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龙彦曾经学习过德语和法语，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主动翻译、介绍法国异端文学和哲学；对萨德、布列东、巴塔耶、阿尔托作品与思想的引介，在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对色情、志怪文艺的兴趣以外，他在神秘学、博物学、艺术学、宗教学和风俗学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辅之以精神分析、符号学及结构主义等前卫哲学理论，创作了诸多不易归类的有趣文本。
这些文本在当时语境中显得非常前卫，不仅因为其中蕴含的“异文化”内容和新锐理论，写作方式和文体形式也极具挑战性。直到今天，我们也很难准确地描述其写作类型，既有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系统化的考证，又有强烈的主观叙述和抒情色彩，写法上变化莫测：小说像文化随笔，随笔像史学论文，史论专著像虚构文学。总之，他是一位文体和叙事的魔术师。他的独特才华吸引了诸多关注，三岛由纪夫、寺山修司、押井守、高桥克彦等日本战后重要作家和艺术家十分推重他的作品。最近，后浪出版公司又出版了他的《恶魔幻影志》，涩泽中译本又多了一个。这本算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写法上相较后期较为“规矩”和“朴素”，是“恶魔学”在日本文化界引起关注的重要文本。
《恶魔幻影志》，[日]涩泽龙彦著，王子豪译，后浪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1年10月版
作者｜王鹏杰
（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教师，从事艺术创作、批评、理论研究及策展等工作）
涩泽风范的初成
《恶魔幻影志》是涩泽龙彦1961年所写的八篇文章合集，1978年结集时在原文基础上又增添了四十几页内容，扩展为九篇文章。整本书的主要线索非常清晰，围绕“恶魔”形象的起源、发展和变异展开，基本按照线性时间顺序来叙述；从原始人类时代谈起，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末期，基本涵盖了我们通常理解的西方古典时期。在论述过程中，涩泽并不局限于西方历史框架之内，其他非西方区域也被拿来与西方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比较，其中埃及、中东、印度、中国和日本等古代文明尤被重视。当然，在涩泽的视野中，“恶魔”这种事物在西方文明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此全书大部分内容集中于对西方前现代历史文化的讨论。“恶魔”之所以引发他的巨大热情，主要归因于“恶魔”的变幻总能打破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刻板认知。每一次历史文化的剧烈变动，都会以意外的方式极大地改变“恶魔”的形象和涵义。在涩泽看来，“恶魔”成长和变异的驱动力，来自基督教内外的正统与异端之争。前基督教时代的古希腊、古罗马等西方文化，古印度、古阿拉伯及古代亚洲等西方的异文化也参与到“恶魔”的建构进程中来，极大地拓展了“恶魔”的变化潜能。
写此书时涩泽三十出头，不仅热爱“恶魔”文化，还展现出对异端美学的强烈兴趣。此外，他对神秘主义、超现实主义、人类潜意识、妖怪奇谭的嗜好也暴露无遗。可以说，涩泽文学的基本特征此时已经成型。本书涉及的一些话题，例如靡菲斯特、博斯、冥界、死亡、梦幻世界，在他后续的作品中有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此时的文风，虽不像他后期作品那么妖艳迷幻，却也因为大量的妖魔意象而颇有奇幻味道。这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史论著作，随笔式的神采和机锋俯仰皆是，会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淡忘了这是一部论著。正当我们以为在读充满意趣的杂文时，大量的史料、严谨的阐释又让我们感受到此书的学术面向。这种阅读体验在他此后的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此书可算作龙彦文风的初成之作，在语言、叙述、质感及理念方面皆达到成熟境界。
为魔鬼的世界理出头绪
在东亚艺术史研究传统中，魔鬼主题在很长时间里是被遗忘的。这或许与魔鬼概念主要发源于欧洲及阿拉伯区域有关，也可能与东亚主流文化传统对异端事物的不屑和压抑有关。此外，还应该意识到，艺术史学是西方舶来品，对于亚洲而言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现代学术和艺术都是遭遇现代性的产物。无论中、日，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史学科都是20世纪以后才诞生的。在创立之初，自然重在夯实学科基础，如饥似渴地从西方原产地吸纳艺术史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风格、形式、图像、实证这些基本概念被本土学者理解、掌握，便用掉了大半个世纪。相比中国，日本的艺术史学科建立更早，成长更为迅速。大约到20世纪30年代，学科的基本规范和方法体系已走向成熟。日本艺术史学界比中国更早注意到对本土“妖怪”和西方“恶魔”形象的比较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学者对西方“恶魔”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非常碎片化的，尚未形成清晰的框架性理解。在艺术史学界以外，西方“恶魔”形象和系谱对日本普通民众来说还相当陌生，相关知识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战后日本少有人问津。在这种背景下，就更容易理解涩泽“恶魔”艺术史的文化冲击力和历史意义。
魔鬼世界来自主观妄想，涩泽是一个对僵化机械反映论（精神完全是现实物质世界的反映）嗤之以鼻的神秘主义者，他描述魔鬼的历史牢牢抓住了精神史的内在脉络。魔鬼的每一次形态与意义改变，都与当时的思想运动和心理机制脱不了干系。人类的好奇、恐惧、战栗、渴望、祈盼会以诡异的方式在人间创造出不断变化的“恶魔”。涩泽能如此清晰地梳理出魔鬼的系谱，归功于精准把握了西方（但并不局限于西方）宗教史与社会思想史交叠的关键性事件，比如二元论思想结构的出现、北欧民族与罗马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地狱与炼狱观念的兴起、三位一体与反三位一体结构的对峙、《启示录》的出现和流行、教会与异端教派的反复拉锯、罗马教廷与东方教会的分歧、黑死病肆虐欧洲大陆、龙的意象的成熟、方济各会天主教托钵修士引领的苦行风潮等。除了对思想事件之间关联的主动探索以外，涩泽充分运用了图像学和风格比较等艺术史研究方法，用图史互证的方式让人信服地阐释出魔鬼在不同时代中的个性。涩泽充分理解一切怪异之物皆是意识和潜意识的表征，脱胎于人类精神历程的种种内在生产活动。
图像学、艺术史、观念史与后现代主义
涩泽很有可能是日本最早同时掌握符号学、精神分析和图像学的作家，他充满冒险和实验精神的文体学探索又激发了后结构主义意识。这些对于涩泽来说，不是习得的理论技术，更近似于某种天赋。他的天赋还不止于此，对于视觉艺术作品（比如绘画和雕塑）的造型趣味和形式主题异常敏感。他所选择讨论的艺术作品，不仅以其异样造型满足了作者的猎奇心态，而且在艺术的完整性、表现的独特性方面也堪称时代同类作品中的典范。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美术作品在当时并不受人关注，涩泽在进行图像分析时从未亲眼见过任何原作（甚至尚未到过国外），却能洞察作品中很多精微的处理，可见艺术感受力之强。
还有一点颇值得强调，涩泽的博学让人震惊，这可能与他痴迷博物学有关，他所敬仰的学者也往往是各个时代的博学者。博物学现在看来并非一个严格的现代学科，几乎包含了天文、地理、生物、风俗、历史、宗教、工艺、科技方方面面的知识，涩泽取道博物学接触到异常丰富的文献和图像资料，再加上文学和哲学方面的广泛兴趣和惊人悟性，成为纵贯东西、古今学问的思想者。在图像学分析时，他能明察秋毫地指出“恶魔”图像在不同时代的复杂寓意，又能发觉这些眼花缭乱的符号与历史动向的隐秘关联。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化学者，但其博学程度恐怕大多人文学者也只能甘拜下风。这样的学识，使他可以娴熟地将图像分析与观念史梳理结合得自然圆融。
不同于专业的艺术史写作，涩泽这本“恶魔”艺术史突破了风格史的束缚，也不拘泥于简单生硬的艺术社会学，而是从神秘学传统进入，通过古典宗教和社会观念史多条线索的搭建，进入魔鬼产生模式的机制分析。作者既考虑到基督教神学，也考虑到异端神学及神秘学对“恶魔学”的贡献，对多种文化体系的追究决非浅尝辄止，而是深入到其思想体系内部。例如，在泛基督教神学系谱之内，犹太教经典《塔木德》和卡巴拉主义（希伯来神秘哲学）、《圣经》的旧约思想、《启示录》思想、新教观念都被频频提及，作者对以上思想做出了联动式的生动解读。为了解释不同时代、地域魔鬼形象的符号含义，他动用了各种知识，却又不止于学究般的掉书袋，能保留住审美直觉。神秘主义者必然非常尊重感觉，为了让自己的感觉能以让人信服的方式被诉说，他的举证和论述通常是清晰而严密的。当然，关于“恶魔”的文献毕竟长期处于主流史学视野之外，相关的研究总是与巫术、炼金术捆绑在一起，因此总被简单理解为一种迷信之学。读了这本书，读者会发现“恶魔学”显然不是迷信之学，其实是在提供有关人类幻想和幽暗意识的惊异卓见。
涩泽龙彦的手稿
涩泽采取一种开放的现象学观念，他引用恩里科·卡斯泰利的话，视恶魔性事物是“表现为纯粹攻击性的非存在”。涩泽通过众多案例得出结论：魔鬼是流动、迁移之物，不断在不同领域中穿梭着，它的存在方式就是变幻和运动。例如，魔鬼与天使必然的斗争性和冲突性在某些时刻也会变得模糊，魔鬼与天使之间有时难分难辨，甚至会发生角色转换。魔鬼的形态深受二元结构的塑造，它总是对应着某种与之相应或相反的对象，但其面目从来没有稳定存在过。它常常被认为是恐怖、死亡的使者，但在欧洲中世纪人民极端恐惧心理的驱动下，却也可演变为被期待、迎接的对象。它虽产生于人的内心深处，却既非人类内部的事物，亦非客观存在的事物，通过“榨取客观性以达到过剩状态”，过剩又成为魔鬼不断在人类内、外往返穿行的动能。
这类目光与认识，与涩泽所持有的一种后现代主义世界感觉有关。战后日本，最早使后现代主义博得大众关注的理论家是浅田彰，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日本后现代哲学的主要奠基者。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些思想家和学者领悟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精髓。比浅田彰大29岁的涩泽以神秘主义把握符号学，进入了类似后结构主义的思想领域，形成了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深刻批判和质疑。在本书中，涩泽通过暗示和论证，透露出对理性世界的不信任，松动了视万事万物皆合乎理性的现代思想惯性，并表达出对非理性精神的礼赞。他崇尚不确定性、运动性、颠覆性的价值，并以此作为体验世界的根本感觉方式。在《恶魔幻影志》中，这种后现代式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已展露雏形。三年后他写出了《梦的宇宙志》，这标志着涩泽式的后现代世界观走向成熟，精神质感更显出独特、异样。
《梦的宇宙志》，[日] 涩泽龙彦著，蕾克译，新民说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尾声：另类志向
涩泽是日本现代异端文化的重要开拓者，也是弘扬异端美学的先驱，用逆反社会现代性的方式批判、质疑现代文化的单一性。他的写作之所以充满魅力，除了卓越的文学感觉、让人震惊的非常规知识体量之外，充满异端色彩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或许是更根本的原因，尤其在集体主义文化较强盛的东亚文化圈中更为凸显。就这本书而言，“恶魔”这一主题被如此生动、精彩地讨论，为深受工具理性毒害的“单向度的人”展示了另类的全新世界。在东亚世界中，主流文化对鬼怪一类东西的论述相当抵触、抗拒，况且战后日本处于国家重建和剧烈转型的社会浪潮之中，少有人在意魔鬼的艺术。涩泽在如此时代却对社会上如火如荼的建设与抗争运动漠不关心，潜心沉浸在魔鬼和梦幻的神秘世界中。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对任何主流的东西（包括安保运动时代受革命气氛感召的青年激进行动）皆本能地反感，常常做出与社会主流规范、认知相冲突的行为。就在写作本书的同年，涩泽在与现代思潮社社长石井恭二因《悪徳の栄え》（恶德之荣耀）的出版被法院起诉，理由是涩泽翻译的这本书有悖日本社会主流伦理观念。这场诉讼长达9年，成为轰动日本社会的著名事件。涩泽对这场漫长的官司持超然态度，表示输赢并不重要，只要吵闹得有趣就好。1969年他被判有罪，被罚交纳七万日元，他又以玩笑口气表示，被罚区区七万元，简直是被法庭戏耍了，其鄙视常俗的人生态度可见一斑。
他在研究和写作中，对色情、恐怖、神秘、畸形等主题用力犹深，这种美学趣味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将世界上所有“合理”的陈规视为虚妄。在本书中，他积极为作为异端的魔鬼立传，在我们熟悉的价值观之外建构具有超越性的另类世界观。尽管本书可视为一本艺术史专著，但涩泽无视学术界的陈腐规矩，没有把它当作学术专著来写，极为重视自身的直觉和想象，甚至为了表明这些想象足够可信而创造性（也富有争议）地组织论证材料。他的写作具有显然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却并非为学术界而写，也非为文学界而写，纯粹是为自己迥异于时代的旨趣而写。通过讲述“恶魔”的故事，为读者理解更为复杂、幽深的现实世界探索新的路径。从他此后的作品中，读者能发现他最大的写作动力是满足自己的兴趣，“有趣”对他而言几乎等同于生活的意义。他之所以对异文化情有独钟，或许是因为异文化意味着走向无限的奇妙开端，它总是处在某种边缘地带，总是游荡在理性认知、科学论证的世界之外，不会因为在“知”方面的不真实而被知识淘汰，它的更新潜能不会被耗尽。异文化的探索之路是没有止境的，从而使与之亲近者的生命意义也变得叵测起来，充满未知。
作者｜王鹏杰（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教师，从事艺术创作、批评、理论研究及策展等工作）
编辑｜走走
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