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他倒下了。那天，整个前线是那么的安静，乃至军队报告上只写了这样一句话：西线无战事。”
“他向前倒下了，好似在地面睡着了。把他翻躺过来时，你会发现他并没有遭受太多的痛苦：他的脸上呈现着平和与宁静，好像很高兴结束终于到来了。”
在翻译家朱雯先生笔下，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结尾尤显人生幽凉。这位在小说全文中都以“我”的第一人称视角展现于读者眼前的一战德国年轻士兵保罗·博伊默尔，在这最后之最后的段落中，变成了“他”。犹如置身事内的灵魂启航飞升，成了凝望自己的“上帝”。读者的移情机制，也在此发生360度的转移，男主人公的死亡，同时也令整部小说中透过他的眼耳手足感知到的剧变世界，随流闭幕，化为了一片空洞的虚无。
《西线无战事》，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著，朱雯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
这不仅是雷马克在行文到尽处之时完成的对战争本身的反思，甚至也是对人之生而为人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内在宿命的审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小说《西线无战事》问世十年后爆发，作品中涉及的战争本体与战争所置身的大时代，几乎惊人地同现实无缝重合。无论是在《西线无战事》小说、三个影视改编版本（最近的一个版本）或是近世以二战德国士兵为主人公的德剧《我们的父辈》中，透过士兵群像对他们被征兵入伍、开战前的迷惘、战后无可挽回的惨烈青春都有具体而微的投入与置评，这几乎成为与德国在战后对纳粹清算的力度一样彻底的无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西线无战事》的前两个影视改编版本，均是以英语作为对白主语言的，2022年的改编版本以德语面世，获得奥斯卡九项提名，似乎预示了将近百年来围绕这部小说与世界上从未歇绝的罪恶烽苗的讨论与注目更具普适性，雷马克笔下的悲悯与观照，同主人公博伊默尔的命运一起，成为不可磨灭的志念。
回到小说的开头，场景正是博伊默尔和他的战友们待在“火线后面九公里的地方”，与一个“脑瓜像番茄一样的炊事员”周旋，原定的一百五十人伙食量，因为一半人数的牺牲而变成了双倍。《西线无战事》诞生于全球文化推向现代主义步进的时代，亲历一战残酷炼狱的雷马克，以“数量惊人的英国重炮向我们袭击，对准我们的阵地不停猛轰，因此我们的损失十分惨重，只有八十几个人活着回来”这样简约的纯粹陈述，带出德军这支部队的状况，而以整整一页的篇幅，以近乎电影片头字幕式的白描，逐一介绍主人公和他的战友：“头脑最清楚的思想家”克罗普、“在炮火密集轰击的时候嘴里还念叨着无力定理”的缪勒、“坚强、机灵、狡猾”“嗅得出糟糕的天气、可口的食物和舒适的工作”的卡钦斯基。
小说抛弃了古典主义小说中连篇累牍的物理/地理背景与人物视觉书写，反而在以电影为代表的视觉新触媒狂飙的背景下，为读者建立了一幅轻松愉快的想象画面。这样从容的书写，彰显出的并非作者曲意卖弄技巧。随小说进展，读者很快将看到，小说笔锋完全不是单纯描写人的状态，而是将人放置在战场上无数的张弛时刻，令观众感受角色的切身呼吸。因此，《西线无战事》中，重要的并非后世由流水化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人物弧光”，文法形式趋向简约的直接出发点似乎也不是显示作者脑海中的新潮，相反，小说通篇都是冷静的，有时候甚至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在炮弹横飞的战壕中，作者的目光注目的是“有两只蝴蝶在我们的战壕前面蹁跹戏耍了一上午”，甚至看到“那是两只柠檬黄的蝴蝶，黄色的翅膀上有些红色的斑点”。小说甚至极其仔细地描写博伊默尔和卡钦斯基在夜晚偷鹅烤鹅的全过程。生理与生活赋予这些年方十九、已经对人间逐渐麻木的年轻人以物质与社会双重性质的内在重塑力，将本来可能是学生、工人、农民或各行各业的他们变成了最终连质疑自身都感到乏力的杀人机器，这是小说书写战场而始终保持“去类型化”的肃穆立场的必然选择。
电影《西线无战事》（2022）剧照。
显然对作者雷马克来说，战争生涯结束后的文化工作经历，决定了他在《西线无战事》选择的宏观视角，即是既跳出单纯的残酷性控诉，又着眼特定时代的特定荒谬，其间言说的，其实是荒谬性自身穿破时光的亘古不变，正是这一点，造就了小说的典范地位。雷马克在书中不断通过战场不同部位的视觉景观描摹，力图以“恭请”姿态，带引观众体会书中角色眼目心灵所及、本来值得眷恋的大千世界，燃烧的时代余烬不仅落在荒芜的战壕里，更细置于每一道装着带刺铁丝网的栅栏后面，每一个步履艰难前进的晨曦，每一口后方母亲准备的果酱以及每一个由清晰而逐渐变得模糊的青春梦里。
因此，小说的表层叙事平静，内在质感不断跨越感官限制，实际上流露出雷马克以极大忍耐力不断将自己的曾经沧海如绞肉糜一般揉碎的努力。于2022年爱德华·贝尔格导演的电影版本中，开场的一组空镜，展现远处闪动着火光的辽远山野、层叠密布的丛林、隆隆声里断续入眠的动物，最后才是尸横遍野的前线。这不啻是对雷马克原作最直接的礼敬。影片从自然的眼目开始，以冷色调的纪实化视觉语言结构描绘出其后所有战场上的情节，虽然在今人眼中，重复多少遍结局都不外乎是牺牲，但笔墨最终如何着落到“西线无战事”这样的荒谬残酷物语，依然是不同的改编者在不同的作者基调中需要具象落实的问题。贝尔格的电影在小说最后的书写场景后，令文本回归到“无言的山丘”自然空镜，仿佛也是对雷马克“一花一世界”笔触的直接回应。
百年前的雷马克选择让角色沉默，他亲历的世界已经不值得角色留恋。这个世界却一直记得雷马克和他塑造出来的众生，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外在于作者、读者甚至小说角色眼目的花花宇宙，永远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被文本观照，一而再，再而三，如同战场上少年们的非梦之梦一样。
文/独孤岛主
编辑/张婷 李永博
