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够：约翰·博格的金钱、商业、人生准则》，作者：[美]约翰·博格，译者：高源，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8月。
金钱腐蚀了专业机构
从传统价值观根深蒂固的旧时代，到价值观灵活多变、数据主宰一切、道德标准日益模糊的今天，最令人不安的一件事，就是专业机构慢慢演变成以商业活动为主的企业。就像权力会使人腐化一样，金钱也腐化了国家公共机构的正常功能。
但事情并非一直如此。40多年前，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享有盛誉的著名杂志《代达罗斯》意气风发地宣称：
在美国人生活的任何地方，专业都是绝对的主导。
但2005年《代达罗斯》夏季刊在重温这个主题时却说，专业主导的时间十分短暂。“从新技术普及到赚钱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我们的专业人士逐渐受到一系列全新的压力。”文章还说，“使命感的观念已经被强大的市场力量摧毁，那些市场力量太过强大，以至我们越来越难区分专业人士和那些拥有权力与资源的非专业人士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们先来想一想，当谈及专业和专业人士时，我们指的到底是什么。《代达罗斯》杂志的文章给出了专业的定义，文章认为，专业具有以下6个特征：
1.致力于客户的利益，以及社会整体的利益。
2.熟练掌握理论与专业知识。
3.拥有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技能，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经验和业绩。
4.拥有在道德不明确的情况下，以诚信正直做出道德判断的能力。
5.拥有从个人和集体的经验中有效学习的能力，能够从实践中获取新知识。
6.能发展出专业团队，监督和确保本领域的从业人员和专业教育人士的质量。
《代达罗斯》杂志又加上了一段精彩的话：“任何专业性的主要特征都是负责、无私和明智地服务……以及在专业人士与社会大众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道德伦理体系。”
约翰·C.博格（John C. Bogle，1929-2019），先锋领航集团创始人。被誉为“指数基金之父”；被《财富》杂志评选为“20世纪四大投资巨人”之一；被《纽约时报》评选为“20世纪全球十大基金经理人”之一；2004年入选《时代周刊》 “全球影响力100人”；被美国知名金融杂志《机构投资者》授予 “终身成就奖”。著有《共同基金常识》《坚守》等其他多部著作。
抛弃专业性带来灾难
提到专业人士，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和牧师。我认为，记者与受托管理他人财富的受托人至少在理论上也算专业人士。
然而，在很多专业领域，传统的价值观已经崩塌。这种情况发生的本质原因在于，现代社会过于看重精准计算的能力，其实这种能力并没有那么重要。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不仅对社会传统中人们对专业的信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摧毁了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专业行为规范。
遗憾的是，包括我为之奉献一生的基金行业在内的金融服务业似乎在这些有害力量的发展中都起了带头作用，这导致我们逐步丧失可信性。财富管理行业在过去是专业属性胜于商业属性，而如今专业却成为商业的附庸。
哈佛商学院教授拉凯什·库拉纳对专业人士操守的定义一针见血：“我要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榨取价值。”
经济活动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创造价值。价值是由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专业人士创造出来的，还有商品制造商、服务提供者、工程师、建筑商等等，但不是金融业创造出来的。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财富管理业从企业赚到的收益中提取价值，但是在追求自身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该行业似乎与专业性渐行渐远。
抛弃专业操守会带来严重后果，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
在公共会计领域，美国曾有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现在只剩最后“四大”了），八大会计师事务所从审计业务入手，一步步开始为其审计客户提供利润丰厚的咨询服务，它们成为管理层的生意合作伙伴，而不再是普遍遵从（如果不是严格执行）会计原则的独立而专业的评估者。
2003年破产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在它之前爆出丑闻的大客户安然都宣告破产了，这便是利益冲突关系带来严重后果的一个戏剧性的例子。
我并不是现在才开始关心这件事。我以前写过很多文章，探讨新闻业中商业价值观与专业价值观的失衡现象，即发行部的重要性逐渐凌驾于编辑部之上。近年来，美国几份重要报刊比如《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等，都陆续爆出丑闻。
司法界也未能独善其身。法律人士的专业操守过去一向很好，但今非昔比，声誉的威望敌不过金钱的诱惑。
医疗行业也未能幸免。基本的人道主义和病人的人文需求让位于众多主体的商业利益，比如，我们庞大的由医院、保险公司、药品制造商和药商，以及卫生保健组织组成的医疗保健综合体。
约翰·博格
乙方和甲方：锤子和钉子？
总之，与客户的专业关系已经越来越多地变成为与客户单纯的业务关系。
在所有服务用户都被视为客户的世界中，所有服务提供者都将成为卖方，换句话说：当服务提供者成了锤子时，客户就会被视为钉子。我很清楚，每种职业都有商业元素。事实上，如果收入无法覆盖支出，没有任何组织能够存活，即使是崇高的宗教机构也不例外。
但随着我们引以为傲的许多职业逐渐转变其传统观念，不再以客户利益为上，而是成为只追求竞争优势和利润的企业，依赖它们提供服务的人自然成了输家。
几年前，知名作家罗杰·洛温斯坦有过类似的观察，他感叹，那些源于古老世界的观念，比如诚信、道德，还有对顾客忠诚的“加尔文主义者的正直”正在消失。
他写道：“美国的专业机构已经变得过于商业化……会计师事务所竟然赞助高尔夫球赛。”而且，他可能还会补充说，共同基金经理不仅在做同样的事情，还会买下体育场的冠名权！他总结道，“争取专业独立性的战争永远都不会成功”。
资本主义改变了价值观
我们的商业企业也远离了传统的资本主义价值观。
当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兴起正是得益于企业家精神和冒险精神、筹集资本、激烈的竞争、自由市场、有效利用资本增值等因素。
然而，早期资本主义得以有效运作的核心是信任与被信任的基本原则。
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长期以来从未遭遇严重挫折。资本主义的有些问题源于道德层面的堕落，例如早期工厂里虐待工人（经常是童工）的现象。还有违反公平和公开竞争的规则等其他问题，例如石油托拉斯和昔日的强盗资本家。
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问题则是：对资本主义结构本身的侵蚀。不仅仅是“信任与被信任”越来越不重要，连企业的所有权人在系统的运行中都变成了次要角色。
CEO的薪酬：多少才够？
今天，“一笔巨款”已经不足以形容企业付给高管的薪酬了。造成这种情况的是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即委托代理问题以及新股东对股票短期持有的策略。
商业价值观与专业价值观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金钱所扮演的角色。从商业角度来看，钱是越多越好，然而从专业角度来说，钱的重要性远不如道德标准与社会服务。
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如今已经高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但这些CEO到底对经济贡献了多少价值？我实在看不出来。我在《为资本主义的灵魂而战》中，也对这个问题下过结论：
《为资本主义的灵魂而战》英文版书封。
1980年，CEO的平均薪资是一般职员平均薪资的42倍;
到了2004年，这个比例上升到280倍（2000年达到了531倍的峰值）。过去25年，以现行购买力计价，CEO的薪资整体上涨了差不多16倍，与此同时，普通员工的平均薪酬才勉强增加了一倍。
然而，如果用1980年的货币购买力推算，普通员工的平均薪酬每年只增加了0.3%，仅仅是勉强糊口。可是，CEO的薪资却以每年8.5%的速度增加，他们的薪酬在这段时间内增加了7倍以上。
薪酬增长的合理原因应该是CEO们为股东创造了财富。但是，如此的增幅与他们创造出来的价值是否匹配？平均而言，非常不匹配。
扣除物价因素，企业利润总额的年增长率仅为2.9%，而以美国GDP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增长率是3.1%。在企业利润总额增长率并不乐观的情况下，2004年CEO的平均薪酬怎么会达到令人咋舌的980万美元呢？这真是这个时代的难解之谜。
最近几年，很多公司的股票回报率几乎没有增加（通常还减少了），然而，CEO的薪酬依然保持着很高水平。理由是什么？前面提到过，美国企业的收益多年来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一直相对稳定，并没有明显增加。所以，企业业绩并不能作为加薪的借口。更何况，CEO的薪酬以前是普通员工平均薪酬的42倍，2004年却暴增到280倍，如今更是涨到一般职员平均薪资的520倍，高达1880万美元，几乎是2004年的两倍。
如果CEO作为一个群体其能力是（甚至肯定是）普通的，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他们薪酬暴增的现象？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的薪酬反映了一种趋势：不管哪一行，只要是能力最强的，或是运气最好的，其薪酬上涨的幅度都很大，例如电影和电视明星，职业棒球、篮球和足球运动员。明星运动员和影视红人的薪酬当然是天价，但他们的薪酬都是直接或间接由粉丝买单的，而且球队或电视台的老板也都心甘情愿地从口袋里掏钱付给他们（因为这些明星帮他们赚了大把钞票）。
这个交易很公平，相较之下，CEO的薪酬由董事会支付，但并不是董事们自掏腰包，而是拿股东的钱来支付。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在美国现行投资体系下，委托代理问题有多严重。我们只关注商业经营，不关注专业操守。
问责形同虚设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股东对CEO的薪酬基本上没有话语权。
本杰明·格雷厄姆很久以前就谈过这个问题，他的看法很正确。他发现，就法律权利而言，“股东才是老大，只要经过多数股东同意，股东就可以聘用或开除高管，他们也可以要求高管按照股东的意愿行事”。
但是，从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角度来看，“股东跟废物没什么两样……他们既不精明，也没有警觉心……不管高管过去的业绩有多糟糕，只要是高管们提出的建议，他们就会像小绵羊一样乖乖同意”。格雷厄姆的这番话写于1949年，当时看来很有道理，放在今天依然适用。
由于股东缺乏对董事会的问责，委托代理问题主要通过三种形式渗透到公司的治理体系中。第一，是拿着高薪且整体上控制了全美上市公司股权却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的基金经理。第二，是基金经理面对的利益冲突，一方面，他们受基金投资者和退休基金受益人之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负责募集和管理基金与退休基金账户名下的资产，后者能带给他们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前者只是责任。第三，绝大多数基金经理都不再秉持长期投资的理念。从逻辑上来说，长期投资就需要密切关注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而现在他们只关心短线，持有一家公司股票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年（这在逻辑上导致他们对公司治理问题漠不关心）。
有个办法也许可以解决这三个问题：允许股东对CEO的薪酬进行非约束性表决。这个办法的执行成本可控，还能强迫实际掌控美国上市公司的基金经理们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为了增加全社会的福祉做个尽职的企业公民。
内在价值并非股票价格
应该没有人会对CEO的薪酬随着公司股票上扬而水涨船高感到惊讶，毕竟在CEO的薪酬结构中，期权占了很大比重，如此一来，CEO的薪酬不跟着股价一起增长才是怪事。
但对于这种把CEO薪酬与股价挂钩的做法，我非常不认同。我们都知道，股价在短期内的波动尽管可以体现为具体的数字，但并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的价值。CEO的业绩评价应该建立在长期持久的企业内在价值的基础上。这种内在价值虽无具体数据可循，却是实实在在的。（这是个悖论。）
基于企业内在价值的变动对CEO进行奖励要合理得多。比如，我们也许可以根据企业的盈利增长、现金流（更重要但也更难操控）、股息增长等指标决定CEO的薪酬，我们也可以用同行业、上市公司整体（例如，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所有成分股）的资本回报率作为参考来决定CEO的薪酬。不过，这些测量必须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进行。
此外，只有达到某种最低要求回报率，超过公司资本成本时，CEO才能拿到奖金。当然，要达到这些目标极富挑战性。但是，勇于面对挑战，不正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吗？
约翰·博格
只有资本家能杀死资本主义
所有在商业世界担任负责人的人，都有责任为企业和行业建立不打折扣的专业原则，也应该维护、保障并捍卫这些原则。我们如果做不到（近年来经常如此），社会上就会弥漫不满的情绪，社会的弊病就会变本加厉。知名金融家费利克斯·罗哈廷对此的认知比我更深入。罗哈廷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前执行董事，深受大家爱戴。他几年前在《华尔街日报》上说：
我是个美国人，也是个资本家，我相信，市场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制度。但是，市场资本主义必须是公平的，必须是规范的，也必须是合乎道德的。近年来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金融资本主义和现代科技因人类赤裸裸的贪婪而遭到滥用，变得毫无节制。能够杀死资本主义的，只有资本家。我们的经济制度不能再忍受近年来经常可见的这种滥用，也不能再忍受我们今天看到的金融和社会的两极分化。
今天，我们过于重视商业而轻视专业。商业标准已经凌驾于专业标准之上，这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已经在企业和金融市场中见识到了。我们也不应否认，企业的首要任务是赚取利润，但是，我们应该要求企业以专业的道德操守来经营。我们的社会需要重拾40年前在这个国家盛行的、对我们的社会有着巨大影响的专业价值观。
撰文｜约翰·博格
摘编、编辑｜李永博
导语校对｜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