帮助解释了小说有些令人费解的高潮，在书里，克拉丽莎得知塞普蒂默斯的死亡，并认为，“无论如何，这都是她的灾难——她的耻辱。“ 战争的灾难和疾病的耻辱在伍尔夫的小说中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部分地将《达洛维夫人》，当作“一本关于流感都小说”来阅读时，我们会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理解克拉丽莎游历这座城市时所体会到的乐趣。我们自己在疫情之下阅读这本书时，感受也是相似的。我们突然就理解了伍尔夫为何会充满爱意地描述繁忙的城市景象。
对克拉丽莎来说，伦敦充满了“神圣的活力”：它的密度和拥挤——1918年使得伦敦成为致命城市的因素——被视为生命的迹象。“在人们的眼中，在人们或轻盈或沉重或艰难的步伐中，在咆哮和喧嚣中，在马车、汽车、公共汽车、货车和身前背后挂着广告牌摇摇晃晃蹒跚而行的人中；在铜管乐队中；在管风琴中；在头顶上某架飞机的胜利声中、在叮当声中，在奇怪的高亢歌声中，有着她所热爱的一切：生活、伦敦，还有六月的这一刻。”
当我们重读这本小说时，这段话会让我们激动不已，并且有了更强烈的震撼。伍尔夫生动地描述了拥挤的大都市，而我们自己城市的街道却空无一人，这感觉就像是一部奇幻小说。然而，克拉丽莎的生活乐趣中夹杂着一种潜在的恐惧感：“她总觉得哪怕只活一天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