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大院》编剧王小枪：最大限度呈现当下中国的县域政治生态_

12月22日晚，电视剧《县委大院》正式收官。

该剧讲述了光明县委书记梅晓歌面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克服艰难险阻，为建设心目中的美好家园不断努力的故事。

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电视剧，该剧在国家广电总局的指导下完成选题、立项、剧本创作与拍摄制作。编剧王小枪为了创作真实，曾深入江西大余县委大院体验生活了近五个月。

“我遵循一个写作原则，就是最大限度真实呈现当下中国的县域政治生态。”大结局当晚，王小枪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谈《县委大院》的创作历程。他说，“希望通过这部剧，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无数扎根一线、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干群之间互相理解支持，很多事情就好办得多。”

编剧王小枪（受访者供图）

谈创作“通过几个月体验，接触时间长了，了解得多了，基层干部的更多面向就出来了”

新京报：写这部戏的起因是什么？

王小枪：在重大时间节点，像建党百年、党的二十大等，广电总局都会主抓一些重大项目。我是去年年初接到了《县委大院》的创作任务。一开始我还挺犹豫的，因为我对县委大院基层干部不太了解。当你不了解一个群体的时候，你所有的想象往往都来自于既往你的知识积累或影视碎片。后来经过协调，去年5月15日我去了江西赣州大余县体验生活，在县委大院待了差不多五个月时间。

新京报：体验生活时主要做哪些工作？

王小枪：这五个月里，我主要做两方面的工作。对内，我列席招商调度会、环保整治会等一系列会议，帮助一些干部做点儿辅助工作，借此观察县委大院的运作逻辑，了解县委大院的工作流程。对外，我一趟趟往乡镇、行政村跑。大余县地势复杂，既有山区又有平原，还有湍急的河流，各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我就一直在乡下观察农村生活。

以前创作时，我和反扒大队一起抓过小偷，在医院急诊科值过夜班，在民事法庭观摩过法官，但我去江西之前没有体制内工作的经历，所以我对县委大院是完全陌生的。我以前对基层干部只有一个印象，就是一起开会听他们发言汇报工作。通过几个月体验，接触时间长了，了解得多了，基层干部的更多面向就出来了。

剧中有个场景是乡镇干部乔胜利与县委书记梅晓歌一起工作时，正碰上乔胜利老婆打电话过来“骂”他，对乔胜利说了一些狠话，实则是心疼他工作太拼太累，刀子嘴豆腐心。这确有其事。有一次一位乡镇干部接到妻子电话，声音很大，我能听到他妻子的抱怨、数落等复杂情绪。过了一会儿，他母亲打来了电话，又过了一会儿他接到了孩子班主任的电话。这位乡镇干部不同的面向，就像“万花筒”一样在我面前展开，真实鲜活。

新京报：你怎么看这段经历？

王小枪：这段经历对我的创作很重要，也很关键。我近距离和他们交流，跟他们一起上班，观察他们如何接待村民上访，化解矛盾，知道基层干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除了工作，还了解到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些细节全面展现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生活状态，打破了外界对基层干部的刻板印象，让他们更接地气，也更真实。

我刚去时，正赶上汛期，连续下了十几天雨，没见过太阳。有次下乡遇到山体滑坡，山体直接冲到了农户家里，满屋子全是泥巴，当地的汛期超出了我的想象。在我固定印象中，遇到这种事情老百姓肯定会表现得惊天动地或痛哭流涕。这一幕没有出现，而是当地村干部和老百姓沟通，说“盖房时我就说不要离山体那么近，要尽量往前建。我说什么你也不听，你搞得过大自然吗？”村干部没有用“尊重科学”这样的字眼，一句“你搞得过大自然吗”很生动的地方语言，让干群关系活灵活现。这段经历也是我写光明县委班子下乡防汛、抗洪的主要体验来源。

谈剧情

“这是一部群戏，重点是突出县委大院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日常”

新京报：该剧核心是讲县委大院里的具体工作日常，以及里面这一群人的喜怒哀乐。与周梅森老师的《人民的名义》等政治剧相比，你认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王小枪：不管什么题材，我总是希望创作上要有创新、有自己的风格。创作时，我首先考虑的不是这部剧是主旋律还是其他什么题材，首先要考虑怎么更成功地去塑造人物，让人物形象更动人，把故事讲好。从题材来看，《县委大院》和周梅森老师的政治题材不属于同一类。

去江西体验生活之前，我也不知道《县委大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风格，我带了一张白纸去。在江西我见的越多、听的越多、想的越多、受到的启发也越多，人物在我脑海中慢慢活起来了，比如妇女主任是什么性格、县长艾鲜枝什么时候会批评人等等，这些越来越清晰。五个月后我回北京，我知道这部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男主戏，而是一部群戏，重点是突出县委大院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日常。

剧中县委书记梅晓歌与妻子乔麦的关系，我推演过很多可能性，最后设置成两人是同学关系、有很好的感情基础，但都忙于事业，不怎么见面。整部剧的人物关系百花齐放，不呆板也不生拉硬套，呈现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性。

《县委大院》剧照（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开头两集就是拆迁、上访，这是干群矛盾最突出的事件，引发观众热议。这种设计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小枪：从人物小传开始，到故事大纲再到分集，我都遵循一个写作原则，就是最大限度真实呈现当下中国的县域政治生态。经历过城镇化，我们都知道拆迁、棚户区改造是县城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正在发展的光明县当然也必不可少。当然，拆迁只是一个单元事件，后续剧中还涉及招商、医改、税收等等现实问题，城市发展遇到的不同面向问题，剧中都有呈现。

新京报：有评价认为，剧中开头一些群众的形象比较负面，成为县委工作的绊脚石。你怎么看？

王小枪：这只是电视剧开头占比非常少的片段，在后面剧情中，正面群体陆续出现了。从电视剧创作规律来看，需要把矛盾冲突比较突出的剧情往前放，而不能单纯地评判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说实话，现实中什么也不说上来就闹的确实不多，凡事都逃不出一个“理”字。

谈人物塑造“首先要突出人物的立体性和多面性，不要‘脸谱化’”

新京报：县委书记梅晓歌在现实中有原型吗？

王小枪：这个没有绝对的原型，而是我把许多人物的特质拼到了梅晓歌一个人身上。在我的定位中，梅晓歌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其次他才是一位县委书记，这个顺序不能乱。

他身上既有理想主义，又有亲和力，愿意与群众面对面，很多体制内朋友觉得，梅晓歌就是我们身边的县委书记。我在大余县时，时任县长喜欢晨跑，梅晓歌就有晨跑的习惯，但他爱吃辣椒丝的习惯又来自另外一位县领导。塑造人物就是要博采众家之长，这是我的创作经验。不管是县委书记、县长、医生、警察还是间谍，首先要突出人物的立体性和多面性，不要“脸谱化”，大家一看就觉得这是一个真实人物而非胡编乱造，那故事情节也就真实可信了。

新京报：剧中有对乡镇基层形式主义的反映。据你观察，哪些问题比较突出？

王小枪：开会多是基层干部吐槽比较多的。现在技术这么发达，一个邮件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一些地方还是会开会层层传达。文山会海、应付上级检查等等，基层确实面临很多形式主义的问题。

新京报：《县委大院》其实抛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县域要怎么治，二是县官要怎么当。如何理解一县主官与当地发展之间的关系？

王小枪：去江西之前，我不知如何下笔，就把《县委大院》当成职场剧来写，把县委当成一个公司，把县委书记当作公司带头人，基层干部之间都是同事。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认为对于一个县的主官来讲，责任心非常重要。剧中我设计了吕青山、梅晓歌两任县委书记先后重复了同样的台词，“有一天啊，咱们老了，回到了光明县，走在街上，横竖那么几条街，走走看看，我们可以跟自己说，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才搞好的。”这几句话和我的创作心态相似，也说出了县委书记与县域发展之间的关系。

新京报：体验生活时你和大余县委书记、县长交流多吗？

王小枪：平时的交流非常多，但是关于剧本创作的交流很少，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要写成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在食堂吃饭，大家闲聊，问我怎么写，我说我真不知道，大家认为我挺保守。但我真没想好要怎么写，会写成什么样、成片会是什么样，当时一头雾水，还在慢慢积累素材。

谈基层干部年轻化“新鲜血液正在挑起基层的大梁”

新京报：你怎么看基层干部年轻化？

王小枪：我知道国家对干部年轻化有规定，但确实没想到现在基层干部年轻那么多。我接触的乡镇干部中有很多“90后”，他们刚大学毕业，有文化，又吃苦耐劳，选择扎根基层，跟他们聊天也会顺畅很多。这是近年来乡镇的一大变化。在剧中我也塑造了像肖俊学、林志为等这样的年轻人，这些新鲜血液正在挑起基层的大梁。

《县委大院》剧照（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谈到林志为，他是县委大院的新人。为何要安排这样一个角色？

王小枪：林志为是帮助观众了解县委大院的一个窗口。现实中，观众其实对县委大院是很陌生的。林志为作为进入县委大院的新人，融入体制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他像导游，通过他的台词，带着观众了解县委大院，从人员构成、职责分工再到人际关系，让大家明白县长联络员每天要干什么、县政府办每天是如何运行的等等。

谈“干群关系”“干部要多站在群众立场考虑问题，相互理解，干群关系就会变好”

新京报：县域政治脱离不了人情社会，电视剧没有回避这一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小枪：我从小在一个小县城长大，对这一点我感同身受。比如我在县医院上班，去了趟超市，收银员可能是我初中同学；去了小饭馆，老板可能是我小学同学。县城熟人社会，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之间讲究人情世故，这也是沟通干群关系很重要的纽带。在剧中，乡镇干部乔胜利就很会利用人情规则来沟通，这是真实的社会生态，不能回避。

新京报：做好“干群关系”，你认为最关键的是什么？

王小枪：所谓“干群矛盾”，其实就是立场不同，干部有干部的立场，群众有群众的立场，这两个立场经常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还会有矛盾。这就要求干部要多站在群众立场考虑问题，相互理解，干群关系就会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