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儿子，这是金晓宇生命中最核心的两重角色。但直到即将跨入“知天命”的年纪，他在失衡与自洽间不断摇晃的小世界，才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
“你们能不能写我儿子的故事？我儿子是天才，他现在精神病院里。他妈妈今天刚走了。”2021年11月的一天，一通从杭州殡仪馆打出的电话，掀开了这个“隐秘世界”的一角：20平方米的房间里，饱受躁郁症折磨的金晓宇，自学英、日、德三门语言，陆续译作22部，却始终为孤独所埋没。
少年时期的金晓宇（左）与父亲金性勇的合影。受访者供图全网关注之下，“天才译者”的称号被广泛传开，父子二人经年的生活节奏，也悄然发生着改变。让父亲金性勇最感欣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儿子似乎与社会有了更密集的缝合，“他以后的生活应该能有所保障。现在，就连菜市场卖菜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翻译家。”
自述文章《我们的天才儿子》刷屏全网一年后，2023年1月，新京报记者回访了这对父子。言谈中，金晓宇很少谈及自己的病情，他更在乎的是被急迫感追击的时间——既是陪伴也是支撑的父亲年事已高，而他希望自己能在60岁时，完成30部翻译作品。
为此，他跟父亲定下一场“十年之约”，并邀请记者见证，“10年后，我在，爸爸也在，我们一起看看共同努力的结果。”
时间的置换
一年时间，足以不知不觉地完成许多微妙的置换：2022年，新京报记者初次见到的金晓宇，一直侧身坐在父亲身边，他很少直面镜头，提问也基本由父亲代为回答；而现在，他会主动配合镜头，慢语轻声地谈起关于自己的一切。
只有触及核心的答案，始终没有改变——他说，自己不是天才，“‘翻译家’这个称号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得到的。”
文学翻译是一种需要足够人文修养、文学敏锐力和创造力的工作。它给了金晓宇一支桨，将他渡到语言的万千世界，又让他摆向跨语言交流的人文之桥。来去之间，60余万字的翻译作品，装载了金晓宇十余年的光景。
然而，清丽流畅的文学世界之下，堆叠的却是深重难去的阴霾：金晓宇6岁时，一支气枪射出的铅笔击破了他右眼的晶体，也打碎了他社会化的人生。此后，“只能斜眼看东西”的金晓宇逐渐厌学，高中时，又患上了“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每年至少住院两三次。
童年时的金晓宇（右一）与父母、兄长的合影。受访者供图在抑郁与狂躁的极限拉扯中，他曾复读考入大学，又因病情反复发作辍学在家。囿于一室，他艰难呼吸，一度尝试吞大量药片来结束一切。
金性勇和妻子一直陪伴着儿子，跟他一起找寻出路。最终，知识给了金晓宇喘息的空间。“我妈妈以前总说，待在家里没饭吃。我想，既然这样，就学点儿本事，老话也说‘艺不压身’，多学些东西总是好的。”
就这样，金晓宇陆续自学英、日、德三门语言以及国际贸易、计算机编程，有时间的话，还会看看机械设计类的书。
“翻译的过程，我更多的是在享受。”渐渐地，在他的世界里，翻译成为一件最紧要的事。“有的时候也会感觉枯燥，就像驴拉磨一样，但把痛苦解决掉就是乐趣，而且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某种程度上，在杭州的这间老房子里，安静就代表着未受躁狂期横扫的安宁。长期服用镇静药物，让金晓宇长出了一张没有情绪的脸。经年的沉默中，22部几乎无人知晓的译作诞生了。他依然鲜少与外人接触，说话会结巴、不停搓手，只有面对父亲时才能放松。
2021年11月，金晓宇的母亲离世，彼时，金晓宇因为发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金性勇把关于儿子的故事写成信，寄给了《杭州日报》，文章一经刊载，随即在全网引发关注。
对于金晓宇来说，被更多人认识并熟知，让他孤独的翻译日常有了几分可喜的变化，比如，他因此结识了很多翻译界和出版界的新朋友，再比如，“一本出版社之前拖了很久的书，现在还没出版，先把稿酬给我打了。”
但对于金性勇而言，爆红带来的关注，无心插柳般地完成了自己的多个心愿：越来越多人关注儿子的翻译作品并给出了肯定的反馈；儿子被推荐加入了省翻译协会；得到专业的治疗后，儿子复明的右眼得以再次看清这个世界；儿子成为社区的一名志愿者，开始慢慢走出家门……
2022年5月，金晓宇（右一）参加社区志愿活动。受访者供图父子二人的小家，也陆续迎来一批批造访者，这让金晓宇觉得，家里似乎多了几分人气。尽管更多时候，这依然是那个他熟悉的“沉默的家”：父亲靠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沙发的三分之二被几摞书本占据着，在自己噼里啪啦的打字声里，父亲随手拿起一份报纸阅读，或是倚在书堆旁打个小盹儿。
十年之约
沉默模糊了时钟的刻度，一个个敲下的字符取代它们，成为生活节奏的新支点。2022年，金晓宇翻译的一部日文小说已经交稿，他正在翻译的《印加文明》，总共有540多页，目前已完成390页。
“（翻译）这个事情要坚持。我现在50岁，假如到了60岁再回头看，自己虚度的时光，追也追不回来了。”无法掌握极端情绪出现的规律，金晓宇只能继续跟躁郁症“搏命”，抓住一切可能的时间。
2022年，金晓宇在社区为他成立的“晓宇译角”看书，这个空间可以让他更好地进行翻译工作。新京报记者 齐超 摄2022年11月，金晓宇再次入院27天。疾病如同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忧虑依然如影随形，甚至于，“危机”的轮廓变得更加清晰。
“他怕像之前一样，出院回家才得知妈妈没了，他不想再经历一次这样的事。如果我也走了，他可能一辈子就住在医院里，出不来了。”在金晓宇一次次不甚明确的表达中，金性勇读懂了儿子的焦虑。
“现在不考虑这些事情。”他总会这样宽慰金晓宇，但每每说完，自己又会陷入不确定的恐慌中——他不知道86岁的自己，究竟还能陪伴儿子多久。
在寻求自洽的漫长岁月中，这对父子已经取得一种心领神会的平衡：除了照顾儿子的日常起居，金性勇更像是金晓宇的工作助手，帮忙跑邮政收外文样稿、翻译完打印样稿、寄出样书；近十年的时间里，他甚至会以儿子的名义与出版社编辑对接。
金性勇迫切地想给儿子“找个伴儿”。“人老了，遭不住病痛折磨，但作为父亲，我得照顾他的身体、陪他走下去。如果社区邻居能够帮他找一个对象，他们就可以相互照顾。”
“……在（他）生病住院的时候，在（他）出院回家之后。”尽管下意识念叨着“偏心儿子”的话，但金性勇相信，他期待的“互相照顾”并不是单向的——社区民警都知道，金晓宇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他妈妈去世前患有老年痴呆症，他会抱着他妈妈坐轮椅、去便池。”
面对“嫁娶”这个永恒的人类议题，金性勇忍不住像每个父亲那样，抓紧一切机会“点一点”儿子。当着镜头的面，他意味深长地看着金晓宇，“（躁狂期）来了就来了，也没办法。现在看，他非常尊重我；到犯病的时候，就是另外一副面孔。”
金晓宇埋着头，左手不停地揉搓右手食指，两只手不住地颤动。对于发病时的种种表现，他一直对父亲心存愧疚，尽管那种失控是他无法克制的。
期待是一种力量，近乎“威胁”。金晓宇开始学着再“逼”自己向前一步：“以前在家里摔东西，后来不摔东西了，但会出去打人。现在，我既不想摔东西也不想打人，就主动打110，要求警察把我送到精神病院。”
但未知始终代表着可能的变数，金晓宇争分夺秒，想要完成更多的翻译作品。他把对父亲身体康健的祝愿，“揉”进了父子间的约定：“我们一起坚持10年，到我60岁的时候，要完成30部作品。10年后，我在，爸爸也在，我们一起看看共同努力的结果。”
沉默的房间里，时间再次流动起来。2023年，金晓宇期待在完成《印加文明》翻译后，重新启动《拱廊计划》的翻译，“希望在爸爸88周岁之前，我能完成《拱廊计划》。”
新京报记者 薄其雨 齐超
校对 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