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悦认为，孙卓案引发了广泛关注，已经成为拐卖妇女儿童领域的典型案例。她告诉新京报记者，她和家人都希望孙卓案能够成为推动法律完善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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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 编辑 胡杰 校对 刘越
▲4月7日，不少寻亲家长和媒体等候在法院外等待庭审结束。新京报记者 李阳 摄4月7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吴飞龙犯拐骗儿童罪、吴兆光犯包庇罪一案。受害者家属孙海洋和符建涛的母亲彭冬英均参加庭审，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中午12点，孙海洋身穿黑色T恤、背着双肩包走进法院大门。各地寻子家长聚集在门口，手举孩子的画像，高喊“加油”，一边声援孙海洋，一边借媒体传播寻子信息。“相信我们的法院，一定会严惩人贩子的。”被媒体和寻亲家长包围的孙海洋反复说道。
当晚七点，法院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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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庭审：
“嫌疑人表面认罪，没有表示出任何歉意”
4月7日19点10分左右，孙海洋走出法院后低头不语，说了一句“希望所有走失的孩子都能回家”，随后痛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孙海洋说，嫌疑人吴飞龙在庭审过程中就坐在他前面，翘着二郎腿。吴飞龙当庭承认自己拐走了孙卓，孙海洋追问：“我这么调皮的儿子连我都带不走，你是怎么把他带走的？是不是给他吃药了？”得到的回应只是“什么都记不得了”。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门口。新京报记者 李阳 摄符建涛的母亲彭冬英告诉记者，庭审的几个小时里，自己心很痛，一直在流泪。
孙海洋的代理律师姚克枫说，吴飞龙虽然认罪，但对于很多指控不认可，没有表现出歉意。因此，他们认为吴飞龙此举不属于法律上的认罪认罚。
孙海洋是电影《亲爱的》中的主角原型，他的儿子孙卓被拐于2007年10月9日。孙海洋回忆，当天，他正坐在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自家包子铺屋内打盹，妻子彭四英背对着门口切葱姜，4岁的孙卓到外面玩耍，过了一会便不见踪影。
彭冬英回忆，在同年12月，她4岁的儿子符建涛也在南山区某小区被拐走。
2021年，符建涛在山东被寻回，同年，孙卓也最终与家人团聚。
警方确认，吴飞龙是当年实施两起拐骗儿童案的犯罪嫌疑人。据南山区人民法院消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某龙于2007年10月9日、12月28日在深圳市南山区先后拐走被害人孙某、符某某，并将二人带至被告人吴某光的住处藏匿。随后，吴某龙将被害人分别交由其同乡或亲属收养。2021年9月27日，公安机关询问吴某光时，其作假证包庇吴某龙，称符某某是吴某龙的孩子。公诉机关提请以拐骗儿童罪追究吴某龙的刑事责任，以包庇罪追究吴某光的刑事责任。
孙海洋透露，他从警方处了解到，在案发当日，吴飞龙脚穿棕色皮鞋、手提皮包，在包子铺门前用玩具车拐走了孙卓。此后的14年，吴飞龙并未离开深圳，而是在此从事保安等工作。
在苦苦寻子的年月里，孙海洋在深圳的街道上四处张贴寻人启事。他说，吴飞龙就“一直活动在不远处，并且将偷盗的孩子窝藏于亲戚吴兆光在东莞的住处中”。彭冬英表示，在庭审中，她第一次知道吴飞龙在拐走符建涛后，还在自己所在的小区里上了两个月的班。
▲4月7日，开庭前，符建涛的母亲彭冬英与寻亲家长交流。新京报记者 李阳 摄为了向法院表达重判、重罚人贩子的诉求，孙海洋向吴飞龙提起民事诉讼，索赔包含精神损失费等在内的赔偿金共580万元。在采访的视频中，他表示：“就算没有钱赔，也要让律师一直追着找他，让他知道偷走一个孩子给一个家庭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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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争议：
到底涉嫌“拐骗罪”还是“拐卖罪”
在庭审中，被告人吴飞龙的行为涉嫌“拐骗罪”还是“拐卖罪”，成为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
2022年6月，检方在量刑建议书中写道：被告人吴飞龙、吴兆光的行为分别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2条、310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分别以拐骗儿童罪、窝藏、包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吴飞龙拐骗两个儿童，性质恶劣，建议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吴兆光系累犯，建议对其判处二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拐骗儿童罪”与“拐卖儿童罪”在定罪量刑上有所不同。《刑法》第262条规定：“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等加重情形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如何认定“拐骗”还是“拐卖”？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杨恩雄律师认为，如果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拐骗儿童的行为，主观上也是故意，起码构成拐骗儿童罪。如果能证明其存在出卖目的，则构成拐卖儿童罪。
河北厚诺律师事务所雷家茂律师认为，是否存在出卖儿童的行为是判断犯罪嫌疑人主观意图、构成何罪及社会危害性大小的重要判断因素。
雷家茂说，基于此，在司法实务中，办案机关若无法掌握犯罪嫌疑人售卖儿童的证据，比如嫌疑人拒不承认、未查获资金凭据、未抓获参与售卖的上下家等，不足以认定拐卖儿童罪的，可能会“退而求其次”地认定构成拐骗儿童罪。
姚克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拐骗”还是“拐卖”是本次庭审的两个关键词，关乎案件的定性和量刑，主要看警方能否找到收养人和吴飞龙之间的交易记录。但在庭审中各方并没有出具相关证据。
▲4月7日晚，庭审结束后，孙海洋（左）和代理律师姚克枫（右）接受媒体采访。新京报记者 李阳 摄孙海洋方认为，在本案中，吴飞龙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而不是拐骗儿童罪，只是时隔多年难以寻找交易证据。孙海洋强调：“无论拐骗还是拐卖，对我造成的伤害都是一模一样的”。
雷家茂说，值得注意的是，拐骗儿童与拐卖妇女、儿童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近年来，通过一些案件的曝光，这一话题引发大量网友关注。在社交媒体上，有些寻亲家庭也表达自己对失散亲人的思念及面临的困境，被更多人看见。网友同样关心：犯罪嫌疑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应当如何处罚？
雷家茂认为，应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对他们进行准确的裁量，确保定罪量刑的准确性。但是也应当重新思考罪刑是否均衡、是否符合社会现实需求，能否起到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威慑作用，以及对大众的警示教育作用，若否则需做出相应的调整。
杨恩雄律师建议，可以考虑加重对拐骗儿童行为的处罚。此前，拐骗儿童罪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和身体安全。但事实上，在儿童离开家庭后，家庭所遭受的伤害十分严重，特别是对父母的身心摧残，无法用金钱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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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现状 ：
希望孙卓案能够成为推动法律完善的契机
2022年6月，孙海洋一家人收到孙卓被拐案量刑建议书。孙海洋在微博提到，拿到量刑建议书时，自己手抖得不行，“为那些没来得及找回孩子就死去的家长发抖，为那些继续奔波在寻子路上的家长发抖”。孙海洋的女儿孙悦回忆，收到量刑建议书后，全家人十分震惊。此前，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吴飞龙肯定被判得很重”。在咨询律师后才了解到，“这是因为吴飞龙无法被认定为拐卖罪，只能是拐骗罪。”
开庭当天，孙悦在社交媒体发声。她在视频中说：“这14年是我爸爸的刑期，我妈妈也是以头抢地、流着血度过的，也是我童年的底色，也再不可追”。她认为，对父母来说，“坐牢都比过这14年要舒服”。
▲深圳南山区人民法院的开庭公告。新京报记者 李阳 摄孙悦说，还有更多寻亲家长正在度过“刑期”。无疑，孙卓回家给这一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但由于以前带头寻子的孙海洋不再全力寻亲，能提供的帮助有限。孙悦发现，他们比以前还要多了一分迷茫。
孙悦常常看到寻亲家长们来到孙海洋家中做直播，或是举着寻人启事的招牌，往人多的地方去，拼命地想被看到，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谁。他们不断收到举报线索，一条一条去核查，他们一次一次失望，但还在做下去。孙悦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他们在绝望中挣扎，却从没放弃。
2022年，孙海洋口述、孙悦执笔写了一本书《回家：14年又57天》，记录孙海洋漫长的寻子路。孙悦说，把这些年自己和家人的遭遇写出来以后，自己心里能轻松一些。这一年，全家人很少当面讨论案情，或许是害怕触碰情绪的开关。“不用说，我们也知道彼此在想什么，交流起来都是愤怒”。
孙悦在《回家》的后记中写道：“上世纪90年代，农民进城务工成为热潮，人口流动性剧增，全国各地爆发大量拐卖妇女儿童案。从内部看，重男轻女、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等落后思想观念是酿成悲剧的内因，而从外部看，法律存在漏洞，基层执法不严，户籍管理混乱，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在进步之中，比如2009年之后立案制度的明确变革。到今天，公众对拐卖儿童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度共情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落后的观念正在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
孙悦认为，孙卓案引发了广泛关注，已经成为拐卖妇女儿童领域的典型案例。她告诉新京报记者，她和家人都希望孙卓案能够成为推动法律完善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